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思想概说
米歇尔·福柯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他在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精神病学、医学上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受到很多学术思想的影响，但是他的思想又很难归纳到哪个确定的学派。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既力图发现被传统掩盖的结构本身又有破坏结构的特点。因此他既是法国60年代的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又是后结构主义的伟大先驱。准确的说，福柯实际是法国当代思想界一大异类，他的思想无法归类于20世纪法国三大思想思潮（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任何一类。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s)对他有一个经典评论：“??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
福柯的思想虽然非常复杂，但是其中依然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就是借助尼采主义揭示、批判、打破和逃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禁锢。1983年，福柯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简单地说，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借助于尼采著作，我试着尽最大可能在许多方面看看在这个或那个领域能够做些什么。”当然福柯并不仅仅局限于尼采主义。他思想的丰富性和独创性是毋庸置疑的。他主要吸收了尼采的敢于向传统挑战的造反精神和求索精神，从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边界”研究，例如“疯癫”、“性”等领域。他的主要著作有《疯癫与文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性史》等。其中的考古学、系谱学的方法论，他的话语实践分析和权力——知识理论，他对许多领域的开拓性研究等，对西方甚至全世界的学术研究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疯癫
《疯癫与文明》是福柯基于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他在这部著作中全面考察了从文艺复兴到“今天”，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所体现的疯癫对于现代人的意义。它的独特性就在于，之前从没有过对于疯癫这种现象的客观性论述，它处在被根本排斥的地位。福柯本人对《疯癫史》作了一个内容提要：“在蛮荒状态下不可能发现疯癫，疯癫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它不会存在于分离出它的感受形式之外。因此，我们可以说，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疯癫是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出现在社会领域中；17世纪，由于禁闭，疯癫经历了一个沉默和被排斥的时期。它丧失了在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时代曾经具有的展现和揭示的功能（例如，麦克白夫人在变疯时开始说出真理）。它变得虚假可笑了。最后，20世纪给疯癫套上颈圈，把它归为自然现象，系于这个世界的真理。这种实证主义的粗暴占有所导致的，一方面是精神病学向疯人显示的居高临下的博爱，另一方面是从奈瓦尔（法国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人、作家）到阿尔托（法国戏剧理论家、演员、诗人，法国反戏剧理论创始人）的诗作中所能发现的抗议激情。这种抗议是使疯癫体验恢复被禁闭所摧毁的深刻有力的启示
意义的努力。”这个概括既告诉我们疯癫变成精神病的一个过程，又揭示了历史的吊诡（表面不合逻辑但是实际存在的现象，不可思议）性质。（历史的不合逻辑性）
福柯将理性与疯癫的关系作为疯癫史的分析线索。他认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疾病，而是一种知识建构、文化建构：“理性——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维度。”这部疯癫史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刘北成将它们比作三幕戏剧，序幕是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冲突的展开是古典时期（17——19世纪）；现代看到的是暴风雨洗刷过的世界。在古希腊时期，疯癫张狂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苏格拉底式理性者的“明智”。而从中世纪开始，疯癫已经开始处于边缘地位，欧洲大多数城市都有专门的疯人拘留所，社会排斥疯人，也排斥附着在疯人身上的社会意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疯人突然成为被关注的文化意象。福柯在造型艺术和文学中分辨出两种体验，这预示着西方疯癫体验未来的重大分裂。一方面，在绘画艺术中，疯癫是一种揭示人类狂野天性和世界隐秘真谛的意象；另一方面，文学和哲学领域中，疯癫是与人的各种弱点、梦幻和错觉相联系的意象。这两种意象表明了两种体验的分裂，一种是深刻的悲剧性的疯癫体验，一种是背理性批判所驯服的日常疯癫体验。福柯指出，文艺复兴虽然驯化了疯癫的暴烈性质，但是疯癫仍能自由存在，并参与对理性的评估和真理的探索。但到了古典时期，冲突骤起。17世纪创造了禁闭的制度，疯人成为被禁闭起来的非理性之外的存在，他们被看做是与被禁闭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等人的非理性不同的兽性的状态。这时的理性与疯癫的对立达到了顶点。原因就在于当时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古典理性主义带有独断、绝对的性质。不是光明就是黑暗。到了18世纪下半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疯人形象重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例如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你知道，我既无知又疯狂，既傲慢又懒惰。”于是非理性以一种语言、一种本能的欲望重新出现。法国大革命之后，《人权宣言》的公布虽然宣告禁闭时代的结束，但是疯人被排除在外，成为在社会整合时被抛弃的人群。
福柯对疯癫的研究，是一种文化现象的人文科学史的研究。“我的计划不是写一部精神病科学的发展史，而是写一部精神病科学发展的社会、道德与意象背景的历史。”他在法文版前言中也明确指出：疯癫研究是“一项关于俘获疯癫并使其万劫不复的历史整体——观念、制度、治安和司法措施、科学概念——的结构研究”他要研究是什么样的观念、制度、治安和司法措施、科学概念的整体综合运作，使本来属于历史整体结构的一部分的疯癫，逐渐被排斥于历史整体之外，成为沉默的“他者”。福柯认为，疯癫成为一种被现代文化和医学断然分离出来的他者的历程，正反映了西方文化历史的性质和发展特点。疯癫之所以成为疯癫，是另一种疯癫——理性疯癫的结果，疯癫的历史其实是理性疯狂压迫疯癫的历史。
（疯癫与艺术的关系）福柯最后考察了作为非理性的的疯癫的现代命运和意义。在他看
来，现代世界的艺术作品中，疯癫与艺术已经融合为一体。例如梵高、尼采、萨德等人的作品，将死亡与虚空等主题融入其中，既揭示了自身的悲剧体验，也体现了现代世界的矛盾与痛苦。这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反抗，质疑着现代社会的合理性。
考古学：《疯癫史》开创了福柯独特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是福柯的方法论的隐喻。它并不
是人们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考古学，而是一种话语分析方法。他通过研究被历史规律和理性所压制的处于边缘的文化现象，以颠覆所谓的历史的总体性、规律性真理，还历史以偶然的、断裂的、被深层结构制约的真实面貌。这项工作所用的资料是话语——它作为历史的沉积，被封存在“文化档案”之中，考古学就是研究这些档案，是对一系列学科中构成一种文化档案的断续性的考察。福柯的考古学有意识的避开了现象学、结构主义和解释学，其分析对象亦以构成一个学科有关话语的一系列文本，替代了对作者、语言代码、读者，乃至个别文本的分析。考古学作为福柯最重要的方法论之一，不仅被运用于疯癫史的研究中，还被运用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中。 二：话语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到，话语构成或话语实践受制于“一组匿名的历史规则”，这些规则“在某一时期的时空中通常是确定的，而且对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地理和语言领域来说，是陈述功能运作的条件”。他认为，在个别话语的形成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规则来界定这个领域的相应对象，从而建构起基本概念，形成理论构架。这一话语组构中的规则组合，就形成话语的组构系统，分别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在《词与物》（1966）中，福柯把这种规则系统称为“知识型”，在《知识考古学》中更名为“历史前提”或“档案”。许多研究者指出，知识型与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型”类似。它们都是科学没有意识到的，但都是科学话语的组成部分，而且决定着一个时代的科学话语。但是，库恩的范型属于科学的理论层面，而知识型属于更深层次的经验层面，是一个时代的“文化代码”。
在福柯看来，西方自16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四种知识型，分别是文艺复兴知识型、古典时期知识型、现代知识型和当代知识型。文艺复兴知识型以相似性作为建构西方文化的基本模式。到17世纪，相似性知识型被再现知识型所取代，符号不再是世界的形式，而是对其他符号的“再现”。到现代，“人”占据了知识型的中心。这个时期历史的连续性取代上两个时期的同时性秩序，人的生产、生命、语言是知识的基本形式。当代知识型的核心是“无意识结构”。也就是说，作为现代知识型的支点的“人”，既是知识主体又是知识对象的“人”受到质疑，取而代之的是无意识结构。如果说前者导致“人的诞生”，那么当代知识型则是“人的死亡”。这四种知识型之间不是连续性的，在这四种知识型的断裂处有三个代表形象：
首先是堂吉诃德这个疯人形象，他是“一个异化于相似性的人”。他的全部游历都是寻找相似性，但是处处碰壁。站在古典知识型和现代知识型之间的是萨德。萨德的《朱斯蒂娜》《朱莉埃特》以“再现”人的邪恶本能欲望冲破古典知识型再现的界限。新的转折点是由尼采宣告的，与其说他宣告了上帝的死亡，不如说他宣告了杀死上帝的“人”的死亡。于是以人为核心的现代知识型转变为以无意识结构为核心的当代知识型。
知识型既然制约话语构成，同时也会制约着话语的解释系统。福柯在1964年的论文《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中分析了这三位大师的现代解释方法。首先他概述了西方解释方法的历史。他认为，从古希腊到当代的解释，贯穿着一个基本因素，即总在怀疑语言背后有一个实体，语言掩盖着“更深层”的意义。因此，为了挖掘出这一“深层意义”，就需要解释。他指出，每一时期的文化都有着自己的解释系统。文艺复兴时期的解释系统是基于相似性原理，古典时期，再现系统取代了基于相似性的解释系统。现代世界不解释世界，而是解释人。这些解释系统都是寻找本体、寻找中心的解释系统。它们从古希腊以来不断地受到思想的冲击。第一次是哥白尼，第二次是达尔文，第三次“去中心”的打击则来自马克思的《资本论》，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以及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和《道德的系谱》。福柯认为，这三位“怀疑大师”开辟了以一种新的解释符号的方式，否定所谓“深层意义”和“真理”的现代解释学。它有四个特点。首先，它深刻地改变了“符号的分布空间”。之前的解释学始终认为，在表层符号的下面还蕴含着深层意义。他们发现，这种深层意义不过是毫无内涵的表层的折皱，不过是把日常权力冲突神秘化。尼采发现，善恶观念不过是掩盖统治集团的私利和弱者的不满与虚伪的面具。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不过是对日常金钱价值的掩饰。弗洛伊德发现，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所谓的症状不过是半遮半掩的心理层面。第二个特点是，解释是无止境的。解释越深入，就越接近于绝对的危险区。最终有可能以疯癫或死亡告终。第三个特点是，解释是无限的。因为符号不是消极地等待解释，它们本身就是对其他符号的解释。最后一个特点，解释变成无限的自我解释。现在解释学关心的不再是“解释成什么”，而是关心“谁在解释”，比如说“我在解释”，那么“我”就必须再解释“我”为什么这样解释，实际变成了解释“我”。
福柯话语理论另一个构成部分是关于作者的理论。在他看来，人实际上是受话语支配的。福柯认为应该从更深的层次，即话语实践的角度考虑“作者”问题。他否定“作者是自由的创造主体”的观念，而把作者看做是话语的功能。
福柯阐述了作者作为一种话语的功能的四个特征。首先，它是包围、决定和表现话语领域的那些法律和制度体系的产物。比如说一个人起草了一份文件，这个文件的文本话语处于法律、制度之内，所以他并不意识为作者。而当话语冒犯法律、制度的时候，需要寻找作者，
这时“作者”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目前之所以作者身份如此被重视，是因为所有权和版权规则体系确立之后，作者作为文本所有者被重视。其次，“作者——功能”并不是在所有的话语、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文化中恒定不变的。古代文学作品，民间故事，史诗等，并没有考虑谁是作者。例如古希腊神话，一千零一夜，甚至包括中国的诗经等。中世纪，科学文本必须确定作者才能视为真理。到17、18世纪，文学话语必须有作者的名字才被接受，因为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取决于作者、写作时间、地点及环境等信息。相反，科学文本无需提及作者，只要发明者的名字保留下来即可。第三，“作者——功能”与特定文本的联系是通过各种严格而复杂的程序建立起来的，即通过确定作者的神圣性来确定一个文本的价值。第四，作者的功能并不仅仅或简单地表示一个实际的个人，它同时也表示一系列的“我”和“主体地位”，各种人都可能来占据这种主体地位。例如，在第一人称的小说中，第一人称所表示的是“第二个我”虚构的叙述者与作者有着近似性，但又不是完全同一。作者的功能就出现在自我和叙述者之间的裂缝中。
系谱学：五月风暴过后，福柯经历了方法论的转变，在1971年发表的《尼采，系谱学，历
史》中正式阐明系谱学这一概念。系谱学是福柯从尼采那里借用的一个概念（《道德的系谱》），范围比考古学广阔，研究的主要领域是真理系统和权力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系谱学的目标是挖掘细节和偶然，关注历史事件，承认具体的历史发展。它不承认“起源”，但关注“出现”和“缘起”。“系谱学不模拟种族进化，不描述民族命运。相反，探索复杂的‘缘起’过程，也就是承认已逝事件的弥散状态。恰恰是偶然事件、微小偏差、甚至完全的颠倒、错误等等导致延续存在至今并对我们有价值的事物的诞生。”关键词，特殊，偶然。对于考古学与系谱学的区别，福柯认为，考古学是分析局部话语的适当方法，系谱学则是在描述这些局部话语的基础上使被解放的知识能够活跃起来的策略。即考古学仅仅是一种整理文献的方法，而系谱学不仅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种关于权利与知识的本体论，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政治学。考古学到系谱学并不是根本性转向，而是一种修正和深化。 三：权力
福柯的权力理论与他的话语理论密切相关。这一理论十分强调文本和历史的关系。他的理论观点在思想史上其实早已有所体现，例如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直译就是“知识就是权力”。而尼采诠释他的“权力意志”观念时，也明确指出：“知识是权力的一个工具”，福柯在他们理论的基础上面对知识膨胀，人被异化的现实，进行扩展和创新，创造出权力|知识理论。
福柯在他1972年的演讲《理论与刑罚制度》中明确提出了“权力知识”理论。与传统理论（认为知识属于“真理和思想自由”的领域，在权力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存在和发
展，赋予知识一种纯洁性和客观性）不同，他否认这种客观性，他说：“我们应该承认，权力产生知识（而且，权力鼓励知识并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使用知识也并不只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和知识是互相指涉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也不会有任何知识。”特别是人文科学“这些知识分支的发展都不可能与权力运作分开??，人文学科的诞生是与新的权力机制的确立携手并进的??真理无疑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福柯认为，知识和真理都是权力的共生体，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发展。这个共生体的表象是知识，实质是权力。知识和真理是权力的形式，权力离开知识、真理也就不成其为权力。当然，福柯这里所讲的权力，是有特殊含义的。福柯在《性史》中指出，权力不是获得的、夺取的，亦不是分享的，而是弥漫生成于各种关系的一种转替无定的游戏，这些关系波及经济、性、知识、政治、情感等人类存在的所有领域。在他看来，权力是基础而不是上层建筑的产物，它播撒到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永远不可能显现为一个特定的母题。即：权力是“支配人体的政治艺术”。它不是指某个阶级、集团、个人享有什么权力，而是指这种权力是如何行使从而拥有权力。福柯从尼采的“权力意志”理论出发，把权力欲望看作是人体的本能，是与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实质是权力关系，有多少社会关系，就有多少种权力关系。权力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与我们息息相关，与我们的知识息息相关。每个阶级、集团、个人都受制于权力，也都行使着权力。而受制于权利或行使着权力，都是通过知识实现的，某种权力是与这种权力实施的知识共生的。比如人体，他是权力施展的对象，又是知识的对象，社会对人体实施规训、行使权力，依靠的就是与权力共生的人体知识。
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是他运用系谱学研究惩罚、监狱、性等“实际历史”的指导思想（《规训与惩罚》、《性史》），也是他进行上述研究得出的结论。
最后，我想用福柯对自己思想多变性的解释作为结语：“我为自己准备了一个我能在其中冒险的迷宫，在这里，我能推进我的话语，打开地底的通道，迫使话语远远地超出自身，发现捷径和曲径，在这里，我会失去自我，最终又出现在我再也不会遇到的目光前。无疑，我不是唯一因写作而毫无任何固定形象的人。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要求我始终如一。留着让那些官僚和警察来检查我们的文章是否规规矩矩吧，至少不要让他们的道德干扰我们的写作。”这段话既是福柯对现代写作和作者关系的一个注释，又表现了福柯的不断地自我否定和修正的探索——这也正是福柯能够不断超越流行思潮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