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以冲突中的民族宗教因素探析(5)

2018-11-23 22:48

历史传统的活见证和宗教复兴的中心,是犹太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犹太精神的寄托, 在长期流散中屡遭迫害的犹太人,除被同化与改宗者外,犹太人应从世界各地的临 时居住地回到以色列故土的思想在全世界犹太人心中根深蒂固。这样,犹太教中的 “应许之地”观念把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要求内化为一种神圣的宗教追求。阴另 外,犹太教中的弥赛亚观念极大地增强了犹太民族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归属感,认为 只有回到巴勒斯坦,才是真正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才能真正结束流散的苦难。还使 濒临绝望和犹太人从中汲取了无比的精神力量,增强了得救返乡的信心。犹太复国 主义正是利用了犹太教中这种强烈的故土观念,利用了犹太人对上帝的“应许之地” 的无限眷恋和坚韧不拔的追求精神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以色列国建立后,犹太教的“应许之地”观念对阿以冲突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

响。这种宗教地域情结强化了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并坚决捍卫领土的意识。田以色列 士兵在建国初同实力数倍于自己的阿拉伯军队作战中,很大程度上靠了带有浓厚宗 教色彩的民族主义激情的支撑,夺取胜利。在以后的战争中又占领了许多领土,体 现了首任总理本.古里安建立“一个不断扩大的国家”的思想,这种思想也能在《圣 经》中找到根源。《圣经.约书亚记》中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凡你们走过的地方, 我都要赐给你们,”这被以色列当权者发挥为:“以色列士兵脚下的土地都是以色 列的疆土”。印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以色列士兵不断扩大领土面积,加深了阿以矛 盾。这种观念也使犹太人在阿以争端中常论证自己是巴勒斯坦地区的合法主人,对

其拥有历史权利,并以考古发现作为佐证。6’1996年6月,内塔尼亚胡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业及考古挖掘以证明犹太人是耶路撒冷的主人,擅自开通了圣殿山的地下通道, 引发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应许之地”观念还成为一些极端分子以暴力手段破坏 阿以和平的“教法依据”。62如:1974年2月全国宗教党内一伙神学院学生组成的“信 仰者集团”专门从事推动在被占领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认为:“犹太人能够夺取 阿拉伯人的领土证明了弥赛亚时代的到来”。招再如刺杀拉宾总理的凶手称他是奉上 帝之命杀死出卖犹太人领土的叛徒和纵容阿拉伯人杀害犹太人的刽子手,这完全符 合犹太教律法的教义。创

犹太教的宗教理念不仅构成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渊源,还成为部分犹太复国主 义组织的思想纲领。在以色列建国前,由以色列正教党、以色列正教工人党、精神 中心党、精神中心工人党组成的宗教阵营,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发挥着不可忽视 的作用。以色列正教党和以色列正教工人党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精神中心党和 精神中心工人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经过长期分化组合,形成了现在以色列的3 个主要合法宗教政党:极端正统的沙斯党和圣经犹太教联盟以及精神中心体系的全 国宗教党。沙斯党主张严格按照犹太教律法处理国家事务,认为“土地都是上帝的”,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同意向阿拉伯人作领土让步;全国宗教党也主张按犹太教律法治 理国家,但在具体的宗教事务中态度较温和,他认为被占领土是上帝赐给犹太人的 土地,反对“以土地换和平”原则;而圣经犹太教联盟在宗教问题上与沙斯党基本 相同,在阿以问题上基本与全国宗教党趋同,持强硬态度。

宗教党往往被工党和利库德集团两大党拉拢组成联合政府,使得宗教党对政府

政策形成强有力的制约,进而影响中东和平进程。1998年内塔尼亚胡政府与巴方签 署《怀伊协议》后,受到来自全国宗教党等极右翼势力的重压,被迫中止执行协议, 使中东和平进程再次停滞。2000年6月巴拉克政府迫于全国宗教党的压力决定暂缓 按有关协议从约旦河西岸撤军。6月底与阿拉法特、克林顿举行“戴维营会谈”前, 全国宗教党和沙斯党指责巴拉克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太多,相继退出政府,致使巴拉 克辞职,为沙龙上台提供了铺路石。

3.伊斯兰教理念对阿以冲突的影响

从阿拉伯方面看,阿以冲突爆发后,具有极强包容性的伊斯兰教成为阿拉伯民 族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古兰经》中充满对犹太人仇恨和鄙视的宗教信条以及圣

战思想都为阿拉伯民族与犹太人不懈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据。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阿拉伯民族主义是阿拉伯国家团结抗以的意识形态。

而阿拉伯民族的发展是以伊斯兰文化为基础的,因此,伊斯兰教作为团结阿拉伯人、 联系阿拉伯人感情的重要精神力量,是战后初期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民族统一 运动的重要文化根基,也是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抗击以色列的内在文化基础,但其 作用是潜在的、不明显的。依照伊斯兰教法,如果伊斯兰土地被敌人占领,生活在 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穆斯林均有义务为解放这块土地而奋斗。65他们视巴勒斯坦的阿 拉伯人为自己的穆斯林兄弟,将支援巴勒斯坦看作是自己神圣的宗教义务。因此,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争夺成为以色列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共同冲突。爆发的五次中 东战争在穆斯林看来是一场对异教徒犹太人的“圣战”,不只为了巴勒斯坦人,更 是为了真主。直至马德里和会后,巴勒斯坦人才成为真正主角,其他阿拉伯国家退 居幕后。

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渗败,使其认识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对 于团结阿拉伯人对付以色列人力不从心,于是,“中东的意识形态的风景线发生了 巨大变化,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戏剧性地衰落,而伊斯兰复兴主义开始活跃。” 66“从70年代开始,随着民族主义失去盛极一时的政治魅力,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政 治一文化力量,重新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政治感召力。”阶在与以色列的一次次对抗中, 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经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耻辱和挫败,而伊斯兰教的政治参与性 特点决定了阿拉伯世界在出现政治与社会危机时,往往求救于宗教,期望通过信仰 的复兴来实现民族的复兴。从此,伊斯兰教走到了阿以斗争的前沿,伊斯兰国家首 脑会议作为阿拉伯国家抗击以色列的重要国际组织也应运而生,它是1969年8月阿 克萨清真寺被毁后成立的,“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建立,标志着阿拉伯一巴勒斯坦人 民的反以斗争,已由政治性的最终发展为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一政治性的斗争,伊斯 兰教的因素被充分地利用起来”。68

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人深层次的精神现象,“每当阿拉伯民族产生危机感时,

传统的宗教信仰就特别容易外化为人的行为,成为价值取向的源泉,甚至会导致一 般人难以理解的非理智的狂热行动。”69伊斯兰教中的圣战思想被许多穆斯林用来作 为反抗以色列占领与高压政策的旗帜,伊斯兰会议组织在60年代末号召阿拉伯世界 以圣战击败以色列“恶魔”。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斗争多在伊斯兰复兴

的宗教口号下进行,认为只能通过圣战才能取得阿拉伯民族的胜利。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安全环境造成威胁的自杀性爆炸对于阿以和平极具破坏力。“人体

炸弹”这种少数激进分子的极端行为在今日巴勒斯坦正成为普遍的群众斗争方式, 而这一无奈和苦涩的选择背后也有着浓厚的宗教情结,即与阿拉伯人根深蒂固的圣 战思想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自杀性爆炸被巴勒斯坦人认为是一种新的圣战方式。 圣战思想难免会被极端分子滥用,导致了许多恐怖与暴力行为。各国自70年代 以来突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是阿以冲突和平解决的巨大障碍。原教旨主义认 为伊斯兰教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它把宗教的狂热与偏执带给了民族主义,从而走上 了狭隘的恐怖主义之路。影响较大的激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有哈马斯、巴勒斯 坦伊斯兰圣战组织、阿克萨烈士旅,另外还有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的真主 党、本·拉丹的基地组织等,他们都把反对以色列作为共同的目标,把对犹太人进行 彻底的圣战作为其宗旨之一和夺回家园、实现民族解放目标的唯一手段。任何和平

解决阿以冲突的企图都被他们视为对伊斯兰教的叛逆而予以谴责和攻击,并进行各 种残酷的恐怖活动,刺杀主张和谈的政治家,这种恐怖袭击总是不断在关键时刻扼 杀和平,极大地增加了政治解决阿以冲突的难度。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耶路 撒冷,1978年与以色列签署了戴维营协议即《关于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 一项埃及同以色列和平条约纲要》,这就违背了1967年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的“三 不政策”(不承认以色列、不同它和解、不同它谈判),埃及被开除出伊斯兰会议 和阿拉伯联盟,萨达特被称为“出卖伊斯兰世界利益”的“伊斯兰叛徒”而被原教 旨主义“赎罪与迁移”组织所枪杀,戴维营协议为阿以冲突带来的一线曙光被扼杀 在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宗教狂热之中。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和中东地区战略格 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冷战的结束和海湾战争的胜利使美国基本获得了中东事务的 主导权,对美国而言,保持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而保证中东石油的供应是符合 美国战略利益的,这为阿以和谈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从中东内部看,海湾战争 后阿拉伯力量减弱,阿拉伯世界的分裂进一步加深,以色列政局发生变化,阿以双

方在付出了‘渗重代价后均转向了现实主义的立场。在这种背景下,从90年代初开始, 阿以双方走上了漫长而艰苦的中东和谈之路,中东和平露出曙光。但是,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一直反对阿以和谈,仍然主张通过“圣战”抗击以色列,尤其是己控制被 占领土上40%穆斯林的原教旨主义组织哈马斯,活动极为频繁。哈马斯于1988年通 过了《哈马斯宪章》,“将伊斯兰教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把建立从地中海到约旦河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宣称哈马斯将积极致力于消灭以 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异教徒’,解放巴勒斯坦的怪战’,坚决反对任何一

种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协议方案和国际会议,反对把巴勒斯坦建设成一个世俗 化国家”。’。阿以和谈开始后,哈马斯不断制造恐怖事件,如19%年在以色列制造 了一系列恐怖爆炸事件,这对当年以色列右翼强硬派上台执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使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危机之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活动严重阻碍着中东和平 进程。

另外,现代阿拉伯人身上还带有源自沙漠的传统文化的痕迹。在阿拉伯历史上,

贝都因人曾多次迁徙并逐渐与当地阿拉伯民族相融合。注‘,沙漠型生活方式造就的贝 都因人的传统性格也带给了阿拉伯人,形成阿拉伯人双重的民族特性:一方面他们 能够克制和忍耐,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暴燥和易怒;一方面注重友情,另一方面又好 侵袭复仇。千百年来,报仇雪恨是他们的神圣责任,血债血偿是沙漠里原始的法则, 至于被杀者是否凶手无关紧要。今天,阿拉伯国家屡屡发生殃及无辜百姓的恐怖和 暴力事件,当事者面对国际舆论的谴责却不以为然,追根溯源,即在于此。 4.宗教感情尤其对圣城耶路撒冷的宗教热诚是诱发各种危机直接或间接的根源 耶路撒冷作为宗教圣地,凝结着阿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的宗教感情。穆斯林和 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宗教情感和热诚一直是阿以冲突中的难解之结。在犹太教传说 中,耶和华开天辟地的第一道光就是从耶路撒冷锡安山上射向全世界的;上帝所造

的第一个人亚当用的是耶路撒冷的土。7‘犹太人视耶路撒冷为宗教精神中心和自己民 族的根。对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而言,耶路撒冷同样也是他们的生活家园和心灵栖 息的神圣之所。《古兰经》中穆罕默德“夜行登宵”的故事使耶路撒冷成为伊斯兰 教继麦加和麦地那之后的第三大圣地,在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心目中享有神圣地位。 耶路撒冷问题牵动着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宗教神经,解放耶路撒冷和阿克萨 清真寺是所有穆斯林的义务,所有穆斯林都应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富以保证阿克萨 清真寺永远作为穆斯林圣地。下2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不愿、不敢放弃耶路撒冷,放弃 就意味着对自己民族、宗教和历史的背叛。阿以之间围绕耶路撒冷的冲突不断,它

所具有的高度敏感性与复杂性使其成为阿以矛盾的焦点和中东和平进程难以攻克的 堡垒。2000年9月,当时在野的利库德集团主席沙龙为显示其“捍卫”耶路撒冷的 注l:贝都因人是指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过游牧或半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口

28决心,强行“访问”阿克萨清真寺,激起巴勒斯坦人的极大愤怒,酿成持续至今的 大规模流血冲突,使中东和平进程大幅度倒退。巴勒斯坦人也多选择在犹太人的宗 教节日袭击以色列人,给对方的宗教感情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常常导致更残酷的报 复行为。国际社会在寻求一种能兼顾阿犹双方利益的双赢方案,满足不同教派的宗 教情感,耶路撒冷问题的解决是促进中东和平的关键。

中东伊斯兰各国政府不敢对以色列妥协,以免在伊斯兰世界陷于孤立或者触及 国内穆斯林民众的宗教感情而导致政府权力基础动摇。

(三)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和平性特点及同源性可成为阿犹两大民族 走向共存的基础

以上的分析从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中对阿以冲突起强化、延续作用的特点出发, 说明了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之间的相异性、排斥性对阿以冲突的诱发和催化作用。但 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并非从一开始就互相对立,相反,阿、犹文 化本是同源的,历史上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曾经相互交融、相互吸引。两大宗教充满 了“悖论”,其中也包含着有利于促进阿以和平的特征。

犹太教的《圣经》与古苏美尔人和古巴比伦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其中的很多 故事情节都来源于早期苏美尔人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文学。而犹太教对伊斯兰教的产 生发挥了重大影响。在罗马军队占领耶路撒冷以后迁居阿拉伯半岛的犹太人给阿拉 伯人带来了犹太教的神话传说和犹太经典中的思想及语言。’:,《古兰经》和《圣经》 中的教义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历史故事和宗教传说也大同小异。阿拉伯民族把自 己的起源追溯到始祖亚伯拉罕,伊斯兰教承认亚伯拉罕、摩西、耶稣等先知,穆罕 默德是最后的先知,是“封印”使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曾是同宗兄弟,同为闪族 后人。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也曾经和睦相处,在基督教世界迫害犹太人的时期,穆 斯林和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却很宽容,穆斯林和犹太人是在互相谅解、有效合作的情 况下生活的。

尽管《古兰经》规定“在捍卫信仰时可使用暴力”,洲但伊斯兰教仍具有和平性 的特点。“伊斯兰”本身就是“和平”之意。其教义认为,全人类不分民族、种族、 语言、肤色,都是真主大家庭中的一员,理应和平共处,《古兰经》也要求人们仁 慈、互爱、忍耐,反复号召人们“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厌恶人与人之间的仇

恨和战争。丁5犹太教同样似乎充满着悖论,它虽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但其教义仍有显著的

普世性。犹太教视自身为世界宗教,是一种相信全人类终将获救的普世宗教。根据 上帝与犹太民族立的“约”,犹太民族的复兴和回归以色列,只是拯救全人类计划 中的一部分,更大的使命是要犹太民族“作外邦人的光”,施行上帝的“救恩”。76 在这点上,犹太教的民族性和普世性并不矛盾,反而互为一体,上帝选民观蕴含的 是“普世获救论。”犹太教十分强调道德因素,上帝给人类设立了是非善恶的种种 规范,忠诚于上帝成为犹太伦理观的最高原则。犹太教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慈爱。 犹太教中这种固有的道德伦理使犹太人中的一部分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把一个民族 的幸福建立在另外一个民族的痛苦之上,这本身是不道德的,是没有人性的,是违 背了上帝的意旨的,7,这是以色列建国后和平主义思潮兴起的宗教原因。 然而,这样两个有着难解难分的历史渊源和许多相似之处、注重和平与仁慈的 宗教之间,如今却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之中。“尽管基督教世界一直是犹太

人受苦受难的主要根源”,7”曾经与犹太人相安无事的阿拉伯穆斯林却成为其中的牺 牲者。以色列前议会议员、著名作家和记者乌里·阿夫尼里曾提出解决阿以冲突的. 办法之一即建立闪米特人联盟,也就是这一地区所有国家的大联邦。下,为我们提供了 一种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自己在强调共同文化和精神背景的基础上建立新型关系的 新思路。令人欣慰的是,由于冷战后国际局势的发展使中东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 两大宗教间已开始了对话。1994年n月,中东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 中的开明宗教领袖共聚西班牙马德里,召开了题为“世界三大宗教,一个和平的承 诺”的会议,进行了对话,探讨中东三大宗教和平共处的前景,这加强了中东和平 进程的势头。2002年1月,来自巴以的三大宗教领袖在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凯利主 持下在埃及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呼吁双方停止冲突,重开和谈。三大宗教领袖签 署联合声明尚属首次。

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之间的矛盾川冲突并不是先天注定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也 不是永远都水火不相容的,阿以两民疾有着共同的宗教文化渊源,也有过和睦相处 的历史,双方曾经进行过也会继续进行文明对话。我们有理由相信,两大民族终会 消除对立、和平共存。今出言五 二目卜口

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其核心是领土争端,但又不单纯是领土之争,除涉及纷繁 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外,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独特的历史决定了民族主义和宗教 成为阿以冲突不可回避的影响因素,这使原本纷乱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阿拉伯国 家和以色列的民族主义自19世纪中后期产生以来,成为中东地区强大的政治思潮并 对阿以冲突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民族主义作为冲突双方的思想支柱,其忠诚意识 以及情感指向乃至价值取向和精神信仰渗透于阿以冲突之中。80犹太复国主义及其发 展、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国家民族主义的演变、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内部激进派与温 和派之间的斗争,无不深刻影响着阿以冲突及中东和平进程。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 态和价值观念,己渗透到阿以双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宗教 歧义构成了阿以冲突的诱因之一,而虔诚的宗教信仰和狂热的宗教感情则成为阿以 冲突中的难解之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和以色列极端势力极大地增加了和平解 决阿以冲突的难度系数。阿、犹两个宗教信仰和宗教观念迥异、宗教追求和宗教理 想相悖的民族,却对同一块土地充满了神圣的感情,双方矛盾冲突的顽固性、持久 性、神圣性和狂热性成为一种合乎逻辑的必然,解决冲突的难度增大。

然而,阿以冲突的历程证明,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原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 和平的民族,有着同根同源的文化基础,和平共处成为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和以色 列人的愿望和共识。民族主义的膨胀危及中东和平进程,双方需要理智和控制。从 巴勒斯坦方面来说,激进分子的恐怖活动并不能将本民族引向光明的前途,相反, 只会延缓其争取自立和兴盛的进程。但以色列在阿以冲突中居强势和主动地位,对 阿以冲突的解决负有主要责任。犹太复国主义追求自身的民族独立侵犯了巴勒斯坦 阿拉伯人的利益,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也应尊重巴勒斯坦民族的合法权益,避免 沿着民族扩张主义的道路走下去。如此,巴以和平的曙光才会出现,阿以和解也才 能成为现实。阿犹文化本是同源,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矛盾冲突也并非先天注定的, 双方的差异和分歧不应成为冲突的根源和理由,而应求同存异,彼此宽容和尊重, 积极开展宗教对话,实现文明的共存。尽管阿以冲突短期内仍难平息,双方实现真 正和平仍将任重而道远,但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符合双方根本利益。阿以双方都要做

出痛苦的妥协,合理的妥协需要智慧和勇气,其结果则是实现两利。我们相信,不论冲突如何频发和延续,和平共存必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和潮流。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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