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换结构一样，所谓主题句乃是变换带来的语法变化而已。 二
“以Ａ为Ｂ”结构中“以”和“为”是什么词性，一直是语法学界争议的问题。关键是“为”是什么词性。王引之认为是语助（即语气词）［（１０）］，马建忠既认为是语气词，又认为是动词，看法不定［（１１）］。王力先生认为“以”、“为”最早是动词，后来虚化为介词，而且虚化的过程在先秦时代已经完成［（１２）］。杨伯峻、何乐士先生认为“为”既有一般动词的作用，又有系词“是”的作用，可理解为“是”、“当成是”、“看成是”、“作为是”［（１３）］。向熹先生认为“为”当是动词［（１４）］。易孟醇先生认为“以”和“为”均是介词［（１５）］。我们觉得这种句式中的“以”和“为”都应是动词，Ａ是“以”的宾语又是“为”的主语，“以Ａ为Ｂ”是兼语结构。如“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设为也”。
“为”与“当”并举，是动词。“天下不可以智为也，不可以慧识也，不以事治也”，“为”与“识”、“治”并举，情形与之相同。其它如“奚以名为”、“何以兵为”、“何以为”等，从语句对比证实也是“以名为奚”、“以兵为何”、“以为何”，“以”、“为”也都是动词［（１６）］。 三
变换结构的成因很多，归结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表示强调，并使句子简洁灵活。
强调是语言表达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以Ａ为Ｂ”的有些变换结构，目的正在于此。如“Ａ以为Ｂ”、“ＡＳ以为Ｂ”强调Ａ，“Ｂ以Ａ为”强调Ｂ。“秋以为期”，“楚国方城以为城”，这些句子如还原成“以秋为期”，“楚国以方城为城”，句意基本未变，但对“秋”、“方城”的强调则减轻或削弱甚至消失，足见变换的强调作用。另外，古人行文尚简，只要不影响文意，经常在行文中删除或省去句中的某些成分，这样就形成了删除变换。本文讨论的“以Ｂ为”、“以Ａ为”就是这样变换来的。
（二）这种简洁、灵活的句式，是古人思维特点和心态的反映。
作为语言结构规则和方式的语法是人类长期抽象思维的成果，它在反映思维成果时也必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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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体现着某个民族的思维特征和文化背景及其心态。
对人类早期的语言，恩格斯曾说：“那时语言是不复杂的，基本词汇是很贫乏的，但是有它的语法构造，虽然这种构造是很原始的，但总算是语法构造”［（１７）］。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交际，说话人的目的是为了传递信息。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对方听得懂，说话时总是把要说的话尽可能压缩。这种精炼简洁的特征，一直保留在古今汉语中。
汉语的句法关系主要靠词序和语义关系来表达，各种句法结构因为缺乏形式标志往往界限模糊不清。这些特点是汉民族悟性思维的产物。汉人“天人合一”、“主客不分”的朴素整体观念导致汉人对悟性思维这一具象思维的偏重。这种思维依靠直觉上的联想、类比，是一种经验性的辩证思维形式。由于悟性思维常常不注重对思维对象进行分析、抽象，必然带来形式的缺乏。汉人实用人生观、“万物皆备于我”的认知态度，又为这种思维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汉语语法关系的确定、句子意义的理解，常要通过语境去分析、去揣摸，正所谓“读书百遍，其意自见”。这种思维方式不仅给汉语语法抹上了缺少形态特征、尚意合、简约凝炼的色彩，而且也是汉语语法灵活性的重要基础［（１８）］。
与西方哲学史相比，中国的先哲们大多擅长从阴阳对立、交感变易、动态过程和有机整体的角度来思考一切。中国古代辩证法是直觉、综合地从总体上把握世界，虽然正确描绘了现象世界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细节，尚未对整个世界的各个方面进行解剖、分析［（１９）］。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形成了重整体依存联系而不重个体区别独立的思想倾向。上古汉语中“以Ａ为Ｂ”句式的灵活性，正是这种思维特征和心态的反映。
运用句型变换研究相关句式的变化情况，是古汉语语法研究应引起重视的问题。本文非常粗疏地考察了“以Ａ为Ｂ”的变换结构及其成因，给句型研究和句法分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１）《论语·先进》。 （２）《战国策·赵策》。 （３）《太平御览·兵部占侯类》。
（４）谭世勋《试论“以Ａ为Ｂ”结构的发展，《华南师大学报》１９８５．４． （５）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第四章，北大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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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７）《左传·隐公十一年》。
（８）申小龙《〈左传〉主题句研究》，《中国语文》１９８６．２又《中国句型文化》第三章，东北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９）何东士《〈左传〉的“政以治民”和“以政治民”句式》，《中国语言学报》第三期，１９８８年。
（１０）王引之《经传释词》Ｐ４９、５０，岳鹿书社，１９８４年。 （１１）马建忠《马氏文通》Ｐ７６，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 （１２）王力《汉语语法史》Ｐ１４９，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年。
（１３）杨伯峻、何东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Ｐ６０１，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１４）向熹《简明汉语史》下册Ｐ１２７，高教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１５）《先秦语法》Ｐ３６９－３７２，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１６）方有国《论“有以”、“无以”的形成和结构关系》，《西南师大学报》１９９０．３．又《上古汉语“以Ａ为Ｂ”的变换结构》，《西南师大学报》１９９３．１． （１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Ｐ１９，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 （１８）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１９）《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Ｐ６５－６６，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２０）萧振国《汉语法特点和汉民族心态》，《华中师大学报》１９８９．４．
北京大学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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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复音虚词结构模式分析
蓝 鹰
古代汉语的词以单音节为主，然而就虚词而言，复音虚词（包括虚词性复音结构）在数量［（２）］、使用范围和使用频率上，并不比单音虚词逊色。不少复音虚词经长期演变发展，延用到现代汉语中，成为现代汉语虚词系统中稳固的基石，如“否则”、“未必”、“假使”等。一些虚词的构成模式还突破了实词已有的结构方式，丰富了汉语构词形式。
长期以来，人们对复音实词的构成已有相当的研究，而对虚词构成的研究相对来说显得薄弱；对复音虚词则是更多地着眼于用法的分析，而对其构成形式缺乏足够的探讨。弄清古汉语复音虚词的结构模式，不仅可以弥补汉语词汇学和语法学中对虚词研究之不足，而且有助于现代汉语复音虚词的考源，更重要的是可以发现一些在实词研究中看不到的汉语构词现象，总结其规律，从而丰富汉语词汇理论。本文就此试作探讨。
复音虚词的形成与复音实词的最大区别莫过于对具体语境的依赖性。
换言之，实词中的合成词很少甚至完全可以不依赖具体语境而按照一定的构词方式构成新词。而复音虚词则有许多要依赖于特定的语境、特定的句式或句法结构而形成。这一重要区别的意义在于，对复音虚词的结构模式的分析，必须在大程度上考虑具体语境的因素。事实上正是如此，我们对古汉语复音虚词分析归类时发现，不少虚词孤立地看是谈不上自身的结构类型的，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谈得上相对的结构模式。
因此，古汉语复音虚词的结构模式首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相对独立构成的；一类是依赖语境形成的。
（一）相对独立构成的
由于可以相对独立构成，而不必依赖具体语境，这一类复音虚词的结构模式与实词有不少相同类型。具体而言，有并列式、修限式、述宾式、介宾式、附着式、重叠式。
（１）并列式
构成并列式复音虚词的语言单位不仅在词性上相同，而且语法意义也相同或相近。它们之间在结构关系上处于平等地位，没有主次轻重之别，也没有主谓、修饰等句法关系。这一类型在复音虚词中所占比重较大。
由代词并列构成的如：孰何、谁何；彼其、夫其；此其、是其等。
由动词并列构成的如：譬如、譬若等。
由副词并列构成的如：乃遂、遂便；愈益、滋益；皆悉、咸悉、咸共；必将、必且等。
由助动词并列构成的如：会当、会须；宜当、宜应、当须等。
由介词并列构成的如：比及、比至、及至、逮至等。
由连词并列构成的如：借使、借令、借如、假使、假设；当使、傥若、当若；如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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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设使等。
由于构成复音虚词的语言单位是平等并列的关系，加之结合凝固得还不够紧密，因而存在大量次序颠倒的复音虚词。如：乃遂、遂乃；谁何、何谁；宜当、当宜；乃仅、仅乃；方且、且方；犹尚、尚犹；业已、已业；必将、将必。这些次序颠倒的复音虚词在语法功能上完全相同，不因位置的变换而出现差异。
另外，此类型还有由复音虚词与单音虚词并列构成的多音虚词。如：于是遂、于是乃、于是因、于是便。“于是”本身是表承接的复音虚词，它再与表承接的单音虚词“遂”“乃”等并列构成多音虚词。这种情况虽不多见，但非绝无仅有，其他结构模式中亦时可见到。
（２）修限式
构成此类复音虚词的前后两部分是修饰限定与被修饰限定的关系。又可分为定中式和状中式两类。
a.定中式
定中式复音虚词的两个语言单位之间是定语和中心语的关系，但组成复音虚词后不一定是名词性的。例如：
何物；一日、一旦、一朝；一体；少时、少刻；何所、安所、何许、恶许等。
其中“何所”等有不同用法，这里是“什么地方”义。
b.状中式
状中式复音虚词的两个语言单位之间是状语与中心语的关系。又可分为两种：
副词加动词的：不如、不若、弗如；不意；何如、奚若；何事、安事；何意；唯恐、惟恐；无有、未有；壹似、一似等。
副词（或代词）加助动词的：宁能、岂能；焉能、何能；何足、奚足、安足；宁当、岂当；安可、焉可、何可；岂敢、庸敢；何敢、安敢；不得、勿得；不敢、弗敢、弗能、亡能；不克、未克等。
助动词在句中也是修饰动词的，但它又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受副词的修饰，组成状中式复音虚词后，再修饰动词。因此，上面两种复音虚词在句中的语法作用和结构关系是不一样的。
（３）述宾式
述宾式复音虚词由述和宾两部分构成。由于古代汉语中述宾关系存在着两种语序，因而此类复音虚词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宾前述后；一种是述前宾后。
a.宾前述后
关于宾前述后的语序，国内外汉语言学家都有人论及，认为远古汉语语序为宾前述后，后来才逐步演变为现在这样述前宾后［（３）］。而古汉语中所谓宾语前置，实际是远古汉语语序的残留痕迹。这种观点在同语系的其他语言中可找到佐证。此种语序也影响着古汉语复音虚词的构成。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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