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级政府也都有一定的权利制订政策，进行政策试点，这种不断试错的过程不仅效率低下，而且难以确保政策的可持续性，使得政策的权威性大打折扣。“不断完善”则说明现阶段的任何社会保障模式都不存在最优的，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意味着社会保障制度将不断面临新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是需要不断调整的。我们没有必要去诟病别国在社会保障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我们也应寄希望于找到一种一劳永逸的社会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并不断调整完善适合自己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4、模式与规律
对研究对象进行模式划分是一种理论上的归纳。社会保障制度类型的模式就存在着多种理论上的划分方法：从国家对社会干预角度分为A模型（社会服务）、B模型（鼓励自置产业、购买人寿保险等个人行为）、C模型（公共服务和市政建设）；从社会政策学角度分为剩余模式和机制模式；从保障范围角度分为普遍保障模式、就业保障模式和救助型保障模式；从实施方式角度分为现收现付制、部分积累式和完全积累式；从制度安排角度分为福利国家模式、社会保险模式和自助储蓄模式。最后一种划分方式是从各国制度体系现实出发，使用最普遍的分类方式。当然，理论化必然是一种现实的抽象，各国实际的社会保障模式都是一种混合型社会保障模式。
福利国家模式的理论蓝图是由贝弗里奇等人完成，它树立了实行“社会计划化”的典范。提到“社会计划化”，很自然地想到了“经济自由化”，这是西方国家奉行的经济教条。这里想做一个极端的模型假设，在社会事务方面，社会福利以公平为核心，由政府主导；在经济事务方面，经济运行以效率为目标，由市场主导，二者可否并行不悖？在我们建立某种社会研究模型或经济理论模型时，这种割裂也许是可以成立的，至少保守的社会学家相信社会应该计划化，正如保守的经济学家坚信经济应该自由化一样。令人头疼的是，现实问题远比理论模型复杂得多，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割裂，社会的“计划化”常常会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或微观经济决策行为，经济的“自由化”又直接涉及到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基础的来源问题和财务机制的运转。特别是当以上理论思想落实为各项社会经济政策时，又会经过多方利益博弈这样一个冗长的过程，所以很难想象社会事务管理能够纯粹“计划化”，也难希冀经济运行完全“自由化”。
本节写到“从费边主义、新自由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各种有关社会政策的理论已从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不同角度论证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虽然这是讲理论如何为政策服务的，但觉得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政策研究方法。即对一项即将出台的政策，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不同角度研究其必要性、可行性；政策实施后，也可以从这些角度设计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政策评估。社会保障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涉及到很多政策研究工作，个人觉得在学习中积累一些研究方法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假设前提和研究方法，也许结论与我们的期望有所出入，但我们都应该对其客观评价、辩证思考。例如，经济学的假设人是“理性人“，追求利润和效用最大化。在这样的前提下，凯恩斯得出了政府应该干预经济的结论，为社会保障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持。这说明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社会保障制度也是能得到有力支持的。即使后来弗里德曼、哈耶克得出了否定福利国家的结论，我们也可以将其研究作为方面教材进行参考，剖析社会保障制度可能的缺陷并加以改进。我们没必要迫使奉行效率的经济学家去信奉公平，更没有必要因为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怀疑和指责而否定对经济学研究对于社会保障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福利国家的评价问题。当大家在评价福利国家时，考虑更多的是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福利水平之间的关系。福利国家为国民创造了高度的安全感和社会稳定感，这是无法用货币量化的社会效益。能够用经济指标量化的分析方法，进行社会保障研究时我们应该采纳；但对社会保障绩效的评估显然已经超过了经济范畴，考虑社会保障问题更应该“算大账”（确定一系列社会、经济指标综合评价）。
社会保险型模式的代表国家是德国，德国奉行的社会市场经济包括了带来经济效率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和创造并提供社会公正的社会保障，这两个领域“密不可分”。这又回到了前面讲市场（效率）和社会保障（公平）的老问题上，至少德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榜样。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在于：社会保险具有普遍性；社会保险金实行个人、雇主和国家共同负担；社会保险自治管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地位最重要。可以看到，我们正在学习和走德国的路子，国家在大力推行以养老、医疗为重点社会保险，疑问是——我们的社会保险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方式？德国的自治管理来源于其强大的自治文化传统，这种自治管理模式兼具了民主（公平）和效率，是一种市场和政府力量有机平衡的很好的载体，我想这也是德国社会保险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显然，我们是不可能一朝一夕之内建立其如此组织严密的自治组织。我们的组织文化特色是什么？至上而下的行政主导式还是板块分割的地方割据式？在这种传统下我们的组织基础又是什么呢？这样的管理和运行机构能否发挥出社会保险（平衡政府、市场力量）的真正作用？
强制储蓄型保障模式的代表主要有新加坡、智利和香港，其中新加坡和香港是都是具有高储蓄率文化的华人社会。我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建立具有储蓄性的个人账户在中国还是能够被接受的。现在的问题是，养老责任到底是国家的还是个人的？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动，养老显然不会只是个人责任，国家提供国民年金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个人账户的建立在中国虽然有可行性，但充当什么角色还有待考虑，不是说国民接受个人账户国家就能把养老的主要责任全抛给国民的。
保险的理论基础是大数法则，储蓄型（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是缺少保险风险分散和互济共助功能的，它异化为了具有储蓄加投资功能的理财产品，已经缺少了保险产品的原始特征。在商业保险领域，这是市场竞争（追逐利润）、保险资本化运作的一种发展趋势（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已经成为资本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其资金来源就是这些具有储蓄性的保费）；在社会保险领域，追求“保险”的养老保险也许应该回归本色才对。
社会保障的发展规律主要有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经济援助为手段）、刚性发展规律、协调发展规律、多样化发展规律。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社会保障的多样化发展值得关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保障发展）。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全球化、一体化发展，而另一个重要市场劳动力市场却由于各国政策的限制不可能实现无障碍的流动。社会保障对象的主体正是劳动力，资本和产品的自由流动必然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将会如何发展？值得研究。
5、经验、教训与改革
经验是尊重本国国情、追求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建设健全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追求社会化、社会保险一体化。教训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福利膨胀引发财政危机；二是福利水平过高的问题；三是社会保障体系残缺不全的问题。改革趋势调整社会保障结构、增强社会保障调控能力、个人责任的回归、市场机制的适度引入。
这里想单独谈谈社会保障水平与国家竞争力的问题，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论题。个人觉得可能的结论是边际递减的正相关（或倒U型）关系。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研究：一是案例研究，以德国、英国、美国、日本、中国等作为案例进行研究；二是实证研究，选择合适的社会保障水平指标和国家竞争力评价指标进行实证分析（选择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横截面数据分析），看二者存在的关系。 第四章 宏观关系 2、社会保障与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是人类发展的两个方面，社会保障在此被划入了社会发展的范畴。这种划分表明，社会保障不能仅视为经济政策，单纯为经济发展服务，这是对社会保障的“短视”和曲解。社会保障水平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衡量标准，社会保障是目标（共享、稳定、公正、和谐）而非手段。相反，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政策更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
本节从风险管理、贫困问题、社会公平、社会政策四个方面论述了社会保障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可以看到，化解社会风险、消除贫困、维护社会公平等都是社会保障的应有之义，社会保障正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实现着上述目标。此外，社会保障本身即是社会政策的主要内容，它又与其他社会政策相联系，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机制。（理论可以简单化、模型化，实践却往往是复杂和混合的。）
风险管理与社会保障：通常意义上风险管理的研究对象主要指个人和企业等微观主体，它们的风险属于个体风险。而社会风险是不同于个体风险的，它不是个体风险的简单累积，而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由于劳动协作化、生活社会化、信息传导快捷化、致险因素增加、阶层利益集团形成）形成的一种可能导致严重社会危机的风险。化解社会风险，不仅需要提高社会成员个人抵抗风险的能力和储备，更需要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因为仅依靠个人力量是无法化解社会风险的。从防范社会危机的角度出发，国家当然应承担起建立社会风险化解机制的责任。社会保障机制正是通过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制度安排化解社会成员的个人风险、保障其基本生存和安全需求，并促进其进一步发展。
一般来说，保险是进行风险管理最普遍的手段，它通过聚资建立基金，对特定危险的后果进行赔付。对于个体风险来说，保险是一种很好的风险财务转移机制。对于社会风险而言，保险机制同样能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也是社会保险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地位显著的原因。然而，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社会风险不是个人风险的简单累积，以化解个体风险为主的保险机制也不是万能的，虽然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社会风险的个体风险单元。所以，一方面，保险机制本身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形成了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两大分支，前者遵循自由市场规则，后者则是在政府主导下强制施行；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除社会保险外，还构筑了社会救助制度这一“第一道防线”为社会成员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提供了社会福利制度以促进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提高，这都是社会风险管理的需要。
化解风险到创造安全的社会环境，再到促进社会成员协调发展，化解风险正是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落脚点。
贫困问题与社会保障：贫困的致因由个人因素为主导逐渐发展到社会因素为主导，这是需要国家出面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原因。贫困虽然属于经济问题，但简单地增加财富并不能解决贫困问题，而需要通过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手段才能实现目标。
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这是阿瑟.奥肯关于平等与效率的精辟论述。就社会保障而言，公平更是它的本质特色。社会保障的公平性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两层含义：一是公平是社会保障追求的目标之一（宏观层面），社会保障制度通
过各项制度安排促进社会成员获得更公平的参与机会，维持社会成员发展的起点公平与过程公平，并缩小发展结果的不公平；二是社会保障制度内在的公平性（微观层面），在保障范围、保障待遇、保障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安排都遵守了公平性原则。 3、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
生产与分配：社会保障属于分配与再分配领域，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可以简单化为“生产与分配”，生产与分配实际上是“依赖与协调”的关系。社会保障正是一种“维护生产效率的同时对收入分配进行合理调节，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的机制。
经济体制与社会保障：主要是指计划经济或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经济体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不同的体制下社会保障制度截然不同。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保险，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险，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必然具有与经济制度的内在契合性。市场经济成为目前主流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存在的市场失灵痼疾使得社会保障等国家调控政策的存在具有了必然性。市场经济的经济主体多元性、市场竞争性、法制性、开放性特征也决定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普遍化、法制化、社会化。应该关注的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只有清楚了这一点，才能设计出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保障制度。
经济政策与社会保障：一般认为经济政策的目标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理论是目前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但我认为，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量”的衡量，发展应该包括“质”与“量”两两个方面（可能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更偏重可以量化的东西）。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中有几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一是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会对就业政策（劳动力流动、劳动力供求、劳动力价值）产生影响；二是社会保障与资本市场，对储蓄、投资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三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社会保障是公共财政主要组成部分，对其收支差生影响。
互制与互促关系：二者既相互促进，也相互制约。这是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全面总结。前面在谈生产与分配关系时也隐含了这层意思，但这里谈的更具体。互促表现在经济发展为社会保障提供稳定的财政基础，社会保障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优质饿劳动力、雄厚的社会保障基金。互制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保障的规模、结构、标准，政策也有制约性；社会保障水平过高过低又会反向制约经济发展。
本部分举了新加坡的例子证明社会保障积极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我们拥有大量的储蓄??当其他国家的经济缓慢下来时，我们却能摆脱经济下降的趋势。”虽然这里是指新加坡的公积金积累，但高储蓄率在东亚尤其是华人社会国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债务危机是金融风险频发的主要诱因，高储蓄率能否作为国家抵挡金融危机波及的法宝值得思考。个人的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