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了确凿证据，哪些问题还需要向他本人进一步核实，先问哪些问题，后问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是重点，哪些是次要的等，谈话人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二是要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法律知识和党纪条规等。我们**系统纪检监察办案被调查对象都是**系统的领导干部，其案情往往要涉及到**行政管理的一些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专业知识，办案人员必须首先要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必要时要向有关专业人士进行咨询。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术语，谈话时就易于拉近彼此的距离，减少相互沟通的障碍。相反，如果我们在谈话中出现过于外行的言行，就可能会引起被谈话人的轻视，对方可能会认为你不懂专业而小瞧你，甚至故意说一些假话而糊弄你。从而给我们的谈话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总之，在找被调查人谈话之前，办案人员要尽可能多的掌握情况，全方位地了解相关的信息。俗话说：“功夫在诗外”。谈话能否成功，案情能否突破，不仅仅取决于谈话技巧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谈话人所掌握的信息多少。毛主席曾说过：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
掌握的信息越多对办案的帮助越大，成功率也就越高。而信息的掌握就要靠我们办案人员辛勤地、大量地、详细地准备工作。并将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归纳、整理，结合案情的具体情况，
加以充分的利用。曾有这样一个案例：中纪委在调查厦门的一个案子时，有一个关键的证人，是一位新加坡人，曾给被调查人送过钱。必须从他身上突破。第一次找他，他一口回绝，态度非常不好，当问到他送钱的事时，他一口否认：没有的事，我们新加坡人不象你们国家搞这种事。第一次谈话无功而返，后来办案人员，经过全面、深入地了解，掌握了这位新加坡人基本情况，他的老板是香港人，他在厦门这家香港分公司里兼总经理，年薪400万港币，他在厦门除担任香港这家公司的经理外，还经营着自己的房地产项目。同时还了解到，他在厦门包了一个“二奶”，最近他夫人也从新加坡来厦门了。掌握了这些信息后，第二次找他谈话时，调查人员主动出击，警告他：你在厦门有个情妇，我们可以告诉你的夫人也可以不告诉。你身为香港分公司的经理却还经营着自己的房地产项目，我们可以告诉你的老板，也可以不告诉，关键是看你是否配合我们的工作。这一下他傻眼了，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不但将自己行贿的情况全说了，还一直和办案人员套近乎，办案人员离开后，还给打电话，嘱咐千万别将你们掌握的情况告诉他的夫人和老板。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就是财富，信息就是战斗力，你掌握的信息越多，你的办案能力和工作能力就越强。
说到掌握信息的重要性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师傅带有两个徒弟，一天，他让这两个徒弟共同去完成一项任务，并明确由二徒弟负责此事。大徒弟不服，问师傅：“我是大徒弟，我来
的时间比他早，资历比他老，为什么这事让他负责而不让我负责？”师傅并没有解释，而是要求他们两个：“你们两个现在就去市场上给我了解一下土豆多少钱一斤？”两个徒弟都跑到市场上调查去了。一会儿，大徒弟回来了报告师傅：“今天市场上的土豆五角钱一斤。” 师傅听了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又过了一会儿，二徒弟也回来了报告说：“师傅，今天市场上共有六个卖土豆的摊位，大概共有七千多斤，好的土豆五角钱一斤，卖的很好。次一点的卖四角五一斤，但行情不好，几乎无人问津。” 听了二徒弟的报告，师傅对大徒弟说：“你现在明白了吗？这就是我为什么让他负责而不让你负责的原因。”
四、掌握一般的谈话规律、方法和原则以及注意事项。 “兵无常法，山无常形，水无常势”。有的纪检监察干部总结出一些谈话技巧和方法，这些可以借鉴、参考，但不能死搬照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思想、有头脑的人，由于每一个人的生活阅历、思想修养、学识水平、脾气性格等不同，因此在和他们谈话时所采取的方法、策略也不能完全想同，同一种谈话方法和技巧在这个人身上灵验，在另一个人身上就可能行不通。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纪检监察办案谈话就没有规律所循，它和做任何事情一样，同样存在着需要我们遵循的一般规律和原则。这就需要我们办案人员要学会和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是一般，都具有一般的本质或属性。所以我们纪检监察办
案人员首先要研究和掌握一般性的谈话规律、方法和原则以及注意事项。这里我们从被调查人的心理特点谈起。
（一）被调查人的供述障碍和供述动机
１、被调查人的供述障碍。所谓供述障碍，是指阻碍被调查人做出真实和完全供述的内心因素。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和起作用，被调查人就产生了种种不同形式的拒不供述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显而易见，在调查谈话过程中，被调查人头脑中的供述障碍，正是顺利完成谈话任务、获得谈话成功的主要心理障碍，能否突破这种心理障碍，常常是谈话成败的关键。因此，调查人员全力探寻被调查人头脑中存在着怎样的供述障碍，并找准其相关因素，从而设法打破其供述障碍，使其产生供述动机并形成供述决意，乃是谈话成功的焦点。案件检查实践向我们提示，在导致被调查人拒不供述的众多因素中，比较多见的主要有：
（１）畏惧心理。被调查人唯恐供述了自己的全部违法违纪事实将使自己受到党纪政纪的惩处，特别是认为供述的错误越多、越严重，受到的惩处越严厉，因而，或者拒不供述，或者避重就轻。这是被调查人较普遍存在的基本的供述障碍。
（２）侥幸心理。许多被调查人都怀疑和低估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能力，自以为做案手段高明、隐蔽、他人不知，别人不晓,办案人员未必能查清他们的违纪行为和取得足够的证据，怀着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因而，除非证据摆在面前，总不愿主动供述。属于“不见棺材不掉泪”型。
（３）哥们义气。有的被调查人唯恐由于自己的供述涉及到其他同案人或关系人，或怕遭受到打击报复、或者出于“友情”、“义气”、“私情”等情感方面的考虑，有的则是严守攻守同盟等。
（４）对立情绪。有的被调查人对纪检监察案件检查不理解，对办案人员抱有成见，思想上反感，态度上生硬，拒不供述。有的则是在与纪检监察机关或个别案件检查人员接触过程中产生或形成了对立情绪，以至产生对抗心理，也会成为重要的供述障碍。
（５）破罐破摔。有的心理素质较差的被调查人，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所犯错误，尤其是严重违法违纪的被调查人，自己感觉错误性质严重，自认为供述之后，必遭严厉惩处，因而横下一条心，顽固地拒供。
（６）不懂法规。有的被调查人不了解有关的规定精神，《案件检查条例》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被调查人拒不承认而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他们误认为“只要自己不承认，就定不了案”，因而形成了供述障碍等等。
２、被调查人的供述动机。
应当看到，虽然大多数被调查人在谈话过程中都存在这样那样、程度不同的供述障碍，但同时也并非全然没有供述动机。
这里所说的供述动机，是指可能支配被调查人如实供述违法违纪事实的内心起因，当这种内心起因即供述动机产生、存在和起作用时，被调查人才可能进一步形成供述决意，从而如实地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