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史期末整理
和国宪法》是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以立法的形式保证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为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法制制度奠定了初步基础.它是一部真正反映人民意志,代表人民利益的宪法,是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的纲领。
日内瓦会议：1954年2月28日，由苏联倡议。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苏、美、英、法、中5国外交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国联大厦举行。会议上达成协议，定于同年4月举行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外，同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也派代表分别参加各有关问题的讨论。4月19日，中国政府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7月21日，与会各国签署了《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会议最后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
万隆会议（亚非会议）：1955年4月18-24日，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29个亚非国家政府在印尼万隆举行会议，史称“万隆会议”。在会上，周恩来针对帝国主义破坏会议的阴谋和各国存在的分歧与矛盾，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从而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亚非加强了我国同亚非其它国家的联系，会上显示的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促进友好的精神，被称为“万隆精神”。
中共八大：内容：①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前提下，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矛盾是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的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②在经济建设上八大坚持即反保守有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③此外，八大还对国家行政体制，经济管理的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意义：八大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突出点相结合的思想为指导，正确的分析了国内形势和矛盾，创立了符合国情的方针和政策；八大提出的方针及政策富有创造性，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成功探索。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初步成果。
双百方针：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提出的，繁荣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分别于1951年和1953年提出，1956年正式提出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具体地说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百花齐放”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百家争鸣”借用了历史典故。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他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了“百家争鸣”的主张；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这一方针由毛泽东提出，经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报告会，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识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双百”方针是充分发扬民主的方针。中国宪法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双百”方针充分体现了宪法的这一精神。“双百”方针是促进团结的方针。文艺具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文艺队伍自身也需要团结。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直抒胸臆，自由选择适合个人风格、适合内容需要的表现手法，才能做到真正的团结。在各门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观众、听众和评论家之间，都要提倡平等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1957年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曾在1942年、1950年、1957年进行过3次，其中以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最有名。故整风运动通常专指延安整风运动。1957年整风运动：1957年4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以及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状况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本属必要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一批学术界的大家，如：费孝通、曾昭抡、丁玲、钱端升、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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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陈达、潘光旦、刘海粟、吴泽霖、黄现璠、张申府、陈仁炳、彭文应、陶大镛、沈志远、徐铸成、钱伟长、向达、雷海宗、王重民、吴文藻、李景汉、吴景超、王造时、黄药眠、艾青、陈梦家等等人，被打成右派，含怨受难二十多年。整风运动过后，非但没有达到毛泽东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的目标，而且出现了相反的政治景观:政治体制中党政不分和党委过分集权的现象逐渐发展;民主法制建设日益受到削弱，法律虚无主义开始抬头;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受到损害，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个人崇拜开始盛行，群众性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思想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由活跃转入沉寂。尤其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继续发展，庐山会议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引入了党内，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则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将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在社教运动中又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党的领导机关，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这些现象的不断发展和“左”倾错误的蔓延，一度造成了民主政治进程的巨大挫折和中断。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为了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党领导群众进行了反右派斗争。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毛发表《事情在变化》）。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夏，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它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挫伤了一些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从1959年到1964年，党先后给大约30余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1978年，党中央决定对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彻底平反。1981年底，这项工作基本完成。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的过程：①1957年，中共中央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以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以使全党学会正确处理内部矛盾。②在整风过程中，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左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的进攻。③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反右派斗争正式发动，之后出现扩大化。危害：①直接打击了我国各条战线上、各个领域内一大批治国兴邦的优秀骨干分子，使他们长期受到屈辱和压抑，造成了国家的重大损失②导致了“左”倾思潮的急剧发展，造成了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面紧张，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受到了严重挫折③导致了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上的严重失误，从而使八大前后开始的当对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走上了歧路。
对“合二而一”论的批判：杨献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在长期的哲学研究中，他认为“合二而一”也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述方法。1964年他在讲解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时，不但讲解了“一分为二”的表述，同时也提到“合二而一”。认为对立面的统一，既包括“一分为二”，也包括“合二而一”。这一观点一见报端，便被康生等人认为“有问题”，立即组织批判；毛泽东也认为“合二而一是矛盾调和论”，是“修正主义”的。这样，杨献珍受到集中的“讨伐”，被打成反党分子并被撤职。一批持有和他相同观点的理论工作者和干部，也被看作是修正主义者，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集体农庄).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一五计划：从1952年开始,在周恩来主持下,我国有关部门开始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五\计划草案的决议.同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根据上述任务,计划规定,在5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这相当于7亿两黄金.用这样大量的投资进行国家建设,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壮举.一五计划,实际上于1953年就已开始实施,到1957年,各项指标均超额完成。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多次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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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并指出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勤俭建国。同时，也要积极争取外援，开展与外国的经济交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学习外国的长处和好的经验。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反映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经济规律的正确认识，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陈云在中共八大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陈云这个设想，不仅突破了苏联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而且涉及到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合法存在并充分发挥其作用的问题。这个设想为中共八大决议所采纳。
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中共八大后，由于党和国家着手对经济关系进行调整，所以，国内自由市场比较活跃，个体工商户显著增加，开始出现了少数自发经营的规模较大的工商企业(所谓“地下工厂”、“地下商店”)。1956年12月，毛泽东在约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了“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重要思想。他说，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私人可以开厂，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把这称为“新经济政策”。随后，刘少奇在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说，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它还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作比较。周恩来也在国务会议上指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这种“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把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以帮助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无疑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中所有制结构问题的重要突破。
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在纠正1958年“共产风”的错误中，毛泽东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他说，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他还说，中国原来是一个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他认为商品生产要搞大一点好，主张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1959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强调重视价值规律。他提出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了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他在同年3月的一个批示中还写道：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两参一改三结合：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上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当时，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
依法办事：1956年董必武在中共八大就加强法制建设作了系统发言。他强调指出，“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依法办事，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必须有法可依，二是有法必依。为此，必须适应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向科学进军：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强调我国加快科学技术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因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周恩来也说：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需要更加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和发展科学，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因此，]956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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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毛泽东、周恩来等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大搞技术革命．并提出了分步骤、分阶段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差距，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思路。实践证明，这一思路是正确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为了充分调动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强对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作了充分肯定.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方面生产的重要因素,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问题.这次会议是建国后召开的第一次规模盛大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它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对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性的认识,端正了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鼓舞了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身的热情。
反冒进：1956年上半年,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逐渐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造成国家财政紧张,物资紧张,市场紧张,使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失调.对这一问题,周恩来,陈云等发觉较早,建议中央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必须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5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接受了周恩来,陈云的建议,明确提出在经济建设中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国务院根据这一方针,将1956年的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各地根据中央的方针,着重纠正了经济建设中的冒进现象,保证了1956年的建设计划的基本完成.但是,1957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对周恩来,陈云主持的反冒进工作一再提出批评。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的一次尝试.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这条总路线的核心内容,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
1958年北戴河会议：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把\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的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及《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同时,还讨论通过了《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等40项决议.会议对实际工作中已经出现且为害严重的浮夸风和混乱现象,不仅没有作任何努力来加以纠正,反而正式予以支持.首先,对国内经济形势,特别是对农村的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认为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其次,对1958年的钢铁生产和1959年的计划提出了过高的指标.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的钢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再次,会议讨论了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并作出了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北戴河会议作出决议后,一个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掀起.从此,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中国的核工业创建于1955年，1962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集中各有关部门组织全国大协作，克服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专家、停止供应设备所造成的严重困难，自力更生地攻克许多技术难关，进行了上千次的试验，终于1964年6月中远程导弹试验成功；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又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集中地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当时达到的新水平，有力地打破了美苏等少数国家的核垄断，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于全球力量平衡和维护世界和平。
大跃进：1958年中共八大后由于党内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缺少经验，又急于求成，由党中央（实际上主要的政策制定者为毛泽东）在全国发动的一次全民性经济运动。其典型特征是完全忽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忽视中国的经济现状，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高速度高数量发展，进而制定不切实际的经济指标，以赶超英美为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大炼钢”风潮，并提高粮食产量指标，使全国各地竞放“粮食卫星”。其主要标志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次严重失误。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并加剧了三年自然灾害的破坏力，是建国以来党所犯的最大的一次经济性左倾错误。这一运动于1963年被迫停止，正式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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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7年冬和1958年春，在国民经济“大跃进”思想的指引下，全国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修水库、造林、抗旱中搞起了大协作。1958年3月，党的成都会议制定了《关于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的文件。会后，河南省遂平等县和信阳专区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热潮，有的地方办起了人民公社。同年8月6日，毛泽东到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赞扬人民公社好。9日，毛泽东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谈话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人民公社好”的口号立即传遍全国。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肯定了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全国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到10月底，有74万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有12000多万个，占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地方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严重侵犯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挫伤了集体和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经济的发展遭到了重大损失。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了纠正。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事件：三面红旗（大跃进、社会主义总路线、人民公社化），大跃进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特征是在片面追求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下，不顾客观实际的高指标和浮夸风，空前泛起。河南省逐平县是第一个放卫星的，也是第一个正式使用人民公社的。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有：首先，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以钢为纲的“大跃进”的直接后果主要是农、轻、重比例失调，工业内部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其次，工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农产品产量连续下降，1960年粮食实产低于1951年的水平；再次，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出现了全国性粮、棉、油供应紧张的局面，由于饥饿，营养不良，许多地区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
庐山会议：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倾路线给国家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为了总结此前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1959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会上，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提出了“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原因，提出了要改正错误。这一举动受到了毛泽东的批判，庐山会议纠“左”的进程被打断，开始转向批彭反右，引起了反右倾运动，中断了纠左的进程，践踏了党的民主原则，使左的错误给国家经济带来了更严重的困难。
《论十大关系》：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报告。这个报告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强调指出：1、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2、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上，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基地，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3、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更大的进步；4、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三者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5、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6、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巩固各民族的团结；7、在党和非党关系上，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8、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一定要分清敌我，采取正确的政策，给他们以自新转变的机会；9、在是非关系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看二帮；10、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明确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新思路、新方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应遵循的正确方针政策是：1、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助监督”；2、在科学和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3、在各民族关系上采取各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4、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等一系列方针政策。
八字方针：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简称\八字方针\这一方针的主要内容是:要调整各方面的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要巩固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并使其向纵深发展;要以一部分投资来充实一些部门的生产能力,使其成龙配套,以便收到更大的经济效果;要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这一方针是六十年代前期我国调整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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