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思想吸收了当时颇为流行的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了《春秋》的微言大义，阐发“天人感应”思想。如果人君无道，天就会降灾异来谴告和威慑。如果人君在灾异之前不知悔改，就会出现“伤败”。?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15.轮台诏?
汉武帝统治时期，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另一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耗尽文景以来的余财，加重了对百姓的盘剥。于是汉武帝末年农民起义不断。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下轮台罪己诏，自责“深陈既往之悔”，申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
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16.谶纬之学 在汉代统治者的倡导之下，谶纬神学非常盛行。谶是一种宗教性的神秘预言，又称谶语，以之预测吉凶，因通常配有图，故又叫图谶。古人多用于政治斗争中，如秦始皇晚年，卢生奏《录图书》说：亡秦者胡。纬是相对于经而言，指用图谶等神秘含意解释儒家经典，又称为“纬书”。实际上，谶纬神学是古代的具有宗教神学色彩的政治宣传心理学，以此为谋求权力者或已登上权力宝座的统治者大造舆论，从而收服具有传统天命观的民众，证明其权力的合理性。谶纬神学在西汉末年的哀、平之际大兴，在王莽与刘秀的推波助澜之下，到东汉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本来，董仲舒以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儒家经义，提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使儒家学说宗教化。谶纬之学的盛行，更使得儒家学说神秘化。
二、简答和论述?
1.张骞通西域
西域的地理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范围很广，除了中国新疆地区以外，还包括中亚细亚、印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一部分。狭义的概念指的是新疆地区，包括新疆西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一些地方，当时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布了36个小国，大部分在天山南部。匈奴势力强大时占领了西域，匈奴单于把西域分给下面一个日逐王统辖，在西域设立了官吏——僮仆校尉，统治西域各国。匈奴对西域的统治很残酷，西域各国和匈奴的矛盾尖锐，希望摆脱匈奴的控制，西汉为削弱匈奴，亦利用匈奴与西域各国的矛盾，与匈奴展开了对西域各国的争夺。为汉朝沟通西域的功臣是张骞。?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是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旨在联合大月氏，第二次是元狩四年（前119年）出使西域的目的要联合乌孙。这两次出使的目的就是联合他们打败匈奴。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率众一百余人向西域进发。张骞在西行途中被匈奴抓去，居匈奴中十余年。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返回长安。他出使时率领一百多人，回来时，只有他和堂邑父二人。元朔六年受封为博望侯。张骞的西行，传播了汉朝的情况，获得了大量前所未闻的西域资料，所以司马迁把此行称为“凿空”。?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再度出使西域。于是汉武帝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多随员，携带金币丝帛巨万，牛羊万头向西域进发，张骞到乌孙，原定目的未达到，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数十人返抵长安。随后，被张骞派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的副使，也同这些国家报聘汉朝的使者一起，陆续来到长安。从此，中西交通畅通，贸易大盛。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趋密切。?
6.汉武帝财政政策改革措施及后果评议
答案要点：
（l）统一货币。为了解决私人铸劣钱营利造成的币制紊乱的问题，汉武帝推行“王锡钱”。“五嫌钱”质量较好，私铸无利可图，从而收到了统一钱币的效果。
（2）盐铁官营，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设置盐官和铁官，实行统一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
（3）实行均输、平准。均输法就是设立均输官，由均输官到各郡国收购物资，易 地出售，辗转交换，最后把中央所需货物运回长安。平准法是在大司农之下设立平准官。用官物在市场上随物价涨落贵卖贱买以营利。实行均输和平准的措施，使得京师所掌握的物资大大增加，平抑了市场的物价，贩运商和投机商也无利可图。
（4）实行算绢、告结 算绍就是向工商业主征收财产税，并鼓励知情者检举揭发，规定凡揭发者，奖给所没收财产之一半，叫做“告结”。这些改革措施推行之后，政府府库得到充实，商人受到沉重打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加强。
7.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1）建立中朝
西汉初年以功臣封侯者任丞相，丞相地位声望很高，对皇帝敢于直言不讳。丞相权重，势必与皇权发生矛盾。汉武帝初年，丞相田吩十分骄横，汉武帝要有所为就必须削弱相权，加强皇权。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打破惯例，任用布衣出身的公孙弘为相，从此结束了功臣列侯子嗣独占相位的局面，丞相完全处于皇帝掌握之中，动辄得罪，自杀或下狱至死。在压制丞相的同时，汉武帝又从贤良文学、上书言事者及现任官员中选拔有才能的官员，在其本职之外，给传中、常侍、给事中等加官，让他们出入宫廷参与大政。另任用宦官为中书，掌管尚书职务，将部分相权转移到尚书。又里太尉，改置大司马，作为大将军的加官，由亲贵大臣担任。由此，中央机构便有了“中朝”和“外朝”之分。由大将军、侍中、中书、尚书等官组成中朝，成为中枢决策机构；以丞相为首的外朝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汉武帝可以不受牵制地有所作为。
（2）强化军队
汉武帝时，在中央常备兵中，增设八校尉，隶属北军；增设期门、羽林军，隶属南军。此外，又增加楼船（水军）等军种。军队的加强，使中央集权有了更坚强的支柱，同时也加强了对外作战和对内镇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