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经世思潮与洋务思潮之比较(2)

2021-09-24 19:35

此外,洋务思潮的人才观是废八股,改科举,造就和选拔有用之才。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首先系统地提出了废八股、改科举、设特科以造就有用之才的主张。丁日昌于

1867 年提出了全面改革科举制度的建议,将八股之制改为八科考试。曾国

藩认为:“师夷”应从教育开始,只有革新教育,振兴科技,以新方法培养,奖励、提拔人才,才能达到“制夷”的目的。据容闳回忆,当时会集在曾国藩安庆大营的,“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专门家无不毕集”。[11](P110)著名的科技人才有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人。为了进一步学习与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他选派留学生,在近代教育史上开风气之先。

二

综观经世思潮和洋务思潮的转变,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一脉相承。它们在形式上虽有差别,但在内容上是有承接的。经世思潮和洋务思潮的共同之处在于:其一,“务实致用”的价值观相同。经世派和洋务派都注重实功实效,鄙弃空谈心性,使学问能够真正解决现实社会中重大的实际问题。嘉道年间的经世派多本着儒家经世精神,以经术作政论,其学以今文经学为本,而及于史学及诸子之学,不必拘一祖之成法。洋务派不仅对中国面临的空前大变局有敏锐觉察,而且作为清朝封建统治的支撑者,他们怀着强烈的经世目的,力求采用封建文化中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其二,经世派和洋务派都从属于地主阶级。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以维护现存的封建王朝作为自己的最高职责,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为己任。其三,经世思潮和洋务思潮发生的背景都是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空前大变局之际。乾嘉以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变化,日益猖獗的鸦片走私,不仅使国家的白银大量外流,从而引发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且导致吸毒成风,社会风气腐败,整个社会进入衰世。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的坚船利炮更使国人震撼。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 所 以 自 湔 拔,经 世 致 用 观 念 之 复活,炎 炎 不 可抑。”[3](P52)洋务思潮出现之际,清王朝统治腐败不堪,外国侵略者疯狂入侵,反侵略反压迫的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其四,经世派和洋务派都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重要性。经世派通过了解夷情和总结经验教训,认为要制驭西方侵略者,必须引进他们的坚船利炮。魏源指出西方长技有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洋务派重视坚船利炮等军事技术以及与军事有关的生产技术及其工艺。洋务派首先从军事工业入手创办近代工业。出魏源之右,曾国藩把创办军事企业称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其五,经世派和洋务派对西方社会的认识水平仅限于器物层面。林则徐作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翻译编写《四洲志》,率先将“通时务”扩展到“通夷务”。魏源紧随其后,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经世致用,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从“知夷情”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器”,而彻底排斥西方的“道”,坚决维护中国的纲常名教,以中国的伦理名教为本,辅以西洋的技艺为用。

三

洋务思潮是经世思潮的拓展与升华,它作为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期的一次低阶段、多层次地学习西方,谋求中国近代化的思潮,其内容与经世思潮的内容相比较,既有承接又有转换。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师夷”地位的转变 洋务运动处于国际环境巨变和强烈的民族危机的压迫下,这就决定了在经世致用思潮中只居于较次要地位的“师夷”在洋务运动中则成为主旋律。这是时代所决定的洋务思潮对经世思潮的发展。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叙文中明确地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 夷 而 作,为 以 夷 款 夷 而 作,为 师 夷长 技 以 制 夷 而作。”[4](P207)他指出要学习西方的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努力探索“尽得西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的途径。

但“师夷”在经世思潮中只居较次要的地位。经世思潮的侧重点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倡言变法;二是研讨漕运、海运、盐法、河工、农事诸大政;三是探究边疆、域外史地以筹边御外;四是变一味考辨古史为“写当前的活的历史”。其中“关注夷情”、“师夷”只居其次。而洋务思潮中“师夷”以成为主旋律。洋务派把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付诸实践,打出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以制洋器练兵为核心,首先倡导设立兵工厂。在 70 年代中后期又提出“求富”口号,开始将运动重点转向发展近代民族工业,兴起开矿、筑路、架线、通航、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的高潮。

(二)经世派的“历史变异观”发展到洋务派的“变局观” 嘉道年间,大清帝国处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大乱将临的危局中,“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12](P107)鸦片战后,“天朝上国”敌不过“远洋夷敌”。这残酷的现实刺激了国人。魏源运用历史变异观,指出“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就连礼乐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五帝不沿礼,三王不袭乐。”[13](P295)这无疑冲破了

“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观念。一些官僚士大夫继承、吸收、深化了历史变异观,提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变局观。认识到“千古变局”,力求把握机遇。1861 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14](P31)薛福成于 1865 年上书曾国藩,认为“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曾国藩认为是“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李鸿章也认识到变革是历史发展潮流。他说:“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积于危弱终无以自强。”可见,洋务思潮的变局观着眼于历史演变,

立足于社会现实,看到了中国的发展趋势,是洋务思潮求强求富的时代要求和理论依据。

(三)“中体西用”文化观在经世思潮和洋务思潮中的发展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产物。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包含了看到并承认西方的长处,学习西方“长技”以抵御西方侵略。但魏源在主张“师夷长技” 的同时,仍然坚持反对“夷教”,即不学西学之义理,但学西学之技艺。因而魏源的主张可视为“中体西用”文化观诞生的思想渊源。而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以驭夷为天下第一要政”的“本辅论”。首创以“中体西用”类型的论式来提倡西学,在中学和西学兼蓄并容的文化结构中,以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为条件,确认西学的辅助作用为价值。在确保“伦常名教”的前提下,主张破除陈规陋习,采用西方近代文化成果以之为富强之术。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文化观的指导下,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企业以求强求富。“中体西用” 文化观的内容大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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