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苏在重大的国际行动中开始各行其是，互不通报，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协调一致、同舟共济的局面已不复存在。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蒋介石集团控制的金门、马祖。毛泽东采取的这一“直接对蒋，间接对美”[10]的外交决策直接向赫鲁晓夫与美国缓和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挑战，而中国在决定采取此项重大行动之前，未像以前一样向自己的军事盟友、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苏联通报情况，即使在7月31日至8月3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进行的四次秘密会谈中，也未就此透露半点信息。赫鲁晓夫对此极为不满，只是在得到中国自己对此事件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的明确保证之后，才两次致函艾森豪威尔总统，表明了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苏联将完全履行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承担的义务的立场。[11]这与1955年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时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苏联主动倡议由苏、英、印度召集会议，邀请中、美、法等六国参加，讨论消除台湾海峡危机问题，中国公开表示支持和响应。[12]这次对于苏方提出的召开中、美、苏、印度等国最高级会议，研究缓和台湾海峡国际紧张局势问题的相同建议，中国却予以拒绝。毛泽东复函赫鲁晓夫，对其来信中所作的承担条约义务的允诺加以婉辞，申明了中国要独自处理由台湾海峡危机所引起的国际问题的意向。[13]1959年8月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苏联则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明显地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将中苏分歧公诸于世。10月2日中苏两党就中美关系和中印边界问题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以及与印度冲突、西藏问题上的立场提出指责，中苏双方发生激烈争论。显然，中苏两国在国际冲突中已无法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四、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已经影响到两国关系，并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利益。1959年6月，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进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唯恐西方国家获悉其在核技术方面援助中国，从而“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14]苏共中央以此为借口，于6月20日致函中共中央，单方面撕毁了中苏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一年以后，苏联为迫使中国低头就范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更为极端的措施，从而先行迈出了国家关系破裂的第一步。此后，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所谓中苏同盟已经名存实亡。
造成这一阶段中苏关系上述走向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苏两党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出现了重大背离，而这种背离又导致了国家利益的严重对立。1958至1960这三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由1957年的局部性失误发展为严重错误。而这种错误又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毛泽东的对苏认识及中国对苏政策的变化。在这一阶段初期，毛泽东谈到中苏关系时还认为没有出现紧张局势，双方的一致和分歧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不同意见可以采取内部交谈的办法解决，“不能以怨报德，恩将仇报，公开骂苏”。[15]而到1960年，中苏两党已经在时代、战争与和平、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等一系列根本理论问题上进行公开争论。毛泽东进一步突出强调目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也即右倾机会主义，彻底改变了他1956年对苏共二十大路线的肯定性认识，开始不指名地将赫鲁晓夫归入了与南斯拉夫“同流合污”的现代修正主义行列。[16]中苏两党的分歧日益扩大为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分道扬镳，相互间的不信任继续加深，双方合作的基础发生根本性动摇，终于导致了分裂局面的出现。 第一，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左倾错误的发展使他不仅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局限，而且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比以前的苏联走得更远。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急于求成，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初，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所确定的反急躁冒进的正确方针进行了愈益严厉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了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的片面性口号，
从而导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迅速蔓延。毛泽东又重新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新肯定对农民剥夺以实现工业积累的方式，否定了1956年的正确探索。到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又终止了他于1958年末开始的对“左”的偏差的纠正，转而再次反右倾，促成了1960年的第二次“大跃进”。与此相反，赫鲁晓夫在这一时期则继续推行权力下放地方和企业、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增加农业投资和农业贷款、完全免除私人农产品义务交售制、鼓励农产品自由买卖、缩短劳动日、调整工资等消除经济管理体制弊病、重视发展农业、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17]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经济建设方针问题上探索的距离越拉越大，相互之间的指责也越来越激烈。1958年11月《经济消息》第36期刊载《财经各部委党组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认为苏联过分强调平衡，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而不是首先强调发展速度；计划和比例关系决不能束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该文经毛泽东批示，在武昌会议上作为文件印发。[18]毛泽东把全面实现全民所有制、公社分配制度中供给部分逐步增多、商品经济范围逐步缩小等问题看作是共产主义因素和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条件增长的过程，认为苏联忽视甚至阻碍这个过程，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是不适当的。[19]而苏联对于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向共产主义过渡、吃饭不要钱等“新事物新思想”不理解，不支持。[20]1959年7月，赫鲁晓夫在波兰一个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谈苏联过去的公社，指出苏联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建立公社未获成功，是由于当时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毛泽东认为这篇演说是抬出马克思的原则当法宝，“祭起来打我们”，指示将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21]
第二，在国内政治方面，中苏两党的发展方向也是背道而驰的。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重又认为右倾问题已成为当时的主要危险，转而发动大规模“反右倾”斗争，并将党内关于不同意见的争论上纲为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22]开始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发展。而此期苏联党对政治体制改革上的探索则向相反的方向延伸。赫鲁晓夫在1958年4月的共青团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人民自动调节”的思想，并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在苏联社会主义已取得完全彻底胜利的情况下，“国家组织发展中的主要方向是尽力发展民主，吸引全体公民参加领导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工作，参加管理社会事务的工作”。国家消亡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组织的问题”。[23]这即已提出了由无产阶级专政向人民民主(以后发展为“全民国家”理论)过渡的意向，进一步否定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方式。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在搞现代修正主义；而赫鲁晓夫则把中国党的政治方针指责为教条主义。
第三，在对外政策方面，中苏双方的外交战略思想发生了全面性和根本性的重大分歧，从相互合作走向相互竞争，甚至相互拆台。赫鲁晓夫为进一步改善国内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于1950年代后期提出了举行东西方首脑会谈、展开和平竞赛、实施核裁军计划等缓和同西方关系的对外方针；而中国在朝鲜战争以后，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正处于无法调和的尖锐对立状态，毛泽东的方针是以斗争求生存，要利用国际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大跃进，以争取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增强国力、军力，超英赶美，与帝国主义相抗衡。中共批判苏共的对外方针是美化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24]赫鲁晓夫则不断发泄他对中共炮击金、马及处理中印边界冲突政策的不满，不点名地攻击中共“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等等。[25]
第四，与此同时，中苏双方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从盟友变成了对手。毛泽东在鼓动超英赶美的同时，也密切关注苏联的发展动向，研究赫鲁晓夫1958年1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关于增加农产品生产任务的报告，开始暗中与苏联较劲。[26] 1958年9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搞出一亿五千万吨钢，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27]这即已表露出要压过苏联的意向。是年末，毛泽东又在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认为经过高速发展的大跃进，中国有可能比苏联先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28]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方面使苏联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威胁，令本已对苏中能否继续长期合作提出疑问的赫鲁晓夫更生出“养虎为患”的担忧，从而着手收缩对华经济与军事技术援助；一方面刺激赫鲁晓夫也开始强调加速建设，[29]并于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了超越国情的冒进的“七年计划”(1959—1965年)，以防备中国迎头赶上，将其抛到后面。
总之，1954至1960年中苏关系由亲密向分裂的发展变化，主要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以及中苏两党从本国立场和利益出发，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估计以及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相联系。这种估计和认识构成了中苏两党两国制定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及对外方针政策的基础，而这一系列政策的趋同或分歧又反过来造成了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或对立。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间还以信任为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向分裂。在这里，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都未把握住共同探索的机遇，选择了相互离异的道路，并直接影响了中苏关系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