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经世思潮与洋务思潮之比较
黄毅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广东 广州 510631)
《许昌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1 期
[摘要]近代经世思潮和洋务思潮是中国近代史上两大重要社会思潮。比较两者,可以看出:近代经世思潮批判现实,倡言改革,振兴实学,而且关注夷情。洋务思潮继承和发展了近代经世思潮,提出了变局观、自强求富观和人才观,以更加理性和客观的眼光“开眼看世界”和“师夷长技”。近代经世思潮向洋务思潮的转换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思潮曲折前进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经世思潮;洋务思潮;华洋并举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 9824(2006)01 - 0093 - 03
经世思潮和洋务思潮是中国近代史上两大重要思潮。它们对中国近代社会走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拟通过两者的比较,来考察它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一
经世致用是指讲求儒家经学以服务于现实社会和政治的一种儒学传统思想,亦可称为“通经致用”。其核心精神是面对现实,讲求功利,注重实效。从思想史来看,经世致用观念由来已久,早在周代即已产生。[1](P67)南宋以后,经世致用的观点逐渐式微,直至明末清初社会巨变,经世致用重又成为思想界的精神共识。鸦片战争后出现了讲求经世实学,追求广闻博览的风气。[2](P9)许多有识之士面对危机,率先觉醒,于“举国沈酣之时”,怀“不胜忧虑之心”,“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3](P55)万马齐喑的清代学术界,又响起了“经世致用”的潮声,沉寂已久的经世致用思想重新活跃起来,成为晚清学术运动之主流。
经世派重视批判现实,倡言改革,振兴实学,而且关注夷情。崇尚经世致用的经世思想家以林、龚、魏为代表,其代表作有《明良论》、《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等等。对于鸦片战前的“通经致用”,魏源曾说过“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 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4](P23 - 24)意思是掌握了儒学的士人利用经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这才是真正的“治术”。以经术为治术,通经致用,但经世派改革内政的理论依据和救弊方案多带有明显的复古色彩,正像龚自珍所说的“药方只贩古时丹”,既没有超出儒学的范围,也没有突破中国传统经世之学的窠臼。鸦片战争成为经世致用思想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契机。在鸦片战争中,西方的坚船利炮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彼之大炮远及十里之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 林则徐指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5](P243)经世派痛定思痛,他们或“寻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求制驭之方;或为御侮而兴利,“师夷长技”谋国富兵强,提出要“以彼长技,御彼长技”。他们关注夷情,认识到“欲制外夷者,比先自悉夷情始”。[6](P1)从而将经世致用的“通时务”扩展到“通夷务”,使经世致用思想增加了关注夷情的新视角,
大开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之风气。
随着经世思潮的变化发展,中西文化交融与碰撞,逐渐出现了洋务思潮。洋务思潮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由洋务官僚和忧怀时事、主张改革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构成。传统经世致用思想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推陈出新、实现传统文化转型的重要的内在动因,“经世实学还给中国人提供了接受西学的最初依据”。[7](P201)洋务思潮的主要代表大都是从地主阶级经世派转化而来的,在鸦片战争前后受到过经世致用思潮的熏陶。
洋务派主张通过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以自强。曾国藩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把义理为核心的宋学同经世致用联系在一起,对“西学”也抱着吸收和包容的态度。他早在 1860 年就提出了:“驭夷之道,贵识夷情 将来师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远之利。”[8](奏稿,卷12)第二年,曾国藩一方面主张“购买外洋夷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另一方面强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8](奏稿,卷14)为了使国富兵强,他非常重视购置洋枪、洋炮、洋船,还兴办军事工业,不仅倡导,而且将之付诸实践。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他十分 重 视 培 养 翻 译 人 才,认 为“翻 译 一事 系 制 造 之 根本”。[8](奏稿,卷33)且提出:“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为我用 虽数万金不宜各也。”他的“师长所恃”论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鲜明的抵御外侮的动机。
其次,面对当时严重的统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洋务派主张变祖宗之法,师夷长技,并提出了“中体西用”。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和发展军用工业、民用企业等活动,都是在“中体西用”的指导下,以自强求富。洋务派都是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纲常”的前提下搞洋务的。如 1862 年曾国藩就倡言:欲求自强之道,须以修政事,求贤才,学作枪炮,学造轮舟为急务。初时,洋务派把“西用”的范围仅限于坚船利炮等军事技术以及与军事有关的生产技术及其工艺上,后来西用的范围有所扩大,但也仅限于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及相应的科学技术,并且这些技术都是作为军事工业的辅助工具而被学习和引进的。此外,在道器观上,洋务派主张“道不可变”、“变器不变道”,这无疑对“变法自强”起了阻碍作用。
再次,洋务派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受到了西方商品经济和价值观念的影响,认为振兴民族经济,应以“求富”作为“自强”的辅助。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本末观在洋务派那儿发生了动摇,提出了以工商立国,振兴商务,同外国展开商战的思想。向西方学习的内容已从狭隘的军事工业扩展到工、矿、交通、通讯等社会经济领域。王韬看到,西国“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主张“广贸易以重货财”、“诚能通商于 泰 西 各 国,自 握 其 利 权 而 中 国 日见 其 富矣”。[9](P391)陈炽亦把商务的兴衰看成国家兴亡的关键,“商务兴 亡 之 枢,即 邦 国 兴 亡 之 卷 也”,“富国 强 兵,非 商 曷倚?”[10](P80)此外,洋务派还主张中国应“购器设局,自行制造,以制洋产”,“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洋务派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通过商战以维护民族经济和民族利益,这便是洋务思潮的求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