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以及随之而作出的禁忌规定，所以，马雷特认为，玛纳加禁忌就是宗教的最低限度定义。
在马雷特看来，玛纳－禁忌的超自然状态既非宗教，也非巫术；但也可以说，它既是宗教的，也是巫术的。可以称之为巫术－宗教状态。至于巫术和宗教的区别，马雷特和弗雷泽的标准是一样的。
1914年，英国人类学者哈特兰德在其《礼仪与信仰：宗教史的研究》一书中进一步发挥了马雷特的理论，认为原始人受到神秘力量（“玛纳”之类）的压抑，产生了敬畏和惊奇之类感情，原始人把这种神秘力量认之为一种人格的显示，并且以为这种人格与他自己具有同样的人性的需要和潜力。在这种情况下，原始人便竭尽全力与这种人格的对象或者发生友好的关系，或者企图予以控制。在方式上则像对待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一样，应用言语和行动来对待这种非人类的、超自然的人格。这种言语和行动，可能是巫术的仪式，也可能是宗教的仪式。按照哈特兰德的意见，巫术与宗教的区别和界限不是固定的，而是混杂在一起的。他的结论是：巫术与宗教是从同一根源生长出来的，二者是一块牌子的两个方面。
泰勒等人关于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的观点，都是一种宗教进化论观点，具有反信仰主义的启蒙性质，因而招致了一些有护教热情的宗教学者的反感和敌视。这些宗教人类学者便利用人类学的某些发展来构建一种反对宗教进化论的宗教退化论系统，其代表人物是维也纳的天主教神父威廉·施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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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威廉·施米特的“原始一神教”
正当泰勒为代表的宗教人类学以丰富的民族学、人类学资料和气势磅礴的宗教进化论把人类宗教的起源归结为原始时代野蛮人的谬想、而高级宗教的伟大神灵和上帝不过是精灵鬼怪的进化的时候，宗教人类学学者的队伍中也出现了高唱反调者，这就是反对宗教进化论的“宗教退化论”。这种理论的前驱是泰勒的弟子之一安德烈·兰格，而集大成者则是维也纳的天主教神父威廉·施米特。
安德烈·兰格是泰勒学派中很有才华的一位学者。大致在1871年以前，一直是泰勒的虔诚信徒，应用万物有灵论但对缪勒的自然神话学派。但是，兰格这一时期已经意识到宗教起源问题的极端复杂性，认为“宗教的起源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谜”，他不打算建立自己的宗教起源论。1897年之后，兰格致力于澳大利亚图腾崇拜的研究。他发现有关的资料报道了澳洲原始民族信仰一种“至上神”的神明，而且似乎与其他的次级的神和精灵没有发展或传播上的联系，兰格于是产生了对宗教进化论的怀疑，对他过去捍卫的万物有灵论持批评态度。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其著作《宗教的形成》之中。他的结论是：至上神不是从祖先亡灵崇拜和万物有灵崇拜进化而来。而且在兰格看来，在相信至上神的原始民族中，已把宗教和道德联系起来，把他们遵从的道德训诫视为至上神意志的表现，相信至上神通过赏善罚恶来监督人们的行为。虽然对于至上神的产生兰格没有确认，但他认为：在古代的宗教中，比较低级的神话信仰和比较高级的高位神信仰都存在，他同时认为不能因此断定一种宗教是由另一种宗教产生出来的，或者说这种宗教在那种宗教之先。
尽管兰格在至上神信仰和低级精灵崇拜二者孰先孰后，谁因谁果问题上表现谨慎，但是既然把至上神的产生说成与万物有灵论和祖先亡灵说完全无关，那在逻辑丧势必导致一种结论，认为它是与人类的诞生俱来的东西；如果不是“天启”至少也是“天然”或“天赋”的了。显然，这实质上回到了基督教神学所谓“天启宗教”的信仰。施米特接受并发展了兰格的理论，并用大量有关原始一神论的民族学资料，来证明原始一神论。
施密特最重要的宗教人类学著作是《神观念的起源》，12卷，提倡一种反进化论的原始一神教。施密特一生的学术活动除早期的语言学研究之外，主要集中于阐发他关于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的见解，并收集非常广泛的人类学、民族学资料来论证他的学术观点和宗教信念。他的反宗教进化论的斗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方法上，他反对泰勒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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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的心理学分析方法，而主张一种“文化－历史”方法；二是在学术观点上，他反对泰勒的万物有灵论和其他人的图腾论、法术论、祖灵论、前万物有灵论的宗教进化论，而主张人类一开始就信仰高级神的“原始一神教”，其他一切精灵的、法术的、多神的宗教信仰乃是原始一神教的退化。
（一）“文化－历史”方法和“文化圈”理论
泰勒学派在研究原始文化和原始宗教时有个基本的假定：文化和宗教是由简单进化到复杂，低级形式进化到高级形式；世界各民族、全人类的文化具有共同性，服从于普遍的思想规律和活动规律。因此，一种文化现象，其原因和结果是相同的，我们可以用相同的原因来解释相同的现象。所以，此一民族的文化遗存物，可以用来解释同一阶段上另一民族的文化现象。所以，我们看到，在泰勒的《原始文化》和弗雷泽的《金枝》中对一种宗教现象的分析常常把许多民族的资料堆积在一起，通过共同的心理分析得到适用于其他民族的共同结论，民族文化的历史特性被消融于服从共同思想规律的遗存物的共同性之中。在施米特之前已经有一种反对进化论的运动，称之为文化－历史学派。最早的代表者是弗里德里赫·拉策尔。他主张一切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性”，必须进入到各民族的历史中去研究；特别是由于民族在历史的迁移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的互相影响赫传播更应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他反对进化论不注重这种文化传播的研究方法。拉策尔的学生莱奥·弗罗贝尼乌斯把这种理论扩大为文化圈说。此说认为世界各民族可划分为不同的文明地区，在这个地区内存在着一个一律的物质文化，各个文化圈之间存在着单个的或整体的联系。还有一些学者在划定不同文化圈的同时，还用历史的方法确定这些文化圈在历史上的顺序而认之为“文化期”。总之，在20世纪初，反对进化论的文化历史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受到相当多的一批民族学家和宗教人类学家的支持，颇有影响，而施密特则是这一学派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施米特把全部人类文化划分为原始文化、初期文化和二期文化三个阶段。原始文化层的特点是采集食物为主。施米特把全世界的文化圈从空间与时间进行划分，其结果是如下图所示：
原始阶段：有四个文化圈。
1 外婚制的与一夫一妻制的文化圈，或称中央文化圈。 2 外婚制的与性图腾制的文化圈，或称南部文化圈。 3 外婚制的与夫妇平权的文化圈，或称北极文化圈。 4 飞去来棒文化圈。
初期文化阶段：有三个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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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游牧民族的大家庭父权文化圈。此文化圈民族是以后的征服者与统治者。
2 高级狩猎图腾民族的外婚制父权文化圈。这个文化圈是艺术、工艺与商业的创始者。
3 园艺民族的外婚制母权文化圈。此文化圈是乡村文化的开始。 二期文化阶段 1 自由父权文化圈 2 自由母权文化圈
吕老师的评价：不管这种分类具有多大的真理性或虚假性，这种探索都是有益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到文化历史的研究方法固然不能否定，但泰勒进化论的“心理分析方法”也不能否定。原始时代的宗教与文化，由于缺乏历史文献的记载，纯历史的方法往往是难以进行的，借用心理分析方法常常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
（二）“原始一神教”与“原始启示说”
施米特本人直接把他的文化历史研究方法和文化圈分类应用于他致力建构的“原始一神教”理论，最终目的在于证明他划分出来的原始文化圈的诸民族是文化学上最古老的民族，而他们都信仰“原始一神教”。据施米特说，如果把原始文化圈的至上神信仰与后来的文化圈相比较，我们可以建立一条普遍的原则：原始文化圈诸民族崇拜的任何一个至上神，比任何后期文化中的至上神更为清晰、确定、生动、直接。还可以建立一条比较次要的原则：这位至上神在原始文化圈民族中的存在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在一切属于原始文化的民族中均可发现。
施米特进一步指出，原始文化中的至上神，并非如某些学者所了解是多神教系统中的高位神，而是一神教的至上神；崇拜这种至上神的宗教，是真正的一神教。原始至上神有这样一些特点：
住处：大多数原始民族认为至上神从前住在地上，与人常住在一起。
形象：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至上神不能用人的五官去认识；一种认为至上神具有人的形象，但至上神的根本特点不在于是否具有人形而在于他具有超越一切经验的人格。
名称：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称至上神为“父”；第二类称为“造物者”；第三类称为“天”，或称“在上的它”。
德性：永生；全知；仁慈；道德；全能；创造力。
施米特笔下的原始民族的至上神的德性实在是太崇高、太伟大了，简直可与佛教、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争妍比美，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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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从强调原始至上神的全知、全能、全善、全在，进一步推论到强调这个至上神在全世界各民族中的惟一性或统一性，其目的在于说明在人类最古老、最原始的时代，世界上一切民族、一切地区所信仰的只有这样一位惟一的神，而不会有、也不能有与之并列的任何其他的神。施米特就这样从一种“先验”的前提否定了其他一切宗教人类学者的各种宗教起源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从施米特的先验性前提出发只能得出一个惟一的结论：原始一神教是全人类宗教的开端，而原始人之所以产生“原始至上神”观念，当然只能是像基督教圣经一样来源于上帝的原始启示。这种学说与时代的科学精神实在太过于背道而驰了，任何具有科学头脑的学者都难以苟同这种信仰主义的说辞。很多学者从人类学角度指出，施米特原始一神论所根据的事实本身就不可靠，而且他所谓民族学上最古老、最原始的民族，其实并不古老也不原始。他们的文化、语言和宗教都曾受到其他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民族的影响，其中包括至上神观念。这就从事实基础上动摇了施米特原始一神论的根本。但同时，一些在理论上并不赞同施米特路线的民族学者和宗教人类学者，也承认在世界的一些原始民族中确有信仰“高位神”的情况，我们不应因为厌恶施米特的信仰主义而对这些民族学中的事实视而不见。早在1913年时，斯特拉斯堡的新教学者迈耶就曾表示过这样一种态度：学术界不应忽视兰格、施米特提供的原始至上神的事实。在摒弃施米特的理论，但却承认原始民族中有信仰高位神事实的学者中，意大利的毕塔佐尼是一位卓越的代表人物。他在考订了澳洲原始宗教提供的资料后说，澳洲人的至上神并不是惟一的神，这至上神的数目比任何人所发现的还要多。在毕塔佐尼看来，尽管原始民族中有信仰“天神”之类至上神的事实，但这种天神数量很多，并非惟一；而且他们也并非一神教所说的上帝，并不具有施米特所赋予他身上那一系列高贵而伟大的神性；天神不过是原始宗教心理想象虚构而成的神话，是天空人格化的产物。
施米特的原始一神论也留给了宗教人类学一笔宝贵的资产。它告诉我们：要研究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宗教进化论不是唯一的理论与方法，正如在宗教进化论路线中，泰勒的万物有灵论不是唯一的理论和方法一样。无论哪种关于宗教起源的理论，都或多或少地有这种简单化、绝对化的毛病。解决这个弊端的合理选择，也许不是寻找出某种绝对完善、无暇可求的新的一元化的宗教起源论，而是承认人类宗教起源方式和发展途径的多样化或多元化。
宗教起源问题本身太难了，太复杂了。人类诞生之初的那个原始时代早已成为消逝的过去，而当代尚存的原始民族及其宗教信仰又五花八门，原始的、次生的和外来的因素又鱼龙混杂、难以区分。宗教人类学要想就宗教如何起源、又如何发展问题得出一个使所有学者众口一词的终极结论，也许是永远都无法做到的。宗教人类学似乎只能满足于求得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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