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德绍（Max Dessau）是一位在贝尔森被解救的波兰犹太人，他提到，英国人也会“给你一段时间，让你随意复仇”，但“当他们说够了，复仇就得停止”。美国人同样乐意让犯人自行其是。库尔特·克拉普霍尔茨（Kurt Klappholz）是一位在强迫行军期间被解救的波兰犹太人，他被一名美军中尉带到一名党卫队士兵面前，那名党卫队士兵已经被美军中尉打得鼻青脸肿，“美国人含糊地告诉我，‘这就是有份折磨你的人，你可以自己讨回公道’”。这些人都没有利用别人给予的机会，但很明显，还是有许多人愿意利用这些机会。 仇恨的消解与新家园的希望
自然而然，随着时间流逝，绝大多数被释放犯人的情绪开始软化。当他们看见那些自封的所谓“优等民族”可怜兮兮的样子时，他们的复仇渴望也就消解了。例如，彼得·弗兰克（Peter Frank）曾经在诺德豪森被解救，战争结束时体重只剩下4英石。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消灭整个德意志民族，这样就可以避免再发生同样的惨剧”。但当别人看见他身体过于虚弱、无力独自行走而把一名德国战俘分配给他作为“坐骑”时，他的怒火似乎变成不屑，最终变成怜悯。“可以说，他被分配给我，他是我的财产。他曾经向我抱怨，战争给他带来多少不幸，但他很快就学聪明了。我想说，他是个可怜的家伙，没理由向他报复……一旦你开始面对个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跟你一样是受害者，你就释然了。”
阿尔佛雷德·胡伯曼（Alfred Huberman）是布痕瓦尔德和雷姆斯多夫的幸存者，他也同意弗兰克的看法。“当我刚刚被解救时，我认为德国应该从
地图上被完全抹去。随着时间流逝，如果我遇到一个德国人，我会跟他说什么呢？我不会说同情他，我会说请你凭良心做人。”
战争最后一周，在雷马根被俘虏的德军士兵。
然而，也有人的怒火无法迅速平息。他们认为，如果不对德意志民族采取认真的复仇，犹太人将永远不得安宁。有一个团体被称为“复仇者”，由前犹太游击队员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创立。
这个团体暗杀了超过100名战争嫌疑犯，也曾经在一个关押党卫队员的监狱放置炸弹，炸死80名犯人。他们的行动哲学包括有意识地、无差别地袭击大量德国人，他们的复仇具有非人道性质，就是为了反衬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遭受的非人道待遇。他们的口号是“一命抵一命”，按照团体成员加比克·塞德利斯（Gabik Sedlis）的说法，这句口号要表达的含义是“杀
死600万德国人”。
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策划了一次密谋，在五座德国城市的供水管道里投毒，但科夫纳本人因为试图把毒药从巴勒斯坦带回欧洲而被逮捕，这次密谋最终受挫。纽伦堡附近的俘虏收容所关押着1.5万名党卫队员，另一个后备计划就是在这1.5万人食用的面包里下毒，这个计划更加成功。至少有2000名德国犯人砷中毒，尽管我们不清楚最终死了多少人，甚至不知道有没有人因此而丧命。
战争结束后，在辛齐希，栖身在地洞里的德军战俘。
这些计划依赖于战后初期的混乱局面。大批难民的集体涌入，为这些复仇者提供了极好的掩护（正如难民潮为逃脱的战犯提供掩护一样），法律和
秩序的严重缺失，意味着谋杀者不会被告发、不会被调查，甚至经常不会被注意到。然而，情况终究会改变，即使是“复仇者”也放弃了他们的复仇之梦，转而为将来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独立国家而斗争。
或许，这能在某些方面解释为何犹太人的报复行动未能在更大范围内开展起来。在大屠杀结束之初，绝大多数幸存犹太人病弱不堪，根本无法考虑任何积极的报复行动，活下来本身就已经算是反抗行动了。
更重要的是，报复行动是由那些想要恢复某种道德平衡的人来从事的。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也许对于多数犹太人来说，他们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决定彻底告别欧洲，逃往其他道德平衡更有保障的地区：美国、英国，最重要的是巴勒斯坦。因此，他们的报复心象征性地表现为集体离开欧洲，1945年年底，一位犹太作家解释道：
我们通过轻蔑、摒弃、谴责、疏远来报复我们的敌人……只有彻底远离这些谋杀者……我们才能在本质上满足我们的复仇渴望：结束我们在欧洲的放逐之旅，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建立我们的家园。
巴勒斯坦给了犹太人希望，他们希望在那里建立犹太国家，从此不受迫害，因为他们能够做自己的主人。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逃出欧洲大陆，加入到犹太兄弟的队伍中，试图在以色列建立新家园。长远来说，犹太人已经对报复德国意兴阑珊，也对麻烦盟国心怀愧疚，毕竟盟国曾经让他们免于灭顶之灾。因此，复仇大任只能留给其他被纳粹迫害过的族群来完成。当然，欧洲并不缺少这种待机而动的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