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苏联”，谁对中国援助大就学谁。他认为“如果拒绝同苏联友好相处，那就只能损害本国人民的真正利益”。[9]正是出于这种对国家基本利益的关注，毛泽东认为中苏之间还可以求同存异，继续合作。因此，当苏共二十大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隐约显出多中心的趋向时，他表示赞成一元论，坚持奉苏联为中心。[10]
第二，在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初，中国与苏联在改革或调整经济方针的方向上是一致的。赫鲁晓夫在苏联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认识到触动斯大林模式的迫切性、改革的势在必行。毛泽东则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揭露之后，结合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看到了走自己道路的重要性。应该说，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的探索是在思想获得解放的前提下，吸取苏联此前对斯大林模式进行调整的经验，借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新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开始的。双方探索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工业化方针、经济管理体制等问题上。
苏共二十大提出苏联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急速发展农业生产，大大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在此指导思想下，赫鲁晓夫继续减轻对农民的剥夺，提出增加肉类生产和收购任务、取消集体农庄庄员私人产品义务交售制、建立工农关系及城乡关系新体制、扩大垦荒面积等措施，并提出要在几年内使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奶类、油脂和肉类产量赶上美国的口号。[11]而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也主张“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提出了要以重工业为主，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工农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的指导方针。[12]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吸取了斯大林“把农民挖得很苦”，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实现工业化的教训，根据本国国情认识到农业与农民问题这个在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关键性环节的重要性。毛泽东提出的“工农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与赫鲁晓夫提出的苏联工业化道路，在方向与目标上均无背离，都是一种工农业全面发展的战略。同时，他们从根本上都是仍然坚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农业，都没有最终突破斯大林经济发展战略的框架，没有对重、轻、农的比例关系做出实质性调整。
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赫鲁晓夫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下放一部分企业管理权，改变过去管理权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各加盟共和国在管理和经营方面的主动权，以调动企业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和工人的劳动热情。[13]毛泽东也主张改变过分集中的现象，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力，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不能只顾一头。[14]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在试图对传统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但他们也都未能从根本上打破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框框，正确处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 综前所述，此期毛泽东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赫鲁晓夫的改革有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即如后来毛泽东自己所总结的：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只是方法有所不同。[15]可见，正是这种对经济模式探索的趋同，保证了毛泽东对苏联内政外交政策的肯定及中苏关系的基本协调。 第三，在一些政治问题上，苏共对中共的观点表示认同。如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问题上开始转而向毛泽东及中共的立场趋同。赫鲁晓夫毕竟是斯大林时代培养出来的干部，如同他无法冲破苏联传统的经济模式一样，他也无法完全摆脱斯大林政治的影子。二十大秘密报告的出台带有匆忙和冒险的性质，导致了对斯大林的评价缺乏历史性、全面性。形势的变化迫使赫鲁晓夫进行重新思考。特别是波匈事件后，赫鲁晓夫一度陷入孤立。苏共上层反对改
革的保守势力的活动，使他的政治领导地位受到威胁，亟须寻求中国的支持，从而转向认同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立场。1956年4月中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后，苏联《真理报》即予以转载。苏联国内也中止了深入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活动。[16]12月29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后，莫斯科广播电台由全苏最著名播音员反复播送该文，赫鲁晓夫并向刘晓大使表示对这篇文章诸字诸句都同意。[17]1957年1月17日赫鲁晓夫在中国驻苏大使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发表讲话时进一步明确谈道：“斯大林本人是同伟大的共产党员称号不可分割的”，他“英勇地、毫不妥协地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我们批评斯大林“是因为他有一些偏差和不良的品质，是因为他犯了严重的错误”。11月6日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上又指出：“作为忠心耿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坚强的革命家，斯大林在历史上将占有应有的地位。我们党和苏联人民将记住斯大林并且给予他应有的评价”。[18]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对赫鲁晓夫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政治方针的趋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双方之间的隔膜。
然而，这一阶段的中苏关系并非完全表现为这种趋同性。在上述热烈、友好气氛的表象下，遮掩着愈益增多的不和谐因素，裂痕已开始形成。与趋同性并存的是不断扩大的离异性。 这种离异性首先表现在毛泽东不再迷信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开始逐渐摆脱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援助的方针。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就反复强调，对苏联的经验“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19]是年8月21日和29日，毛泽东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修改中又进一步强调，中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提出，中国的建设也要以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一切依赖外援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20]9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大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讲道：“那种以为不必建立我国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专门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21]10月11日，周恩来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关于苏联援助我国“二五计划”建设项目谈判情况的报告时指出：“苏联在某些方面还留一手”，赫鲁晓夫两年前来中国时就说，苏联帮助中国不是无私的，也是为了自己。因此“要去掉依赖思想”，“我们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22]是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第六稿时，则干脆删去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一句。[23]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探索自己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已经开始出现对苏联建设经验和经济援助的怀疑和离异，这种状况与1954和1955年对苏联的完全信任和依赖已大不相同。
毛泽东在政治上也开始对苏联表示不满。如前所说，对于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提出的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毛泽东早就有不同意见。波匈事件发生后，他又对赫鲁晓夫及苏共的“老子党”和大国主义作风多次提出批评，促使苏联政府于1956年10月30日发表宣言，承认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方面犯了错误，宣布今后苏联将贯彻始终地实现列宁的各国人民平等的原则，表示准备讨论一些措施，以消除破坏国家主权和平等互利原则的任何可能性。[24]此后，毛泽东在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对苏联的批评大为升格。11月15日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责赫鲁晓夫：“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并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相当多了”。[25]毛泽东还开始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公开了中苏关系出现的矛盾，并表示了对苏联和赫鲁晓夫的极大不满。1957年1月27日，他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到中苏关系时说：“我看总是要扯皮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
“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并透露他曾给在莫斯科与苏共会谈的周恩来打电话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毛泽东讥斥说：“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这有什么了不起”!“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他还指出：“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手里还留了一把”。对于中苏关系状况，他表示“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26]可见，中苏关系依旧非常友好的表象，实际是由“大体过得去”的状况暂时支撑着的。
与前期明显不同的是，这一阶段中苏之间热烈友好的关系已不是由以往单纯的意识形态认同和真实的感情交往使然，其间已经搀杂了许多各自的实际利益和利害关系——苏联的对华援助及中国的对苏批评都注意各自留几手，并开始相互提防。表面上的亲密恰恰表明了过去无间的关系已一去难返。例如，1956年4月6日米高扬受赫鲁晓夫派遣率团访华，向毛泽东及中共解释苏共二十大的方针政策，同时代表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协定，增加援建55个新的工业企业，即已带有施以经济利益，换取中国对苏共新方针支持的意向。再如，1957年4月伏罗希洛夫访华，中国极力想向他了解苏联领导集团的矛盾和变化情况，但在衔命随同前来的费德林的全力“陪护”下，竟然找不到与伏罗希洛夫单独接触的机会，结果一无所获。又如，1957年9—10月间，苏方非常希望毛泽东能参加将于11月举行的莫斯科会议，帮助赫鲁晓夫及苏共彻底渡过难关，因此，尤金大使频繁打电话询问毛泽东是否能去。由于当时正在莫斯科进行的中苏关于导弹等国防新技术援助问题的谈判尚无结果，中国迟迟不对苏方做出明确答复。当双方关于该项援助的协议草案拟就之时，赫鲁晓夫即直接向中国代表团团长聂荣臻提出：苏方可以向中方提供国防新技术资料和样品，不过，毛泽东是否能出席莫斯科会议?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刻明确答复：去。给赫鲁晓夫这个面子。可还是待1957年10月15日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后，才正式宣布将由毛泽东率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27]这样，双方经几个回合的讨价还价，才实现了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及苏共的大力维护。而此时毛泽东提出的“以苏为首”，已经不是无条件的了，其“最大的必要性是对付资本主义国家”。[28]这充分表明此时中共对苏联的支持实质上已成为应付西方世界进攻的一种权宜之策了。 此期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产生不信任感、中苏两党之间裂隙生成并伏下隐患的原因有四： 其一，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对毛泽东而言，也是一次极大的思想解放。苏联建设模式弊端的逐渐暴露及赫鲁晓夫所做的各项改革、提出的“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促使毛泽东感到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开始以苏为鉴，着手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虽然初期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探索具有方向上的趋同性，因而双方在对内经济改革方针上并无根本分歧，但毛泽东这时反复强调的是不以教条主义态度学习苏联经验，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对于苏联来说，这种做法突出显示了一种离异趋向，从而加深了对中国的戒心。“以我为主”的发展思路当然是积极的，但是反右派运动开展之后，毛泽东改变了经济建设探索的方向，从而与苏联的改革方针产生分歧。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中共中央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批评，认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29]这种方针的调整自然使苏联感到不满和不安。
其二，毛泽东在进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探索时，对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根本问题的估计和处理，一开始就与赫鲁晓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有所不同。这种背离现象的不断扩大，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对苏认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开始的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批判，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指出斯大林“1937年关于苏联愈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的错误公式”不符合苏联社会的实际情况，它作为“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大规模进行镇压的论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党和国家内的民主的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苏共的新提法是，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苏联的阶级斗争矛头已主要转向了国际舞台，苏联国家消亡的过程已在进行之中，“国家管理的职能正在改变”，强制性国家机关“目前主要是防止外部敌人的阴谋的机关”。[30]毛泽东对此本来就有保留意见，特别是在波匈事件发生以后，东欧局势的动荡和国际上反共高潮的掀起，给毛泽东造成极大震动。他断言“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31]毛泽东把匈牙利事件与中国国内出现右派分子活动的情况联系到一起，发动了反右派斗争。为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毛泽东指示要“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在各个机关、学校去演习，“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以利于“挤出脓疱”。[32]由此，毛泽东转而否定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的正确结论，也即否定了他过去对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正确认识。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33]毛泽东在把主要精力从经济建设逐渐转向阶级斗争的同时，对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本意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产生了怀疑，对苏联的非斯大林化现象由喜大于惧转为惧大于喜，增加了对苏联的戒心，也影响了中国对苏政策的制定。
其三，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上也存在着矛盾。对于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战争可以避免等方针，毛泽东一开始即持保留态度。经过波匈事件，特别是了解到国际资本主义力量对匈牙利反政府活动在舆论和物质上给予支持和援助的情况，毛泽东不仅在国内问题上将注意力重新转向阶级斗争，而且在对外方针上也开始明确表示关于和平共处等问题，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强调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强调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在他看来，不能为了求得和平而放弃斗争，同敌人妥协，限制无产阶级革命。由此认为：苏联领导人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的结果，是使帝国主义拿它来杀人。[34]不过，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的矛盾此时尚未发展为对外根本战略上的重大分歧，还能够求同存异。只是在“存异”的过程中，双方的隔阂逐渐增大，加深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疑虑。
其四，中国参与对波匈事件处理的结果是，使毛泽东和中国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大大提高，而赫鲁晓夫和苏联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则受到相当大的冲击。这一点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体现得极为明显。例如，毛泽东及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受到特殊待遇：各代表团均被安排在宾馆下榻，只有中国代表团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各代表团均须将发言稿提交苏共中央批准，只有毛泽东是准备了提纲，而无须事先提交发言稿；各党代表发言均须站在讲台上，只有毛泽东可以坐着讲话。[35]再如，以往这种会议都是由苏联党准备宣言草案，而这次大会讨论的是中苏两党共同起草的草案。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拒绝接受苏方提出的宣言草案等文件，中苏双方在交换意见时针锋相对，发生激烈争论，苏方被迫做出退让，双方达成协议，才产生了提交各代表团讨论的宣言及声明。[1]还有，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一再否定或拒绝苏联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各国党的领袖也纷纷在会下找毛泽东交换意见，而毛泽东在维护苏联地位的同时，提醒他们不要抄袭、照搬外国经验，要根据各国的需要，因为苏联的需要与中国及各国的需要不同。强调要服从真理，不服从大国。如果真理在一个小国而不在苏联，那也得服从前者。[2]总之，这次会议表面上以苏为首，而实际
上是中苏共同主事。在中苏两党密切合作的表象下，毛泽东精神振奋，谈笑风生，说话算数；而赫鲁晓夫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只能勉强趋从，忍气吞声。这无疑也为中苏结怨埋下了种子。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已开始走下巅峰，进入表面热烈，实质冷淡，大体过得去，求同存异的状态。
(三)第三阶段，1958年初至1960年末。这三年，在表面上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口号下，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不断朝相互拆台的方向发展，双方关系一年比一年冷淡，直至走向公开分裂。
此期中苏矛盾不断激化、裂痕逐步加深并最终呈现分裂局面的表现是：
一、政治路线和观点的分歧继续扩大并且公开化。对于批判斯大林问题，毛泽东的否定态度进一步加强，从对斯大林有批评地维护，发展到对斯大林的基本认同。此前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还是持“三七开”认识的，批评说斯大林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而呼吸这样的空气是不行的。斯大林已经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成吉思汗”；并赞扬赫鲁晓夫勇敢地掀掉了苏联问题的“锅盖”，“及时地防止了爆炸”。[3]这时则认为，中国党内有人“对赫鲁晓夫打死斯大林这种压力”“随声附和”，“对反个人崇拜感兴趣”。还指出个人崇拜有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两种，并说：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4]对于苏联的经验，毛泽东则进一步强调要择善而从，要有独创精神，要打倒贾桂，不做奴才。[5]到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毛泽东开始公开指责有人拿原子弹吓人，“拿苏联吓人”。批评中国的工业、军事“没有苏联就不能活”的观点，指出“此论不通”。[6]从1960年4月《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开始，中苏两党就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问题在报刊上展开了互不指名的公开论争，直至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组织对中国党的围攻，中苏两党关系进一步恶化。
二、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发展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矛盾。1958年4月至7月，中国领导人就苏联提议在中国合建大功率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问题与苏方发生争执。毛泽东认为这两件事都是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强调说明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并在1958年7月22日同尤金大使会谈时严厉指出：“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要租借权”。“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还指责苏联“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7]7月31日赫鲁晓夫专程赶到北京就此事向毛泽东作解释，不承认苏联曾建议与中国搞共同海军，否认要将自己的方针强加于人。毛泽东则坚持认为苏方是在讲政治条件，不共同建设就不给帮助。毛泽东表示：我们一万年不建设海军也没关系。你们去搞原子弹，我们去打游击战。我们没有原子弹，没有军舰，将来索性把全部海岸线都给你们，叫你们打好了。[8]应该说，苏联此时提出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建议固然有为了本国安全利益，漠视他国的主权的倾向，但赫鲁晓夫的本意还不是想要控制中国，其主旨是要在与美国对抗的冷战中在远东地区把握住有利的形势及条件。而毛泽东对此事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表露出他对相邻的这个核大国具有极度的不信任感和戒心，并由此敏感地认为“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赫鲁晓夫是要控制中国，中国的主权、独立受到了威胁。[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