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决狱主要是根据案件的事实，追究犯罪人的动机来断案。如果他的动机是好的，那么一般要从轻处理，甚至可以免罪.如果动机是邪恶的,即使有好的结果，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犯罪未遂也要按照已遂处罚。首犯要从重处罚。
董仲舒有关的断狱案例还曾被汇编成十卷的《春秋决事比》，在两汉的司法实践中被经常引用。到现在，原来的案例遗失很多，现存史料中记载了少量案例，典型的有五个:
第一个案例.甲没有儿子,拣了个弃婴，作为养子乙。乙长大后杀了人，甲把乙藏起来。如果按照当时法律，藏匿犯人要受重刑。但《春秋》上提倡父子一方犯罪后可以互相隐藏。董仲舒认为他们是父子关系，所以甲不能判罪。后来，唐律明确规定了父子相互隐匿不属犯罪。
第二个案例。甲把儿子乙送给了别人,儿子长大后，甲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结果乙一气之下打了甲二十棍子。按照法律,打父亲要处死刑。但董仲舒认为甲生了儿子不亲自抚养,父子关系已经断绝,所以乙不应被处死刑。
第三个案例。父亲和别人因口角发生斗殴,对方用刀刺父亲，儿子拿棍子相救，结果误伤了父亲.有的官吏认为儿子犯了殴打父亲的重罪,要按律处死。但董仲舒根据孔子的观点，认为儿子的动机不是打父亲,所以应免罪。
第四个案例。有个女子的丈夫坐船时不幸淹死海中，无法找到尸体安葬。四个月后,父母将这个女子改嫁。按照法律，丈夫没有埋葬前,女子不能改嫁否则处死。董仲舒认为女子改嫁不是淫荡,也不是为了私利，所以应免罪。第五个案例。有个大夫跟着君主出外打猎，君主打得一头小鹿,让大夫带回。半路上，碰见了母鹿，互相哀鸣。大夫可怜他们,就放了小鹿。君主要以违背君命处罚。还未处罚，君主得了病，想到大夫心地好,不但免了罪,还想提拔他。董仲舒认为，当初君主捕猎小鹿，大夫没有阻止（秦汉时禁止捕杀小鹿,及其他幼小禽兽,春天时禁止捕杀任何禽兽）,是违背了《春秋》之义，有罪。后来释放小鹿，算是有功，可以赦免。但提拔是不应该的。
董仲舒的这种思想对以后封建时代官吏审判案件起了指导作用，一般案件特别是民事案件，基层官吏审判时都是按照动机以及伦理道德来定罪量刑的，不是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来定罪.
董仲舒提倡的春秋决狱并不是唯动机论，他也强调在考虑动机的同时，要充分考虑事实，然后按照首犯、从犯,以及已遂和未遂来判案定罪。后来一些法官不顾事实，任意自由断罪，造成冤假错案，这不能把责任推到董仲舒的身上。
(最后一点对方可能利用，但他一利用，我们即要想法套住他）
立论（评价行为善恶的标准是结果）
谢谢主席：大家晚上好！
常言道：“名不正则言不顺。"今天，我们在讨论这道辩题之前,不妨先来明确以下几个前提：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是谁来评价行为,必然是除行为人以外的客观主体,而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行为的发生过程和结果，而对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我们无从知晓，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动机是由行为所推断出来的，它不具有确定性。就象我刚才拿起瓶子来喝水，那么大家想想我的动机是纯粹的口渴还是为了掩饰紧张呢?
第二:什么是行为?我们说:“人的思想瞬息万变"，但只有表现在外的活动方可称为行为，马克思哲学原理告诉我们，物质世界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就如我们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个确定的行为都必定有与之相匹配的结果存在，犹如我往池塘里仍块石头，评价者在不同的时间点可以看到不同的结果，包括激起了涟漪，惊动了鱼虾，以及石子沉入了水底。所以说如果行为是确定的，其结果必然是可见的和确定的.
第三:什么是标准？《辞海》告诉我们它是衡量事物的准则。那么它必然是具有确定性和普遍性，我们知道，在实践活动中会出现动机跟结果一致和不一致两种情况，当两者一致时，都可作为评价的依据，但是当它们不一致时，我们就看谁依然还能作为依据,那他才是真正的标准啊!
在明确了这些前提后，下面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我方观点：
首先，从行为善恶的区分标准上看，论理学告诉我们，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行为为善行，反之为恶行,这本身就是一个结果判断，那么无疑结果是评价行为善恶的标准.
第二,从结果和动机的本质区别上看，我们知道结果是确定的，可见的。而动机却存在以下两种情况，就如这幅图。我们看到，当推出的动机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不相符时,它已经偏离了我们评价的对象-—行为，那么此时动机怎么能拿出来做标准啊？而当它与行为人的行动意图相符时，动机它仍不能作为评价的标准.因为从动机到行为存在着许多客观制约，于是就有了出于同一动机经过不同的实践而产生了善恶两种性质的行为，就如我们常看到的是好心办坏事，坏心办好事。所以事实证明，结果才能作为评价的标准。
第三:从结果的多元性来分析，我们说结果并不是单一的，结果就象是一串葡萄，而每一颗葡萄都是它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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