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过犹不及”的方法论
——中庸之道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中庸之道是孔子哲学思想的方法论。所谓中庸，就是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孔子把这称之为“过犹不及”。中庸之道就是一种强调适度、恰当和追求和谐的思想方法与行为方式。 孔子并不是为求中庸而死守中庸，他也讲“权”，即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灵活变通。孔子认为有三种人：“狂”人、“狷”人、“中行”之人。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中行者兼有二者之长。狂、狷个有所偏，中行最好。但如果得不到中行之人，能得狂、狷之一也是好的。 孔子特别反感那种不讲原则、一味求和的人，把之称为“乡愿”。说“乡愿，德之贼也。”“乡愿”是一种投机取巧、八面玲珑、虚假伪善的人，其貌似中庸实非中庸，是败坏践踏中庸之道的小人。
3、“学而知之”的知识论
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几十年的教育实践中，他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对人的认识过程和知识发展有着系统的理论思考。主要包括：
四种获知途径和学习态度——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 知识的可靠来源——耳目见闻。
学习的方法——温故知新、学思结合。 学习的目的——学以致用、知行统一。
学习的大敌——“意、必、固、我”。学习求知要做到“勿意、勿必、勿固、勿 我”，力戒主观武断和固执己见。
4、”性近习远”的人性可变论
人性论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孔子对人性问题并没有作具体的价值评价，但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观点——人性可变。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强调没有一成不变的人性，而是可以因“习”的不同即所处环境、所受教育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
（二）孟子的儒学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儒学内部形成不同学派。韩非在他的《韩非子·显学》里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而最有影响的则是孟子之儒和荀子之儒。按冯友兰的说法，孟子的思想代表了儒家理想主义的一派，荀子的思想则代表了儒家现实主义的一派。
孟子的儒学思想 性善论 “仁政”学说 道德修养论 权变思想 1、性善论
人性论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进入战国时期，更成为人们争论的一个焦点。当时有代表性且形成针锋相对的观点是：“孟告之辩”
告子：“性无善无不善”论——告子以河水喻人性，认为人性犹如河水，引向东方则东流，引向西方则西流，其善与不善都是由外部环境和条件决定的。
孟子：“性本善”论——孟子认为，水固然可以向东向西流，但其本性总是向下流。虽然人们可以把水引上山，但向上流却不是水的本性，而是外力使它这样的。人也是这样，人性本善，就像水的本性是向下流一样。人之为善，是他的本性使然；人之不善，是违背其本性的。
性善论是孟子整个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不了解性善论，便不能了解孟子的思想。
孟子认为，从人之本性的最深层看，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无意识中都存在着为善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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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认为人有“四心”，“四心”生“四端”（端者，萌芽也）“四端”生“四德”。 四心
恻隐之心-----仁之端 仁 羞恶之心-----义之端 义
辞让之心----礼之端 四端 礼 四德 辞让之心----智之端 智
2、“仁政”学说
以性善论为基础，孟子提出了一套完整系统的“仁政”学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第一，以德服人的“王道”。孟子将治国之道分为“王道”和“霸道”两种，认为只有以德服人的王道才能使人心服。为政必须获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向背是政治统治的基础。
第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政治统治必须充分考虑黎民百姓基本需求的满足，提出了“制民以产”的主张。就是给人民恒定的土地等基本生活资料，以保证稳定的生产和基本的生活。
3、道德修养论——尽心知性，养性修身
孟子以性善论为理论前提，建立了“尽心以知性、养性以修身”的”道德修养学说逻辑体系。（后人习用的“修养”一词就是从孟子的“养性以修身”而来。）
孟子道德修养理论的逻辑推演是：从良心或善端出发，以不断的道德理性反思为方法，朝着仁义礼智善德和圣人君子的人格理想目标迈进。其过程包括四个环节： 尽心-----知性----存心-----养性
孟子的道德修养学说的特点：由内向外寻求自律
尽心知性——就是通过不断反省将心灵深处的善端予以充分认识，确立起道德的自觉理性。此所谓“尽心以知性，知性以明善”。
存心养性——就是在尽心知性已确立的道德自觉理性的基础上把良心善端保存起来，使其牢牢地扎根于心灵深处。然后对善性进行培育养护，使其得以成长，最终形成外显的道德行为方式。 如何养性？
孟子说：“养性莫若寡欲。”一个人如果欲望太多，即使保存了良心善端，也很容易丢失。 4、权变思想——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孟子认为，在人类道德之善的体系中，有大善与小善之分。在人们遵循道德规范的过程中，由于外界条件的复杂性，常常会发生道德原则之间的冲突。在此情况下，必须在坚持大善的前提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就是说，人们应当注重的是道德的内在精神，而不应拘泥于外在的道德礼仪原则。为了道德的精神，可以突破礼仪的限制。
《孟子·离娄》中齐人 淳于髡与孟子的对话
按照儒家的礼制：男女授受不亲。问：嫂子落水，可以援手救嫂吗？
按照儒家礼制：君臣上下尊卑贵贱不可僭越。问：汤武革命的道德正义在哪里？ 按照儒家礼制：婚姻大事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问：舜不告而取合礼吗？ （三）荀子的儒学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哲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兼采百家之长。 荀子的儒学思想
“任性乃乱”的性恶论 “以礼养欲”的道德修养学说 “知之莫若行之的”认识论 “明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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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分的”天道自然观 “明分使群的”人道观 “礼法结合”的政治哲学
1、“任性乃乱”的性恶论
荀子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专门写了《性恶》篇加以批驳。他认为孟子的性善论主要有三个缺陷：一是不分“性”“伪”；二是不合人的真性情；三是不合社会现实。荀子的主张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第一， 什么是“性”与“伪”？凡天生以就的是“性”，凡人为以就的是“伪”。性本无所谓善恶，善是人主观努力的结果。
第二，天生以就的“性”是什么？ 就是“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生而有好声色焉。”所谓人性，其内容就是耳目口腹的生理欲望和趋利避害的自然行为取向。
第三，人性之恶如何发生？原因在于人性的放纵无度：“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如果人性得不到限制而任其扩张，就会“争夺生而辞让亡，残贼生而忠信亡，淫乱生而礼义亡”，从而冲破道德礼义法度的限制，践踏社会秩序。在此意义上，人性是恶的。
2、“以礼养欲”的道德修养学说
荀子认为，人欲有三：生存之欲、享乐之欲、名势之欲
人生有欲，欲不可尽，人欲的无度放纵必然造成人性之恶进而危害社会。怎么办？荀子提出了“以礼养欲”的道德修养学说。
怎么“养”？——“导欲节求”。荀子说：“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
如何“节？”——用礼。据此，荀子又提出了“化性积伪”的人性改造说：一方面，由于人性的放纵扩张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争夺进而危害社会，所以必须以礼义去节制人欲；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对道德理想人格的追求，所以应当自觉地认同礼义法度，修养身心。（圣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积伪”的结果）
荀子道德修养学说的特点：由外向内寻求他律
3、“知之莫若行之”的认识论
荀子对人的认识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思考，主要有：
——关于知识的来源：认为人的知识是通过后天的学习积累而获得的。
——关于世界是否可知：认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从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论证了世界的可知性。
——关于认识的发展过程：认为认识是一个从感性（“天官”）到理性（“天君”）的辩证过程。
——关于认识的阶段：认为人的认知过程包括闻、见、知、行四个阶段。 ——关于认识的最高目标：“知道”。
——关于认识的目的：学以致用，“学至于行而后止矣”。
——关于认识的弊端：“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并提出了“解蔽以知道”的主张，其具体方法就是“虚一而静”。
“虚一而静”就是保持认识过程中以虚心、静心为特征的良好心理状态，以求排除内外的消极干扰，获得客观、真实、全面的认识。
4、“明于天人之分”的天道自然观
在天人关系问题上，荀子主张必须将天与人、自然与人事进行严格的区分，明确二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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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分什么是“天”？
天就是天体、气象、物候等天文和地理的自然变化过程。
“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荀子·天论》
天与人职分不同：
天的职分是创生万物，其运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此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因而不能用自然现象来解释社会的治与乱。
人的职分是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利用规律来控制自然获得自由——此所谓“人定胜天”。
5、“明分使群”的人道观
人的职分是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有了合理的社会秩序，才能保障人类有力量去控制自然。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负重不如牛，奔跑不如马。但是人却能驾驭牛马，其根本原因在于“人能群”，而牛马不能“群”。也就是说，人能够结合成一个有机的社会整体，依靠社会的组织力量去战胜自然。而为了保证社会组织的运转有序，就必须有一套政治、法律、道德等规范的约束，这就是“礼”。有了礼的规范，就能保证人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这样社会就能有条不紊地运转。 “明分使群”思想的核心：加强制度建设 6、“礼法结合”的政治哲学
战国时期，“礼法”之争日趋激烈，争论主要集中在儒法两家之间进行：
儒家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礼”，即“以德治国”，法治是只有野蛮人才会想出的办法。
法家认为，治国的根本之道在于“法”，即“以法治国”，礼治是只有迂腐的人才会做的事。
作为战国后期儒家哲学集大成者的荀子，则将礼法结合起来，提出了“隆礼重法”、“礼主刑辅”的治国主张，从而实现了儒法两家的优势互补，找到了治理国家的最佳方案，对中国后世政治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附一：《大学》和《中庸》中的儒学思想
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两个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是曾子，一个是曾子的学生、孟子的老师的子思。曾子作《大学》，子思著《中庸》。他们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加以系统化的整理，使得原本零乱的儒家思想学说得以完善形成系统的理论。
汉代将《大学》与《中庸》收入《礼记》一书，当时人们并没有给予太多的重视。南宋朱熹系统地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作注释，并把《大学》和《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单独成书，从而使之成为了儒家经典，是科举时代读书人考取功名的必读之书。
“四书五经”
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大学》的中心思想——“修身为本”
“三纲八目”
道德修养的目标——“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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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它把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
《中庸》的中心思想：“尊德性而道问学”
《中庸》把学习概括为：“尊德性而道问学”。“尊德性”即尊崇道德善性；“道问学”即通过读书求教和践履来学习做人之道与治国之道，渐进培养善良德性。这一思想已涉及到道德品质的养成与掌握具体知识的关系，对宋明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庸》将学习的过程概括为五个步骤：“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对先秦儒学所重视的“学思结合、知行统一”思想的系统化总结。 附二：《易传》的哲学思想 一、《易传》的性质
《易传》是对《周易》的解释之书。没有《易传》，我们今天的人就很难读懂《周易》。 《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更是一部开启智慧法门的奇书。自殷周之际成书以来，已经流传了三千多年。
《周易》的成书出于占筮的迷信，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周易》一直被人们视为占筮的迷信之书。而成书于汉代的《易传》则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观念，改变了对《周易》性质的认识，将它视为“穷理尽性”之书，即讲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书。
《易传》作者认为：圣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模拟天地万物创作八卦，写成《周易》，是为了“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即为了探讨关于事物的本性以及运动变化规律。 二、《易传》的主要哲学思想 （一）“有天地然后万物生”——宇宙生成论
《易传》通过对《周易》八卦的解释，提出了一个关于宇宙生成的理论。《序卦传》以乾坤为天地，把天地视为万物生成的总根源，同时又是人类社会和等级秩序的基础：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二）“一阴一阳之谓道”——事物变化的总规律
《易传》以阴阳范畴来解说《周易》的卦象和事物的变化，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总法则，视其为贯穿天道、地道、人道的总规律。
所谓“一阴一阳”，就是有阴就有阳，有阳就有阴，阴可以转化为阳，阳可以转化为阴，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这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总规律，所以称为“道”。 这一思想强调的是：任何事物都是阴阳的对立统一整体，所以人们必须善于从阴阳两个方面来对事物进行全面把握，克服见阴不见阳、见阳不见阴的认识片面性。 （三）“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
“一阴一阳之谓道”揭示了事物变化的总规律，而“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则进一步揭示了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系辞》说：“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认为事物的变化之因就是由于事物本身阴阳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
《易传》还认为，事物的变化趋向总是由于发展到极端，而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即所谓“物极则反”、“盛极则衰”、“否极泰来”。据此，《易传》从中引出了防止走向反面的经验教训，即“三不忘”主张，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 治而不忘乱 存而不忘亡 安而不忘危
（四）“裁成辅相”——天人协调论
《易传》把天、地、人看做一个整体，其思维来源于对一卦六爻的解释。一卦有六爻：一二爻代表地，三四爻代表人，五六爻代表天，称为天地人三才之道。三才各有自己遵循的规则，天道的规则是阴阳，地道的规则是柔刚，人道的规则是仁义。人立于天地之间，所以，人道要效法天地之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天地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而是应当发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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