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犹太人对德国人复仇，盟军士兵视而不见
从“犯人”到“暴民”
如果说解放集中营的士兵想要对纳粹复仇，那么，被士兵解救的犯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以色列·古特曼（Israel Gutman）曾经在马伊达内克、奥斯威辛、贡斯基兴（Gunskirchen）待过，但最终得以幸存，他写道，“在集中营生活的最后最艰难的阶段”，“复仇渴望”是让集中营犯人活下去的“希望”。
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宁愿对集中营幸存者的报复行为绝口不提，同样，当时的盟军士兵也宁愿对报复行为视而不见：比起犯人经历的苦难，这些报复行为简直微不足道。他们正确地指出，比起某些民族主义者挑起的劫难，犹太人的报复行为可以忽略不计。1947年，美国军政府首长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亲口承认：“尽管对德国人有着天然仇恨，但（犹太难民）还是很好地克制了自己，避免与德国居民发生严重事件……在我心目中，他们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表现，堪称我在德国两年多以来见证过的显著成就。” 然而，尽管只有极少数犹太人沉溺于报复行为，但报复行为也许比人们通常认定的范围要广泛得多。绝大多数集中营幸存者似乎都目睹过某种形式的报复行为，尽管他们自己并未参与其中。首先的报复目标是集中营守卫，由于绝大多数守卫在盟军士兵抵达前就已逃之夭夭，因此，在找不到集中营守卫时，犯人就会将矛头指向那些为纳粹充当帮凶的人，即牢头。如果
无法向造成自身痛苦的直接责任人复仇，犯人就会把愤怒的情绪转向其他德国人，尤其是党卫队员、德军士兵、纳粹官员，如果找不到这些人，那么找到任何德国人都行。
在达豪集中营，被解放的囚犯奚落他们以前的看守。
男人、女人甚至孩子，都可以从事报复行为。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被解放后，本·赫尔夫戈特（Ben Helfgott）看见两名前往莱布尼茨的犹太女孩正在用手推车袭击一名德国妇女。他劝女孩们停手，但被女孩们拒绝，直至他亲自介入。后来在营地里，他看见一群人将一名党卫队员殴打至死。数十年后，他说道：“我目睹这一切，我感到一阵恶心。我并不愤世嫉俗，但我痛恨暴民。当人们成为暴民时，他们就不再是人类。”
恰斯基尔·罗森布卢姆（Chaskiel Rosenblum）同样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被解
救，他没有杀死任何德国人，但这并不是在道德上有所顾忌，仅仅是因为他无能为力。然而，他知道，有一名10岁的男孩曾经目睹双亲被杀害，“于是他杀死一个又一个纳粹分子”。48平库斯·库尔涅茨（Pinkus Kurnedz）看见一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当过牢头的男人被暴民杀死，暴民当中包括目击者的朋友，他们发现这个男人藏匿在附近的村庄里。“他躲在一间谷仓里，我们把他拖了出来。小广场里有两辆俄国坦克。俄国人也来帮忙。我们确实把他活活打死了。”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附近，德军士兵的尸体被悬挂在路灯杆和大树上。 少数犹太人公开讲述报复行为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很难找到那些亲口承认报复行为的犹太人，但也有少数勇敢者公开谈论自己从事的报复行为，这或者由于他们想确保历史记录尽量真实，或者由于他们仍然对报复行为无愧于心，并且相信这是正当行为。例如，1988年，一位名叫斯穆列克·贡塔兹（Szmulek Gontarz）的波兰犹太人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录制访问片段时，承认自己和朋友曾经在解放期间报复德国人，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如此。
我们都有参与。这是快乐的经历。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未能做得更多。例如，把他们扔出火车。无论在哪里可以殴打德国人，我们都会去。在奥地利，有一次特殊经历。我们待在马厩里，那里还藏着一名德国军官。我们把他揪出来，以其道治其身：我们把他绑在树上，然后对他射击。如果你现在让我这么干，那当然不行，但在当时，这很快乐。我很喜欢。 当时，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心满意足了。现在我还会对你说：我很怀疑，任何人处于类似境况中，还会拒绝快意恩仇……也许只有这件事情，值得我们熬过战争，能让我们熬过战争。那种满足感真是太巨大了。
阿尔佛雷德·克内勒（Alfred Knoller）是一位在贝尔森被解救的奥地利犹太人，他还记得，在英军士兵的明确批准之下，他们袭击当地农场以获得食物。有一次，在谷仓旁边的院子里的几个麻袋后面，他和朋友发现了一幅希特勒画像。在谷仓里面，他们还找到一些枪支。出于愤怒，他们捣烂了那幅希特勒画像，然后，尽管农夫及其妻子声称自己反对纳粹，他们还是射杀了那对夫妇。
我知道，我们做的某些事情很不人道，但恐怕这就是我潜意识里一直想做的事情。我们想要与德国人战斗。我们并未与他们战斗，但我们还能退而
求其次……我们想要复仇。一直都想复仇。这绝对是报复行为。这必然会发生。
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毫不内疚，似乎还找到了急需的情感宣泄。“我们对此毫不隐瞒。我们还告诉所有人。当我们返回营地时，我们感到欢欣鼓舞。”
1945年4月，在米兰，法西斯主义者被游击队集体处决。
最初，许多袭击事件被忽视甚至得到盟军士兵的鼓励。集中营的幸存者普遍感觉到，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他们得到自行其是的全权委托，但由于法律和秩序的存在，袭击德国人终将被禁止。例如，阿雷克·赫什（Arek Hersh）提到，“俄国人给了我们24小时，允许我们对德国人为所欲为”。哈里·施皮罗（Harry Spiro）是另一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被解救的幸存者，他也记得，俄国人告诉他们，他们有24小时“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杀死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