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社区的自豪感，增加不同背景的人群进行社会交往的机会，使不同居民，尤其是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得到一定的自由感，是培养居民社区认同感及社区意识，实现社区整合的重要因素。但是，有些居住社区的公共空间(如会所等)通过高额收费或严格管理等手段只为少数“精英人士”开放，是非大众性、非共享性场所，比如武汉市的某社区会所。该会所只有会员才能在里面消费，而要成为会员，则每年都
要交相当一笔费用。这里已成为举行高级商务会谈的场所和消费者身份的象征，这就失去了社区公共设施的意义了，它不但没有促进社区内不同居民的交往与社区整合，反而加剧了社会隔阂。上述几个方面造成了居住社区与外界一定程度的隔绝。有形或无形的“围城”以及居民的互不往来形成了人们行为上的隔绝和心理上的隔绝，这容易引发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的社交孤独感，也容易引发人们的自我膨胀感。人们逐渐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而不去关心他人的生活，不去关心社区存在的问题，从而对社区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这必然导致居住社区的外部环境及公共设施冷落，并且互为因果，进一步加重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最终导致“家园”沦落为“住家”。而无论大中城市，家—社区环境始终是人生活的最基本环境，对维系人们的健康身心、对培养儿童的快乐天性等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居住社区的公共设施设计应使居民感到舒心和愉悦，使其便于使用，并且乐于使用。
2对策美国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划分为 5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为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爱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人们对居住环境及公共设施的需求实则是对上述需求的融合。从满足居民需求的角度出发，居住社区的公共设施的设计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2.1使用—具有可达性在居住社区中，我们常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在邻里空间或社区入口、不同交通体系(车行、步行、自行车等)汇合之处，居民的活动异常丰富、频繁，而其他区域的专用步行空间则往往人流稀少；另一个现象是：当社区或邻里的公共服务空间与各个步行系统的入口距离相对较远时，居民的活动就呈现出相当分散的形态。而当一个邻里或社区的公共服务空间与大多数入口直接相连时，居民则会明显地聚集到一起活动。这些均说明了人群活动的聚集效应与较好可达性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社区公共空间的服务半径不宜过大，以保证大多数居民能够便捷地到达。亚历山大在《建筑模式语言—城市、建筑、构造》中指出，人的认知邻里范围不宜超过 274m。从对居住环境的控制能力和认知能力出发，人的视力在超过 130- 140m时就无法分辨其他人的轮廓、衣服、年龄、性别等。所以，居住规模不应超过 150m的范围。居民从家中步行抵达时间不应超过 5分钟，即服务半径 300m左右。通
常来说，居民使用某一公共空间的频率与其距离公共空间的距离远近成反比，
服务半径过大，自然会降低居民的使用频率，不利于强化社区关系。扬 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大多数人每次步行的活动半径通常为 400-500m,根据不同情况，人们可能看清别人和活动过程的距离在 20-100m的范围之内。在实际工作中，这两个因素对于集中的程度有重大影响。如果希望从家中或者只走上500m就可以看见别人和活动，并且步行就能到达最重要的服务设施，就必须精心地将各种活动和设施集中安排。只要空间和设施的布局稍有分散，或者距离略大，就会令人索然无味，不可能有丰富的感受。 20世纪 90年代，面对低密度郊区化的过度蔓延，美国建筑师卡斯罗普提出了“以公共交通为导向发展”的社区模式，简称为 TOD模式：是指半径长度为步行距离的，由商店、住宅与办公组成的混合社区，服务设施围绕公交车站设置，形成社区中心，步行系统由中心通往社区各处，公交支持社区内人们的出行，以降低居民对小汽车的依赖性。该模式从城市规划的宏观角度，对居住区的规模、布局与交通方式进行探讨，明确提出了以步行和公交为主要交通方式的[1]居住区发展模式。
2.2心理—具有场所感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城市化进程加快过程中，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居住的需求一度集中在从无到有、从小建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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