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回答说，生产力的发展是人和自然的矛盾推动的。这种回答确实触及到了真理的根蒂了，因为由此再往深处推进一步，就势必要问，为什么人和自然的矛盾就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呢？由此就势必要回答说，因为人类要吃、喝、住、穿，就必须进行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不断积累经验，增长生产能力和知识，这样就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比较明晰的回答，可以避免陷入“你推动我，我推动你”的循环论证。
由此就应该作出结论：人本身，或者说，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本身，是推动生产力以及整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最终动力，这就是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恩格斯把唯物史观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恩格斯不但把唯物史观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而且还把唯物史观和基于唯物史观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称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认真理解这些介说的含义，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唯物史观的真谛。
可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一些阐释唯物史观的论著往往忽略了这些至关重要的介说，在阐释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或历史发展的动力时，不知不觉地忽略了动力就来自人本身──或者说，来自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本身，而着重强调“矛盾就是动力”，或“动力来自于矛盾”；在阐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时，往往忽略了它就是人本身推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同时也是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推动人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主要强调它是由种种“矛盾”推动和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样一来，唯物史观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含义就不知不觉地被忽略了。历史发展规律就成了“矛盾”或“社会形态”自身的运动规律，人本身反而只是那个运动规律的“载体”了。
这样的偏颇理解，无论是用于指导现实的实践，还是用于指导社会─历史科学的研究，都往往导致简单化、机械化和教条主义的不良后果。
哲学家汝信在《关于历史哲学两个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指出：“过去我们对历史规律的理解，在某些地方确实有简单化、机械化和教条主义的倾向，这些倾向妨碍了对这个问题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同时也在理论上留下了漏洞，给人以可乘之机”；“比如说，过去在谈论历史规律时往往片面地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过分强调它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而忽视了它和人本身的特殊关系”。（汝信：《关于历史哲学两个问题的思考》，载《世界历史》1988年第2期。）
的确，由于对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和“自然历史过程”作了片面的理解和阐释，给我们自己留下了一个不小的理论上的漏洞和许多的困惑，同时也给反对唯物史观的人留下了振振有辞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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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从理论上对唯物史观和它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加以诘难和抨击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的反论。他像许多反对者一样，把唯物史观和它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曲解为命定论式的“历史决定论”。他写作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就是专门用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论的。（杜汝楫、邱仁宗译，波普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出版。）
波普尔在该书中把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与宗教神学的天命论、宿命论和法西斯主义的种族决定论混为一谈，全都称作“历史决定论”，一起加以鄙弃。他为此还特别在该书扉页加上一段引人注目的题词，申明该书是“为纪念那些沦为所谓历史命运的不可抗拒的规律的法西斯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牺牲品的一切教派、民族和种族的无数男男女女而作”。（注：这段扉页题词在杜汝楫、邱仁宗译本中没有译出，故按该书英文版《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1987]重新译出。）
波普尔创造了一个“五段论”来“证明”历史根本无规律可言，并由此断言“历史决定论”必然“崩溃”。他的“五段论”就是：
“1，人类历史的行程受到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2，我们不可能用理性的或科学的方法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未来发展。?? 3，因此我们不可能预见人类历史的进程。
4，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否定??建立像理论物理学那样的历史的社会科学的可能性，不可能有一种为历史预见提供依据的关于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
5，因此??历史决定论已走向崩溃。”（参见波普著、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出版，1～2页。此处译文参照英文版原著作了调整，见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1987, P. IX～X.）
这里须着重指出的是，波普尔把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论与宗教神学的天命论和法西斯主义的种族决定论混为一谈的手法，确有一定的迷惑力。波普尔显然是利用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过的一些令人痛心的错误，特别是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曾以“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的代表者自居，发动过以强制手段强迫人民群众“顺从历史规律”的蠢事，给社会主义运动造成过很大伤害。波普尔利用那些愚蠢举动在人们心灵中留下的伤痛，把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宗教神学的天命决定论和法西斯主义的种族决定论混为一谈而加以诋毁，其迷惑力确实不可低估。而我们对“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的某些理解和阐释上的缺陷，是不利于消除那种迷惑力的。
应该承认，在如何阐释历史发展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和人们的主体意愿的选择性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确存在着缺陷，或者说存在着理论上的困惑。例如，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历史进程有时顺应着某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前进，有时又逆着那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前进，而顺着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前进。于是就说，这正好证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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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你的意愿顺从了它，就能成功；不顺从它，就必然失败。总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都要自行其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样解释似乎说得过去。可是，在历史和现实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历史进程不是顺着某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朝着前进的方向演进，而是顺着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朝着逆转的方向演进。这又作何解释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是说，历史中有前进也有逆转，这本来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可是这并未回答为什么会前进或逆转。这种解释无异于说：“因为它的本性就是那样，所以表现出来就是那个样子”。另一种解释是说，前进是必然的，是主流，是合乎规律的；逆转是偶然的，是支流，是暂时脱离规律的轨道，迟早是要回到规律的轨道上来的。可是，“规律的轨道”既然可以按某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而脱离开去，它还能叫做“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吗？
在当代，对唯物史观和它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加以曲解和诘难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反议。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以一些似是而非的“事实”为依据，断言唯物史观颠倒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因果关系” 。如他称：“只有那些处于上升时期的工业中产阶级才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甚至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精神的典型体现者也不是利物浦和汉堡的那些风度翩翩的绅士（其商业财产是世袭而来的），而是曼彻斯特和西法利亚的那些多在非常普通的环境中靠个人奋斗而发财致富的暴发户。早在十六世纪，情形就颇为相似了；那时兴起的工业多是由暴发户创建的”；“同样无疑的是，在与新英格兰接壤的某些殖民地以及较后加入美利坚合众国的南方各州，资本主义远没有如在新英格兰地区那么发达，尽管这些殖民地及州是由一些大资本家出于商业动机建立的，而位于新英格兰的各殖民地则是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由传道士、神学院毕业生在一些小商人、工匠以及自耕农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这里的因果关系正好与按唯物主义观点得出的因果关系相反”。（马克斯·韦伯著，于哓、陈维刚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5-39,43等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韦伯显然是把唯物史观所说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这样一些概念曲解为处于人们实际生活过程之外的某些外在的经济条件，或自身的实际生活过程开始之前的某些既定的物质条件，诸如世袭财产或原有资本是否雄厚之类的客观条件（唯物史观肯定前代人遗存下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对每代人的实际生活过程有重大影响，但每代人终究要以自身的实践活动改变那些条件），而不是人们自己的生活实践过程本身，于是，当他发现有的人或有的地区世袭财产或原有资本虽然雄厚，却缺少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反而是那些起初并不富裕却有强烈的依靠个人奋斗发财致富欲望的人们，体现着他所说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这样他就认定他已经证明唯物史观颠倒了因果关系。韦伯这种手法，也有不容忽视的迷惑力。我们在这方面的某些理解和阐释上的缺陷，也是不利于消除那种迷惑力的。
应该承认，在如何阐释存在与意识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确存在着缺陷，或者说存在着理论上的困惑。例如，费尔巴哈曾说：“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引用了这句话，接着指出：“但是，费尔巴哈完全不知道利用这些命题，这些命题仍旧是纯粹的空话”。出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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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版，第4卷，第237页）。这段话往往被误认为是对存在决定意识原理的形象表达。这样一来，“存在”就被理解为人们的外部生存条件或生活环境，而意识不过是外部生存条件或生活环境的反映。韦伯显然正是利用了这种误解来抨击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的确，这种反映论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是生活在茅屋里的人，有的想推翻皇帝，有的却想做皇帝的忠诚顺民，有的还想自己当皇帝；同样是生活在皇宫中的人，有的想维护皇帝和皇帝制度的特权，有的却同情受压迫者，甚至加入到受压迫者的造反行列。这种理论确实应该摒弃。但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而是机械反映论。马克思所说的“存在”决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而是指人们自身的实际生活过程：“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72～73页。）因此，唯物史观所说的存在决定意识，实际上是说“生活决定意识”；甚至可以说是“实践决定意识”，因为唯物史观“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当然，唯物史观的实践观并不否认任何实践都是在既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开始的。它承认那些既定条件的“先在地位”。但是，归根到底，先在条件总是要被人们的实践活动改变的。唯物史观所谓的“物”，并不是在人们实际生活过程之外的物质经济条件或任何先在条件，而是人们本身的“物质实践”。因此，它所说的“存在决定意识”与机械唯物论有着根本的区别。但在某些阐释中却忽视了这一根本区别，由此引起了理论上的一些困惑。而这些困惑又同我们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解上的困惑有联系。
我们把经济基础理解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生产方式。这无疑是对的。什么是生产力？我们理解为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要素（或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两要素）的结合，而劳动者是其中的关键要素。原则上这也是对的。我们把生产关系理解为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原则上这无疑也是对的。可是，在进一步的理解和阐释上却遇到了困难。例如，怎样衡量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呢？作为三要素或两要素结合的生产力，很难从数量上衡量。于是有的论者就认为只能从性质上衡量。可是，什么是生产力的性质呢？那就看它是手工劳动还是操纵机器劳动。那么，既然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又怎样解释奴隶制和封建制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都是建立在同样的手工劳动的生产力水平上呢？而且，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完成产业革命以前两百多年间，在一些地区以分散或集中的工场手工业的形式和手工操作的雇工农场形式仍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又作何解释呢？还有一个更难令人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能够在手工劳动方式占主要地位的一些国家建立起来，而在实现了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生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还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这些困惑之所以产生，除了历史背景上的原因（我们将在后面分析）外，理论上的一个带根本性的误解或忽略是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唯物史观本来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注：这是恩格斯的概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241页。）它所说的历史发展规律是指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规律（“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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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124页。）；它所说的“存在”是指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而不是在“人之外”决定人的命运的外部条件；它所说的生产力指的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532页。）而不是“人”和“物”的机械组合的结果；它所说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各种关系、结构、体制和制度，都是人们的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且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改变、发展而相应地改变和发展，而不是那些关系、结构、体制和制度自己靠着什么“我推动你，你推动我”的“矛盾”推动自己发展。但是，在一些阐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著述中，不知不觉地把人们的实践活动抽出去了，剩下的只是那些定型化了的关系、结构、体制和制度，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不知不觉地就成了没有现实的人出场的结构运动，似乎就是那些关系、结构、体制和制度“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在那里自己运动，而且是按照一定的演进顺序在那里运动。其结果就是，在历史和理论的阐述中都出现了正如汝信同志指出的那种情况：“正是人这个创造历史的主体在历史规律中的作用，在过去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在谈历史规律时，人看不到了，这就像演《哈姆雷特》没有丹麦王子上场一样。本来应该体现丰富多彩的人类实践活动的无限多样性的历史规律，失去了它原有的诗意，变成了没有血肉的冷冰冰的教条。这种对历史规律的理解实际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残余”。（汝信：《关于历史哲学两个问题的思考》，载《世界历史》1988年第2期。）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唯物史观和它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作一番认真的再研究、再认识。在这里，我们的再认识就从为什么说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开始。
第二节 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3学时）
讲授要点：怎样分析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在中国，自从司马迁作《史记》，“历帝王之岁月”，“录人臣之行状”，开创史书的纪传体以来，为著名历史人物写传记、作评论，一直是两千年中国史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历来的正史都把叙述历史人物的活动作为一个重点，而且历来的史论著述，也把评品历史人物作为着重探讨的一个问题。刘知几在《史通》中列专篇讨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主张通史、断代史和方志等史著均应作人物表。到了近代，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都十分注意研究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旧的史籍中大多是为剥削阶级代表人物树碑立传，其评论标准也往往是对“圣君贤相”的褒扬，对“昏君奸佞”的贬斥，以及对农民起义领袖的不同程度的歪曲。但是，它们毕竟为我们留下了比较丰富、生动的历史记录，其写作方法也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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