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中苏分裂的真实原因和内在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关系一直带有突出的党际关系色彩，即党的关系密切，国家关系就友好；党的关系终止，国家关系也即名存实亡。而在中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下，领袖作为决策者高度介入外交活动。由此，中苏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首脑外交或领袖外交。[1]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苏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个人的思想认识活动，特别是他们各自对本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理解和探索，便成为确定中苏关系走向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双方关系中任何重大决策和重要变化都离不开他们的感知、感情甚或情绪的影响。过去评述较多的是，赫鲁晓夫搞现代修正主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对中国搞突然袭击，从而破坏了中苏关系。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毛泽东本人对苏联认识的发展变化，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对苏政策，也从一个方面左右着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出发，分三个阶段对1954至1960年期间的中苏关系展开论析。这七年是双方关系由鼎盛转而冷淡直至分裂的时期，是中苏矛盾在新的基础上发生、发展，并开始走向敌对的时期。
(一)第一阶段，1954年苏共新的领导集团调整对华政策至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中苏关系进入历史上的最佳状态。
回顾1950年初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存在着很多不平等因素，斯大林虽然在旧的中苏条约基础上做出了许多让步，但事实上仍然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保证了苏联的战略需求。此后，由于中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无私无畏的英勇表现，新中国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相对提高；而斯大林的去世又为中苏关系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性和新的转机，使苏联第二代领导人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1953年9月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即开始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华政策，而其对华政策基础的根本性转变，对此期中苏“蜜月”型关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首先表现为苏共和苏联政府在外交斗争中全力支持中国，如支持中国政府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立场，在联合国内外采取种种行动，积极配合中国反抗美国侵略台湾的斗争；一再主张接纳中国参加大国之间的国际会议，并终于促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讨论国际问题，使中国获得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合法地位”，并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担负起“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2]
另一方面，苏联党和政府还从政治、经济上进一步加强苏中双边关系。这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赫鲁晓夫在处理同中国经济关系问题上的积极主动态度和他首次访华期间所做的几件事情。1954年初，中国向苏联提出加速大规模援建重工业项目的请求，以及在庆祝新中国建国五周年之时中苏签署经济协议和把旅顺港移交中国的协议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意向。据此，赫鲁晓夫着手重新审理每一个援华工程项目，对于苏共领导层有人提出的实施这些项目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本国经济造成不良后果的种种论据，逐一进行了批驳。他努力使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明白，目前正处于苏中最高级重要会晤的前夕，这次会晤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发表政治宣言、声明及外交议定书，需要的是经济基础，那样才能够巩固两国的联盟与友谊，进一步发展双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其他领域的密切合作。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团启程访华之前又召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此行苏中协议的最后文本及其他有关文件的内容。他在会议上强调指出，如果苏中两国间的友谊不是建筑在实事求是、互
相需要和彼此负责的坚实基础上，那么任何国家之间的条约都不能长久。“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建国五周年之际，请求我们帮助克服其几百年落后状态这一重要时期，不帮助中国在未来的五年内实现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根本大计，那我们就将错过同中国建立和巩固友谊的历史时期”。[3]面对一些反对意见，赫鲁晓夫不作原则性让步，坚持让主席团成员相信他的决定是正确的，最终统一了苏共领导层的思想。
1954年9月29日至10月12日，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访华，参加新中国建国五周年庆祝活动。这期间，他主动表示将以往苏联在双边关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归还给中国。中苏双方签署了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将该基地归还中国，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移交中国政府；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为中国提供5.2亿(旧)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等七个文件。苏联代表团在华期间还赠给中国两项“礼品”：一是提供组建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并派专家来华帮助建设这个农场；一是将正在中国展览的83件机床和农业机器无偿赠给中国。[4]此后不久(1955年4月)，中苏双方在1954年10月签署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签订了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中国以帮助的协定，苏方并请中国参加莫斯科国际原子能研究机构，促成中国建立起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为中国原子能工业基础的建立提供了条件。另外，赫鲁晓夫此次访华期间还向中国领导人表示，苏方可以考虑放弃1950年2月苏中双方签订的秘密《补充协定》。1956年5月10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提出该协定已不符合苏中之间现有的友好关系的精神，建议予以废除。中国复照表示同意。至此，苏联正式放弃了其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两个“势力范围”。应该说，赫鲁晓夫所采取的对华新方针和新措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和积极的意义。这次赫鲁晓夫以扩大援华为目的亲自率团访问中国，一反斯大林时代由中共领导人前往莫斯科拜谒的惯例，其本身就反映了一种对华关系的平等姿态，表明苏联承认中国是其在亚洲和世界事务中的平等伙伴，以及新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具有决定性发言权的大国地位。
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也确使毛泽东感受到了与苏联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气氛。过去斯大林在世时，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平等的：迫使中国签订的中苏条约《补充协定》实质上是想长期控制中长铁路和旅顺口，把中国的东北、新疆作为两个势力范围；在建立中苏合营公司时，断然拒绝中国方面为利于掌握控制权而多占一点股份的提议；以一般物资援华，换取中国的稀有金属等战略物资；签订橡胶协议时，要求中方在未生产出橡胶前须从国外购买再转给苏联，而价格不得超过国际市场价格，若不能如约供应，就减少对华汽车援助；朝鲜战争中瞻前顾后，出尔反尔，尽由中国人在前方流血牺牲，自己则躲在幕后作壁上观，如此等等。特别是斯大林在历史上就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本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和错误态度，使毛泽东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而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苏联采取的极为苛刻的做法和不平等的方针，更令毛泽东感到是处于一种忍气吞声的屈辱地位，憋了“一肚子气”，认为斯大林不平等待人，“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5]而赫鲁晓夫对中国所作的许多实质性让步，使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毛泽东得以一吐长久压抑心中的充当斯大林“小伙伴”的怨气，在对苏交往中真正挺起了腰板。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一点时曾说：“第一次与赫鲁晓夫同志见面，就很谈得来”，他取消了有损中国主权的“合作社”，“建立了信任”。[6]对于赫鲁晓夫的平等合作精神及扩大对华援助的做法，毛泽东深表感谢，他在1954年10月11日致函周恩来时专门提到，在中苏签署的有关文件发表时，“要写社论一篇”，以示对此事的重视。[7]两个星期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又在参观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时作了长篇题词，热情赞扬这种“情同手足的友谊”。[8]
作为对赫鲁晓夫新方针的有效回报，中国党和政府在这一时期的对苏政策上也表现出充分信任和精诚合作的态度。从1954至1955年间，中国在苏联与东欧七国政府缔结华沙条约、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交、与美英法签订对奥和约、与西方举行裁军谈判、发表和平宣言等诸项外交活动中全力支持苏联。此外，中国政府还响应赫鲁晓夫改善苏南关系的决定，与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系。
除了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保持与苏联外交政策步调一致外，在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毛泽东也是基本上照搬苏联的模式，甚至把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选择用宪法形式明确固定下来。在对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作修改时，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宪法草案中所宣布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9]毛泽东认为苏联具有“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将有助于中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10]因此对苏联的经验抱着高度信任和真诚请教的态度。1955年4月6日毛泽东致函赫鲁晓夫，送上全国党代表会议刚刚讨论通过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和陈云同志关于“一五计划”的报告，“请求”苏方“替我们加以审阅，提出修改的意见”。毛泽东在信中还特别说明，即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公布的计划“自然”“不应当和我们送给你们看的这个计划一模一样，有些机密的部分，我们是不准备公开的”。并向赫鲁晓夫表示歉意说：“要求你们看这样麻烦的文件，实在是过分的请求，但是你们的经验比我们多，为了少犯错误起见，还是请你们替我们看一下吧。”[11]当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领导中国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时，对于苏联的经验，更是依赖和重视。尤其是在1955年的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当党内一些同志根据苏联曾在农业集体化问题上犯过急躁冒进错误的教训，对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合作化的步骤、速度等问题提出正确的不同意见时，毛泽东指责他们是“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毛泽东的结论是：“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短期内基本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可能的”。[12]
总之，赫鲁晓夫实施对华新方针，纠正斯大林在中苏关系问题上的错误做法，使毛泽东得以在较斯大林时期所处地位更为有利的基础上与苏联进行合作，胸臆直抒，振奋喜悦，直接促成了这一阶段中苏关系日趋密切，以达鼎盛。而此期中苏关系亲密无间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一，新中国创业伊始，百废待兴，特别是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亟须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从事经济建设，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作为同一阵营的社会主义强国和邻国，是中国最可靠的安全保障；其二，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在领导中国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实现工业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囿于当时的国际局势，只有苏联有能力并有可能大规模援助中国，因此只能以获得苏联经济援助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其三，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对立中，中苏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安全利益。毛泽东认为，中苏两国的合作“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的合作”，在这个合作下，“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没有不能被粉碎的”[13]；其四，赫鲁晓夫执政发轫，刚着手对苏联的内政外交进行改革，毛泽东于新政权建立之初，尚处在全面学习苏联的阶段，双方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还没有发生矛盾，这也从主观上为中苏共渡“蜜月”提供了保证。如此种种，决定了毛泽东要将中苏友谊与团结“无限地发展与巩固起来”。[14]此外，从苏联方面看，赫鲁晓夫当时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尚未稳固，非常需要寻求中国的支持，因而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对华政策，以博取中国好感。这从客观上为中苏关系进入最佳状态提供了条件。
(二)第二阶段，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至1957年底莫斯科会议召开。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分别开始各自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面探索，这时双方的探索即有趋同性，又有背离性。其趋同
性使此期的中苏关系显露出友好的、有时甚至是极亲密的表象，而其背离性又导致在亲密的表象下蛰伏着越来越多的不和谐因素，双方关系开始隐隐出现裂痕，由亲密无间转呈求同存异的状态。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战争并非注定不可避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可能通过议会道路过渡等问题，结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关于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六五”计划指示的报告中所强调的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和平的经济竞赛等问题，苏共领导核心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这一苏联对内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总路线。在大会即将结束之际，2月24日夜至25日晨，赫鲁晓夫又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并谴责关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为克服多年来斯大林模式造成的政治、经济上的弊病，迈出了冲破思想桎梏的决定性一步，这标志着苏联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全面探索的开端。
对于苏共二十大的成果，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只是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等问题上持保留态度，特别是在对斯大林评价的问题上，表明了与赫鲁晓夫的不同观点。毛泽东在是年3月31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就明确提出，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而是在一些问题上犯了错误。[15]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认定“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根据“这个分寸”撰写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又补充写道：“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16]但是，对于二十大制定的总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则一开始就表示支持与赞同，并对赫鲁晓夫尖锐揭露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历史意义予以肯定。2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为题发表社论评赫鲁晓夫的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社论指出：赫鲁晓夫在总结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创造性的发展”，苏共二十大“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指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稳步地、全面地向前发展的方向”。是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致开幕词时又讲到：苏共在不久前召开的二十大上“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并断言苏共的工作“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17]刘少奇所作的、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八大政治报告评价苏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而且对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8]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则指出，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对个人神化严重恶果的揭露。[19]是月，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也谈到苏共对斯大林的批评问题，认为“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20] 翌年，赫鲁晓夫为了贯彻苏共二十大的方针路线，在6—7月间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组织了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批判。毛泽东对此也表示认同，7月5日中共中央即致电苏共中央，支持全会做出的决议。是日，米高扬奉赫鲁晓夫之命来华向毛泽东通报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经过，介绍“反党集团”成员的错误及他们同赫鲁晓夫等人在内外政策上的分歧。毛泽东表示支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立场，并说：“对于苏联在内政、外交上的措施，我们是满意的。”[21]11月6日，毛泽东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会上发表讲话，评价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奋斗纲领”，是苏共“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解决实践中的任务”的“一个范例”。[22]11月18日，毛泽东又在莫
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明确指出：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集团”的“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23]总之，这一阶段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拟定的内政、外交方针总体上是支持和赞同的，并强调与其保持一致性。
此期在中苏两党的关系方面，经中共参与苏共对东欧局势的处理，双方在政治上的合作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56年10月波兰局势进一步恶化后，苏联对哥穆尔卡出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横加干涉，欲动用武力解决苏波分歧，并要求中共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商谈处理办法。毛泽东在接见尤金大使时表示不同意苏联的做法，建议苏联承认以哥穆尔卡为领导的波共中央，争取把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24]此后，刘少奇受命率团赴苏与苏共领导共同商讨波匈事件的处理方针。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十分尊重，刘少奇和邓小平甚至可以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双方的合作可谓发展至极。东欧局势平定后，赫鲁晓夫由于在处理和兄弟党关系问题上的大国、大党主义错误，陷入孤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批评赫鲁晓夫的错误的同时，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1957年1月11日，周恩来在华沙同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举行会谈。哥穆尔卡通报了赫鲁晓夫在处理波兰问题中的恶劣作风，甚至鄙夷地形容他“像一个小丑”。周恩来则在指出苏共以父子关系对待兄弟党的做法是错误的同时，强调说以苏为首是主要的，而它在平等原则上所犯的错误是次要的。中共认为还不应公开谈论苏共的“父子党”问题，不能削弱苏联。周恩来还提醒哥穆尔卡：不要鼓动起波兰人民的民族情绪，目前首要的问题是以苏共为首，团结对敌。[1]此后，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苏联的威信、帮助赫鲁晓夫摆脱困境，又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进一步指出：我们这里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没有中心，没有苏联共产党，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他赞成哥穆尔卡所说的：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2]并主张我们应该帮助赫鲁晓夫等同志，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兄弟，支持他们。[3]赫鲁晓夫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4]中苏两党密切合作，保护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稳定及不受侵犯。 在两国领导人交往时的外交礼仪上，中苏双方也都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安排。1957年4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为表示波匈事件后中国对苏联的支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亲往机场迎接，并破例安置伏罗希洛夫住进中南海，礼仪规格之高超过了1954年对赫鲁晓夫的接待。而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团抵苏时，也是下榻于以往从未接待过外国代表团的克里姆林宫，其境况更是大异于1949年末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之时。
这一阶段中苏关系能够保持热烈友好的表象以及政治上的趋同性的原因在于： 第一，毛泽东认为巩固同苏联的团结是“基本利益所在”。[5]在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上，毛泽东的基点在于，保卫中国革命胜利果实的外部条件，“特别重要的，是苏联的存在和声援”。“没有苏联，我们都有可能被人家吞掉”。有了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中国才不会孤立。[6]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反复谈到，就钢产量、卫星、核武器等经济和军事实力而言，只有苏联可与美国相抗衡，苏联是维护世界和平、制约战争的重要因素。[7]强调要迫使西方退让，首先须依靠苏联，这是大局，其他的小别扭是小局。要看大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8]以利于中国争得和平环境，抓紧进行国内建设。在对国家经济利益的考虑上，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苏联的经济援助，他特别把苏联的援助与东欧和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区别开来，认为前者才是巨大的援助。进而强调“主要的还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