行评价。评价者分为两组，一组告知照片上的人是企业家，另一组告知是一般管理者。结果表明：被描述为企业家的女性比被描述为一般管理者的女性显著地受到被试更好的评价，而男性没有产生类似的效果。这些结果就归于扩大效应：因为女人成为企业家比男人面对更大的障碍，所以实际上成为企业家的女人更受人瞩目——受到的评价被归因的扩大效应提高了。 3、 利害关系原则：
当行为者的行为影响了观察者本身，这行为也就与观察者产生了利害关系，会使观察者更倾向于作内在归因。回想我们的生活中，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人走路时踩了另一个人的脚，两人因此发生争吵，你可能过去劝阻说：天黑，路窄，在所难免啊（外归因）；若那人踩的是你的脚，你情急之下可能就会说一声“怎么搞的，这么不小心！”（内归因）。想想就是因为被踩疼的是你自己，牵扯到了自身利益。
琼斯做过这样的实验也证明了利害关系原则在发挥作用：在真被试中安排一个假被试，这个假被试是小组中唯一的失败者。在一种情况下，假被试的失败导致全小组的人都得不到奖金；在另一种情况下，其失败只使自己得不到奖金而不影响其他人所得。尽管假被试在两种情况下的工作业绩是完全相同的，但在第一种情况下，被试者们给予假被试者以更多不好的评价，如认为他们不可靠、能力差等。
4、共变原则：
共变原则即在多次观察下的归因，也称多线索归因。海德认为，任何特定的行为都是由很多原因共同决定的，应该在许多不同的条件下寻找特殊结果和特殊原因的联系。关于共变性原则凯莉已经在她的三维归因理论中有了详细的阐述，他将归因线索分为区别性、一致性和一贯性三个方面，再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推断行为的原因，这种多线索的共变模式我们就不再赘述。
三、归因偏差
1、基本归因偏差——都是性格惹得祸吗？
我们更倾向于把他人的行为归因于他们的性格倾向、人格特质或态度。当我们向大学入学处的职员寻求帮助时，他看起来那么没有人情味，态度冷漠，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冷酷的、不友好的人，而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他不得不整天接待陌生而满腹牢骚的学生。可能因为他的工作，而不是他的人格使他以这样的方式行事。然而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往往就会忽略这些潜在的外部因素，而把行为的原因直接归于他的性格因素，这种偏见如此普遍，以致很多社会心理学家把它称为基本归因偏差。
关于基本归因偏差还受到了文化因素的影响。很多研究都表明这种偏差在强调个人自由主义的文化中如西欧或美国、加拿大比强调集体成员合作、服从和依赖的集体主义文化中表现得更加普遍。例如Joan Miller (1984) 曾做过这样一个重要的研究，她请一些不同年龄的美国人和来自印度的印度教徒解释一些生活事件。她发现美国人更倾向于使用内部归因，而印度人则更会关注外部背景。比如一位美国人在形容一位剽窃学生观点的教授时说：“他是个自我中心的人，只关心自己”。而一位印度人对此的解释却是：“既然她是他的学生，那对这种情况也无能为力”。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2、行动者与观察者效应——为什么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 我们倾向于把他人的行为归于其内在特质，而把自己的行为用情境因素来解释。我们可以回想起自己小的时候，会不小心摔跟头，大人们可能边帮忙扶起你边责怪：怎么这么不小心！然而你总会觉得很委屈，因为路面实在是太滑了，书包又那么重，根本走不稳，你在心里抱怨：大人们总是这样?.. 其实大人对于你摔倒的归因体现出的就是行动者与观察者的偏差。
因为当事人总会意识到影响自己行为的许多外部因素，但当我们把注意转向他人的时候，就很少意识到。
在一项较早研究中，研究者们要求学生写一段话，内容是他们最喜欢与其约会的女性特点，然后从自己的最好朋友的角度对这些问题重新回答。根据在回答中行为被归因为内在特质的程度（如“我需要与能使我放松的人在一起”）、行为被归因于外部因素如女朋友的特点（“她很聪明有趣”），对被试的反应进行评分。结果对自己的行为，被试提供了更多的情境因素；如果从朋友的角度作答，更多提供的是特质原因。
3、自我服务偏见——“我很优秀，你只是运气好！”
当你所在的球队彻底击败对手后，你可曾听到过对手说“恩，你们的球确实踢得比我们好”？通常你听到的都是运气太差、场地不好、明年会反败为胜等等。另一方面，当你被踢得很惨时，对手自鸣得意的样子和故作谦虚的“运气好罢了”会令你十分气恼，因为你知道他们才不会真正认为自己是运气好，他们认为自己比你们棒。这种接受成功的荣耀、拒绝失败的责任，或者说成功归于内因，而将失败归于外因的倾向被称为自我服务偏见。 对于这种偏见的发生，心理学家们从认知和动机的角度做出了两种解释。认知模型认为，自我服务的偏见起源于我们加工社会信息模式的某些倾向，我们总是渴望成功的，所以将肯定的结果归于内部原因，而将否定的结果归于外部原因。相反，动机模型认为自我服务的偏见来自于我们保护和提高自尊的需要，或在他人面前表现良好形象的需要。
4、虚假一致——你跟我是一样的！
我们有夸大自我行为和观点，假设他人会做出与我们一样的反应的倾向，就是虚假一致性的偏差。在一个较早的研究中，研究者问学生是否愿意带着一个硕大的广告牌 “在Joe’s吃饭”在校园里走30分钟吗？有些人同意这样做，一些人拒绝了。无论拒绝还是同意的学生都认为校园里有2/3的学生会做出与他们一样的选择。很显然这种估计是不现实的。这就是在很多情况下都存在的虚假一致。譬如，吸烟者就会高估人群中吸烟者的比例。
对这种效应的解释，心理学家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一种可能是因为人们喜欢与他们相似、行为一致的人为伴；另一种是我们总会愿意突出自己的观点，在乎自己的意见，因此就增强了对一致性的信念。另外，人们总是有一种期望，就是希望自己的信念和行为是好的、合适的和有代表性的，以此来保持自己的自尊水平。
最后，我们来共同思考一下，归因偏见到底从何而来？目前，心理学上给出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为了寻求认知的捷径，迅速找出行为的原因，所以我们会忽略背景信息，而只关注于明显的信息并把行为归于内因，比如基本归因偏差就是这样产生的。另一种归因误差是因为人们努力满足自身的需要和动机，比如自我服务偏差和虚假一致偏差便源于此，总的来说，目前的研究表明了归因偏差来源是认知需要和动机的需要综合体。
第五章 对事对物的内在体验——社会态度 第一节 社会态度概述
一、社会态度的要素结构
传统的态度研究认为：态度是由认知、情感、意向三个因素构成的、比较持久的个人的内在结构，它是外界刺激与个体反应之间的中介因素。态度的认知因素规定了态度的对象；情感因素是个人对态度对象的一种内心体验；意向因素是对态度对象的反应倾向，即行为的准备状态。比如，如果某个人认为某个种族是懒惰而不友好的，那么他可能就会不喜欢这个种族的人，并因而产生歧视，而远离他们。
态度的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因素对个体具有着多方面的功能。
1、态度的认知功能。态度为个体的行为反应提供具体的信息。某一特定态度一旦形成，成为一定的心理结构，就会影响对后继刺激的接受，对于后继刺激所具有的价值能够发挥判断作用与理解作用。
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把普林斯顿和达得毛斯校足球赛录像分别放给两校学生，结果每校学生都会指责另外一个学校犯规多。显然这是两校学生为了维护各自学校荣誉的立场和期待本校队获胜的积极态度造成认知判断上的偏差。人有按照自己的框架，来含纳知识的爱好，当然它也有积极意义，可以让我们节省心理能量。
2、态度的情绪功能。人们的某种态度决定了他的某种期望，某种目标，与其态度相一致的事物将会给他带来满足；与其态度相反的事物则能唤起失望感或不满足的情绪。如喜欢—厌恶；尊敬—轻视；热爱—仇恨；同情—冷漠等。
3、态度的动机功能。态度具有动机作用，态度将驱使人们趋向或逃离某些事物。它规定了什么是偏爱的，什么是期望的，什么是渴求的，什么是想要避免的。态度的动机功能主要有三方面：
（1）适应功能。指人的态度都是在适应环境中形成的，形成后起着更好地适应环境的作用。人是社会性的，生活中的一些人和群体对我们很重要，适当的态度将使我们从他们那得到认同、赞赏、接受，从而学会对待不同的群体，使用不同的态度，更好地适应社会、应对社会。 （2）表现功能。态度可使主体摆脱内部矛盾或紧张，成为表现自己个性的工具。兰伯特（W.E.Lambert，1960）对被试说“据一报告认为，基督教的耐痛力不如犹太教”，结果由于对信仰的态度使被试增加了抗疼痛的能力。
（3）防御功能。态度可促使个体解决内部矛盾，超脱群体情境以保护自己。态度作为一种防御机制，能让人在受到贬抑时保护自己。比如，单位里要大家出主意，自己想不出来，人家的意见一出来就批驳，说都是些小儿科的想法。
二、内隐与外显的双重态度
社会态度的研究者并没有停留在认知、情感、意向的三因素结构中。内隐记忆研究的异军突起给社会态度的研究者们带来了启示，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了社会行为以内隐或无意识方式操作的观点，内隐社会认知领域的开拓者格林沃尔德和巴纳杰在大量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关于态度的新概念—内隐态度，即过去经验和已有态度积淀下来的一种无意识痕迹潜在地影响个体对社会客体对象的情感倾向、认识和行为反应。在此基础上，威尔逊和琳赛等人提出了双重态度模型理论。
威尔逊、琳赛与斯库勒(2000)对双重态度模型提出了以下五条假设，这也构成了双重态度模型的基本观点：
⑴相同态度客体的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能共存于人的记忆中。
⑵出现双重态度时，内隐态度是被自动激活的，而外显态度则需要较多的心理能量和动机从记忆中去检索。当人们检索到外显态度，且它的强度能超越和压制内隐态度，人们才会报告外显态度；当人们没有能力和动机去检索外显态度时,他们将只报告内隐态度。
⑶即使外显态度被人们从记忆中检索出来，内隐态度也还会影响人们那些无法有意识控制的行为反应（如一些非言语行为）和那些人们不试图去努力控制的行为反应。
⑷外显态度相对易于改变，内隐态度的改变则较难，那些态度改变技术通常改变的只是人的外显态度，而非内隐态度。
⑸双重态度与人们的矛盾心理是有明显区别的，在面临一种有冲突的主观情景时，有双重态度的人通常报告的是一种更易获取的态度。
根据人们对内隐态度的意识程度和是否具备超越内隐态度的动机与能量，双重态度可分为以下4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压抑，当某种态度的产生会唤醒焦虑，这种态度就可能会被人们排除在意识之外，如果人们对于同样的态度客体另有一种有意识的态度，这就产生了双重态度。 第二种类型为独立系统，格林沃尔德和巴纳杰(1995)将这样的一种状态称之为“分离”。具体是指人们既有不能觉知的内隐态度，又有能够觉知的外显态度，此两种评价相互独立，一个以内隐的方式影响人的行为反应，另一个则影响人的外显反应。
第三种类型是动机性压制，指个体能完全意识到他们的内隐态度，然而这种内隐态度通常是不符合社会逻辑规范的或个人所不想要的，这就驱使他们要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去压倒和战胜它。
第四种类型为自动压制，是指个体以外显态度压制或超越内隐态度的过程本身是自动化的。只要人们有能力从记忆中检索到外显态度，它就会自动地超越和压制内隐的态度。即外显与内隐态度有自动化的连结，以至于人们并不能意识或感受到内隐态度的存在。
内隐态度的存在已经得到了广大的研究者的认同，但是有关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的关系学者间还存在着分歧。内隐一外显态度间关系同一论认为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所测量的是同一个心理结构，内隐态度所测量的是“真实的”态度，而外显态度则是内隐态度受到其它因素干扰后的歪曲表达。而内隐一外显态度间关系分离论认为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是两种不同的内在心理结构，具有不同的心理加工机制。这一论点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Devine,1989; Dovidio等人，1997; Greenwald &Banaji, 1995; Wilson, Linsey,&Schooler,2000; Dovidio, 2001)。外显态度是我们的思维的意识性产物和自我反映的结果，而内隐态度可能是无意识的产物，是通过内省无法接近的。因此内隐和外显态度彼此并不相关。尽管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但是内隐态度的发现毫无疑问的给社会态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我们更好的理解人类的态度和行为开启了一扇大门。
第二节 社会态度与行为
最初，我们简单的假设态度是决定行为的，但是在社会心理学家关于态度和行为的广泛研究中却发现：社会态度与行为的关系十分复杂，有时甚至相互矛盾。
二、态度如何影响行为 1、来自态度自身的因素 ? 态度的稳定性
稳定的态度容易记忆，也更能预测行为。然而时间间隔会淡化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态度随时间发生变化，就会失去稳定性。比如一个25岁的女性为保持身材而坚决不要孩子，这并不一定与她5年后的行为一致，也许5年后的她正享受着为人之母的快乐。当人们的态度不稳定时，当前的态度比他们几个月或几年前的态度更有预测性。在拉皮尔经典的实验中，六个月后他向各个旅店发放问卷时，也许回答者的真实态度确实较六个月前接待中国夫妇时发生了改变。所以测量态度和测量行为之间的时间间隔越长，他们之间的联系越少，这也是在进行社会态度研究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方面。 ? 态度的重要性
当人们对某个问题的态度涉及到了你的个人利益时，态度对你而言就格外重要，这时态度与行为往往是有高一致性的。Sivacek和Crano（1982）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1978年密歇根州的一项投票议案，主张将法定的饮酒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研究者电话访谈了一所大学的学生，问他们会不会参加一个反对此议案的活动，可以推断21岁以下的学生在这个问题上有即得利益；而对于那些已满21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不会受到此法规影响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高即得利益组有47%的人都同意参加该活动，低即得利益组只有12%的人愿意参加。想到几年前，我所在居住区的居民曾举行了游行示威的活动，原因是小区附近要建一家工厂，噪音和污染确实与居民利益息息相关，这也直接导致了他们之后的强烈反对行为，在连续几日的反对活动后，这项计划终于被取消了。 ? 态度的来源
直接经验形成的态度常常比通过间接形式获得的“二手”态度更能决定行为。所以不要抱怨为什么孩子不听你的劝告，一定要犯了错误后才知道下次该如何去做，因为实际体验过而形成的态度才是最坚定的。Regan和Fazio(1977)以住房短缺期的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为被试，证明了这一点。一些新生亲身经历了住房短缺——他们不得不在宿舍休息室搭起简易的床。研究人员测量了学生对住房危机的态度以及他们对采取可能的行动的兴趣，比如说签名并散发请愿书，或是加入研究该问题的委员会。亲身经历了危机的学生其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而对于只听朋友讲述或从校报上读到这一消息的学生，其行为和态度就不总是相关。
2、来自态度对象的因素
有时你不能从态度本身的角度来探讨态度和行为的一致性，态度对象的具体特点也决定了你是否能保持言行一致。想想拉皮尔的实验：在当时的年代，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整体印象是很糟糕的，所以在态度调查中他们拒绝接收中国人；然而当在一对衣着讲究、行为大方体面的中国夫妇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却欣然接收了。Lord 的研究也关注到了这一点，他考察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男生对同性恋的态度。之后向学生具体描绘了一个叫“约翰”的人，此人正考虑转入该学校。在介绍约翰的时候，研究者要么把他描绘成一个典型的同性恋形象，要么描绘成一个不那么像同性恋的人。被试对约翰的行为倾向如何呢？他们愿意带他参观校园，把他介绍给自己的朋友，或周末让他去自己家里玩吗？如果约翰很像一个同性恋的话，被试帮助他的倾向与他们对同性恋的一般倾向更一致；如果约翰不像一个同性恋的话，被试表达的助人倾向与他们对同性恋的一半态度之间的关系就没那么密切了（Blessum,Lord,&Sia,1998）。这里存在着一个刻板效应的问题，人们对某个社会群体的态度更能预测他们对群体典型成员表现出的行为，而对该群体的非典型成员，人们表现的行为不一定一致。
3、来自情境的因素
情境的压力是我们在探讨态度与行为问题时不能忽略的外部因素。比如，人们往往不愿意与不喜欢的人坐在一起。但某个人若作长途旅行时，发现只有一个座位空着，旁边坐了个他不喜欢的人，他还是会在空位上坐下来的。在一个浪漫的西餐厅，你与心仪的人初次的约会，当你发现呈上来的食物并非你所点的或者已不新鲜时，你并没去与服务人员理论，因为你担心破坏了这美好的气氛，或被约会的对象认为你过于挑剔。所以在服务生问你“先生，对食物满意吗？”你回答“谢谢，一切都好。”面对情境的压力你背叛了自己的真实态度。情境对态度的影响之大，甚至决定了你在不同的场合对同一对象的态度都是不同的。在上面提到的敏纳特对煤矿工人的研究中，矿工在井下时会平等地对待黑人矿工，而在外面的世界相遇时，却会把他们看成是下等人，这种差异正反映了由情境决定的多重态度。（McConnell,Leibold & Sherman,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