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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时扬州人范文被贩往交州为奴，后随林邑商人到其国，受到林邑王的重用，在那里居住了10多年。林邑王死后，他又趁机篡夺王位，自立为王。这当是有关华人侨居东南亚并取得一国最高领导权的最早记载。
时至唐代，已有华人定居南洋的确凿记载。当时，今福建晋江一带与渤泥等国的贸易十分兴盛，一些经常往来于两地的水手遂在当地定居，娶妻生子，并逐步形成“陈厝”、“戴厝”等同姓家族村落。
华人移居东南亚，为传播中国文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长期与当地人民居住在一起，把中国的生产技术、工具、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带到那里。同时，他们也利用回国定居、探亲等机会，把所在国的一些物产、文化等带回故国。从而成为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桥梁。 4.1.2华侨对中国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华侨在东南亚的经济优势引起东南亚本土居民的仇视心理，从而造成对中华文化的抵制。
华侨在东南亚占全球华侨的80%，多数已经成为了居住国公民，华侨在东南亚地区大多数拥有体面的身份和一定的财富。美国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亚洲大趋势》一书中指出：“东京的富士通研究所调查了亚洲5个主要国家的上市公司，发现绝大多数为华人拥有，具体如下：“泰国华人所占份额81％，新加坡占81％，印度尼西亚占73％，马来西亚占61％，菲律宾占50％。”他还指出．“在亚洲的新兴国家中，华人拥有的巨额财富远远超过他们的人口比例。”根据他的统计，马来西亚华人占该国总人口的30％。却掌握国家经济实力的一半以上；印度尼西亚华人占该国总人口4％，控制国家经济70％；占泰国人口3％的华人。控制国家经济的60％；占菲律宾人口3％的华人。控制国家经济的70％。另据，美国学者估计，90年代，占泰国人口10％的华人，控制泰国最大的4家银行和10大企业中的9家，1984年全国16家银行中，华资银行占11家。印度尼西亚10大私营企业全由华人掌握。而新加坡几乎是一个华人世界。在菲律宾。华侨华人经济。在马科斯任总统后。占全国私营经济70％，在金融业占全国60％，全国33家银行，有14家是华人开办的。华人垄断着传统纺织业95％，饮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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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控制43％的商业及74％的制造业。①
社会地位和社会财富的倾斜，使东南亚人民产生了华侨霸占东南亚财富的心理，加上“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在许多东南亚人的眼中，中国是一个潜在的“扩张恶魔”，所以说文化的正常传播也会遭到抵制。而反而转向了美国标榜的自由平等人权的文化价值观。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华侨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守望者，在东南亚的文化阵地上坚守。
4.2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传播冲击
美国的是在东南亚地区具有传统优势的大国，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已经可以追述到19 世纪。虽然软实力这一概念提出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批评美国过分重视硬实力发展而忽视软实力建设，但并不影响美国在软实力建设方面处于世界依靠的状态。美国国内政治制度的建设使美国在推广其“普世价值观”的过程中得心应手，使其在国际上具备了更多的号召力。美国的高等教育异常发达，每年都能够吸引大量的东南亚国家留学生，而这些留学生在美国经受了美国价值观的洗礼，就比其他国家的学生更有可能接受和适应美国的文化价值观。 而在传播手段上，美国更偏向于隐形传播，利用非官方的传播组织隐形的推行本国文化，而中国的文化传播并没有专门的对外传播机构，文化传播方式官方政治色彩较浓，如文化交流团，开办孔子学院，而实际上相比之下隐形传播的影响更加深远，他们的传播效果，用一个比喻来说，中国文化是大张旗鼓的在东南亚的躯体上涂上油彩，而美国文化则是侵入皮肤的颜料。
中国的对东南亚的跨文化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在“吃老本”，至今为止我们都没有创新的手段，思维陈旧，削弱了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4.3我国对外媒体跨文化传播对话意识的缺乏
4.3.1对文化差异的漠视
我国对外传播属于国际传播的一部分,它必须跨越文化边界,求得国际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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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大趋势》约翰 奈斯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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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受与认可,以进一步形成有利于我国政策制定和外交活动的舆论环境。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的认同、文化的冲突成为时代的热潮,中国新闻话语如若漠视文化传播的双向性诉求与文化.障碍,一方面将导致我国对外传播“传而不通”,文化形象被西方媒体一手把持和塑造,对文化障碍的漠视甚至将进一步引发国际间纠纷;另一方面,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特性受到削弱,不利于海外华人华侨的身份认同,影响华人文化圈的整体利益。
我国对外传播要顺利进行跨文化传播,须重视受众的主体性地位,传者要与作为特定文化中的受众进行跨文化“对话”,这不仅仅是大众媒介对话意识的回归,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时代的必然要求。按照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文本的解读过程是解读者和文本之间交互作用的体现,而不是一种文化文本单向度影响文化受众的过程。文本意义的结构模式说到底是受者与传者意义层次螺旋上升的对话模式。①只有传者创造“对话”的空间,认识到不同受众的文化诉求与不同文化中人的文化差异,才能有意识的进行调整策略,使文本的解读效果达到最大化。 我国对外传播媒体跨文化对话意识的缺乏,既是历史的痛疾,也与当下传媒变革滞后直接相关。弘扬人性化的传媒理念、运用弹性化的传播模式是今天担负对外报道的大众传媒重新构建对话意识的重要途径。在这样的情形下,.大众传媒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就需要通过对话,建立第三种新闻文化,使“我存在于他人的形式中,或他人存在于我的形式中”,表现出一种人文关怀。
在当代,“民族国家利益优先、至上”仍然是世界流行的原则,全球化仍然是一个利益主体、利益目标“个性化”的时代。对国家利益的诉求仍然是当代对外传播作为民族国家“喉舌”的重要任务。一方面我们无法避开这个实际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也必须面对国际上风云突变的环境对国家主体存在的困扰。长期以来,作为宣传工具的对外传播事业,必然担当起为国家外交事务创造良好舆论环境的重任。在当今国际社会,大众媒体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是我们可用可不用的工具,而且是我们必须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各国人们也越来越依靠媒介构造的“虚拟环境”认知世界。美国传播学家马尔姆·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新进展表明,“议程设置是一个过程,它既能影响人们思考什么问题,也能影响人们怎么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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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云玲，《我国对外传播跨文化策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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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提高传播效果,让世界了解中国,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是对外传播在当今的时代任务。随着这几年对对外传播的研究增多,我国在对外传播的效果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然而,对文化差异的漠视,至今仍是传播效果低下的重要原因。
虽然东南亚文化受到我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但是我们缺乏对东南亚文化上的对话意识，就很难达到文化上的“濡化”。缺乏对话意识，护士文化差异造成我国在对外文化产波中盲目自大，一味推行，缺乏技巧。 4.3.2缺乏针对性
我国对外传播对受众文化背景不加区分的后果是导致效果缺乏针对性,定位不准确,效果不明显。对外传播资源浪费,成本升高。所谓报道的针对性,其内涵包括两个方面:
1、针对西方传媒和舆论对我们形象的歪曲,选择适当的题材,结合我国的文化背景,用确凿的事实、生动的事例进行澄清,以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比如,针对国外媒体对我国人权问题的误导,应该把我们国家所处文化背景、历史包袱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特殊与不同,以计划生育的合理性赢得西方舆论的理解。随着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东南亚盛行，我国应该在这种盛行的舆论中掌握主动权。 2、针对东南亚受众最关心、最感兴趣的事情选择题材。由于受众同时身处不同的、多层次的文化群体中,他关心的既是特定的、又是多元化的。比如对我国某个省分、地区了解较少,对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也感兴趣,分析和了解他们的所处文化群体、文化背景,能满足他们对了解中国的愿望。然而,我们的传播内容往往不符合受众的需要。比如,我国声称在对外传播中发出和平的声音,可来自东南亚的专家说:“你们对我们说中国要和平,我们东南亚从来没觉得你们中国人要战争。你们国家应该向我们宣传开放政策,引进外资,搞特区等,我们那个地方最大的问题就是由于过去引资造成困难。”中国介绍本国的山水风光,可古巴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说:“中国确实很美,但我们还需要了解普通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中国农业是怎么发展的,中国是如何养活12亿人口的。”前新华社社长朱穆之对此有个形象说法:你想说的都说了,我想知道的你都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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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从“同化”到“濡化”的转变
濡化(acculturation)和同化(assimilation)这两个概念的意义比较相似，但也有些根本的差别。同化现象是指个体或者群体合并到主流文化和社会的一个过程。而濡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间由于持续接触和影响而造成的文化变迁。濡化这个概念首先出现在19世纪晚期人类学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濡化成为人类学重要的研究领域。①濡化的过程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一般来说，是两个不同文化体系问思想和标准融合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但很多情况下一个文化体系通过筛选的过程完全吸取另一个文化特征。这种改变可能是通过政治手段或者军事力量来实现的。起主导作用的文化体系能迫使其他文化体系改变。正因为这样，濡化作用可能促使思想和社会的变化。
我国现在对东南亚文化传播，主要以华侨问文化载体，而东南亚的侨民数量众多，但是依然停留在文化同化的层次上，这是因为传者的被动性和受者的抵制性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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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明，安然编著,跨文化传播学关键术语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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