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你作为一个第三方，并没有条件参与事情发生的过程，而动机是属于个人的主观意识形态，只有参与了整个行为产生的过程,才能够去分析和了解这个动机是善还是恶，在正常的判断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比如A误杀了B，A主观上并没有想杀B，只是纯属失手，最后导致了B死亡这个既成事实，如果从正方观点上来说那A理应无罪释放了？当然这明显不可能啊，B死亡是由A造成的，自然他就要承担这个过失造成的后果。
再比如，ABC是三口之家，A在外面有外遇，想要毒杀其妻B，就在B的饭碗里下了毒，没想到B和两人的孩子C共用了一个碗，结果BC都中了毒，A赶紧把两人送到医院,结果B抢救后生还，C由于年龄小抢救无效致死。
那A的行为应该怎么判断？A对B是蓄意谋杀，对C则是过失,但是A又赶紧把BC送到医院，这又是一个犯罪中止，那么按照正方说法，判断行为的标准是动机，那么根本不可能进行清楚地判断，A想杀B这是恶，把BC送到医院难道就是善了？
B没有死，故意杀人罪不成立，C却死了，这是过失致死,但是从法律上来看，A依然是犯了故意杀人罪，这就说明了法律的判断标准是最后这种行为所造成的最终结果,而在最开始时候也说了法律的定义，什么是法律?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是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
最终结论就是：判断善恶的标准是法律，而法律判断行为的标准是造成的效果,也就是说评价行为善恶的标准是效果。
正方观点：1，法律的裁决和量刑都是以该行为造成的后果来论的，但在量刑尺度上会考虑到其作案动机的。尤其是在其司法调查时，为什么有了人证和物证还必须有其作案动机。再说其结果一样,而量刑尺度上的问题：同样是杀了一个人，但一个是报复性故意杀人,而另一个是正当防卫过当.你说法律会判的一样吗？
2,有因才有果。动机是会产生愈多不同的果，但是这些果中也有好的啊，请不要因为世界上有坏人而怀疑全人类都是坏人,这是一偏盖全的看法。我们要多看到社会的阳光面，要不可是容易成为反人类,反社会的一份子.
好的行为虽然有时候会失败,但是，只要坚持相信会成功的。而如果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虽然一次成功，二次成功，但是我相信他会失去更多，如友谊，诚信等，而最终会失败。
比如，我们的一个朋友出于好心而帮助我们，我们不管成功与否，都应该感激。而如果一个敌人出于坏的目的而去破坏我们,结果却歪打正着帮助了我们,我们还是不能感激他们.这样做，我们可以让鼓励善良抑制邪恶，同时也是对我们良心的一个交代。
中国文化讲究:“明春秋,辩大义”。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岳飞受人崇敬,而秦桧受人讨厌?
如果只专注于效果，就势必把那些出于善良愿望并尽了最大努力,只是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达到好的效果的行为，看作不道德的行为。这也势必把一些伪善的行为和“歪打正着”的行为视为道德的行为.比如,医生虽然尽全力去救病人，但由于病情十分严重，并没有挽救病人的生命,但医生的行为仍应被视为善的。
人是具有积极能动性的,因此，人们可以认识这种必然,利用这种必然,从而使其朝着人们所预期的目的发展。
心理学中有一个试验，是瑞典的心理学家皮亚杰做的，用于评价一个儿童是否形成了完善的道德意识。
他让儿童听两段故事，第一段故事中，男孩在家里恶作剧，故意打碎了一个杯子，第二段故事中，男孩帮妈妈做家务，却不留神打翻了托盘，15个被子全都碎了。之后心理学家让儿童判断那个小孩更恶劣。
研究表明，道德意识发展完全的孩子，才会判断前者恶劣,在心理学上，这种根据动机来对行为进行判断，是道德意识成熟的表现。
伦理学方面，康德否定意志受外因支配的说法，而是认为意志为自己立法，人类辨别是非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从后天获得.这套自然法则是无上命令，适用于所有情况，是普遍性的道德准则。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是纯粹基于义务而做的行为，而为实现某一个个人功利目的而做事情就不能被认为是道德的行为。因此康德认为，一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后果，而是采取该行为的动机
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是西汉中期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来的,是一种审判案件的推理判断方式，主要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定罪。即除了用法律外，可以用《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中的思想来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春秋》是孔子修订的一部鲁国的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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