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源得以开辟。此后美国又提供了数额相当可观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因此在内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在财政上虽然十分吃紧，但并未到举步维艰的程度。而国民党发动内战，不仅把中国重新投入战火，还导致了其财政因军费沉重而陷入危机。
为了支持内战，筹措军费，挽救财政危机，国民党采取了发行内外债、征收捐税和增发纸币等各种措施。
仅就征税而言，国民党政府不仅调整原有各税征收办法，而且还大量开征全国统一新税和地方性新税，结果，各地税项五花八门，“漫无标准，毫无预算，官吏上下其手，层层剥削，比如专员、县长下乡之招待费，官吏用之一分，民间负担十分，怨声载道，忍痛忍受，失去民心，莫此为甚”。
上述措施仍然无法填补军费的无底洞，国民党就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比，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使得广大人民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洗劫，他们挣扎在死亡线上，对国民党从失望进而到绝望。
4．国民党坚持独裁，反对民主，镇压反对内战的学生和民主人士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军警特务在昆明镇压反内战的学生，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1946年2月10日制造“校场口事件”，打伤李公朴、郭沫若等60余人。6月23日晚，国民党在南京下关火车站殴打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成员，团长和代表多人受重伤，此为著名的“下关惨案”。7月，国民党竟在5天内接连暗杀了著名的民主人士和学者李公朴和闻一多，制造了李、闻惨案。此后，国民党对其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更是不胜枚举了。正是国民党的这些暴政，擦亮了人们的眼睛，认清了谁是谁非。正因为如此，下关惨案后，当周恩来前往医院看望马叙伦时，身负重伤的马叙伦才拉住他的手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从主观上说，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对解放战争的正确领导是使这场战争迅速胜利的关键。表现在：
1．中国共产党能适时地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政治、经济、军事）
中国共产党始终考虑到广大人民对和平、民主的强烈愿望，一直努力争取和平和民主，曾经希望通过和平途径对中国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逐步向新中国这个目标迈进。为此，抗战胜利初期，中共及时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同时不放松自卫战争的准备。这使我们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军事上又立于不败之地；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又适时提出“武装自卫”的口号；到了1947年10月，当蒋介石彻底关闭了和谈大门，实行“戡乱总动员”后，我们才提出了“打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三大战役后，当美蒋反动派企图以和谈阴谋获得喘息之机时，我们党又及时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从而保证了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在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原则，从而团结了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形成了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伟大力量。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后，毛泽东又提出集中抓政策和策略问题，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为此，他要求全党必须掌握党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在军事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制定了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为核心的十大军事作战原则。在战争的具体准备和指挥上，过渡时期确定的以争夺东北为重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战略防御阶段的西北战场和华北战场的胜利；刘邓大军的挺进大别山；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都是反映我党军事上的成熟，指挥艺术高超的事例和战例。
2．中国共产党注重党的自身建设和军队建设（保持党和革命队伍的清正廉洁）
中国共产党注重自身的建设，不断进行整党整风运动，使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清正廉洁，绝大部分共产党人都是为革命献身、为人民服务的战士。
从党的最高领导毛泽东到一般共产党员都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解放区基本上没有贪污腐败现象。早在抗战时期就盛传革命圣地延安十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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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风，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真实写照。这与国民党统治区的严重贪污腐败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同时，解放军也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党和军队的素质，并靠党员和人民军队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1949年5月，陈毅将军率部攻打上海时，在《入城守则》中规定：“不入民宅。没有找到营房之前，一律睡马路。”解放上海的战斗结束后，上海市民清晨出门，发现成千上万的解放军指战员抱着枪支整齐地睡在马路上，他们在极大感动之余，一下子就把共产党同国民党的优劣区分清楚了。美国《生活》杂志就此撰文称解放军的这个行动“宣告了国民党时代已经结束” 。
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之后，其谈判代表团团长张治中留在了北平。6月20日，他在《对时局的声明》中说：“我居留北平已80多天了，以我所见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20多年来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之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这些优点反映到政府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员行动的，是俭朴、肯干，实事求是的态度。”他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为此“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从危机中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
上面这些点滴的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是必然的。
问题三：中间势力为什么逐渐放弃了“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最终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协商建国？ （一）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及其政治主张 1．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中国的民主党派大多成立于抗日战争后期和抗战胜利初期，其主要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战后初期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中的一些党派以超逸于两党之外的“中间派”立场自居，积极鼓吹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关于各民主党派的历史沿革详见教材第180~182页） 2．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的主张及其实质 关于第三条道路（即中间路线），张东荪和施复亮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946年6月22日，张东荪在《再生》杂志上发表“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文。指出，无论就国际间（主要指美、俄），还是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他都主张走中间调和路线。“详言之，即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两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他认为，以这样的路线立国，“英美与苏联双方都可以放心。在英美看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虽然在经济方面偏于社会主义，而绝不是赤化，不是加入苏联的赤色集团，不足以对资本主义国家有经济威胁。在苏联看中国虽采取民主主义，却并不建立在资本主义上，这样的民主主义没有反苏性，他用不着害怕”。关于国共两党，张说：“姑假定国民党为右，共产党为左”，中间派的责任在于“要把他们中稍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的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而得到统一。”
1946年7月14日和8月3日，民主建国会的一位领导人施复亮分别在上海《文汇报》和《周报》发表“何谓中间派？”和“两条道路，一个动力”两文，系统地提出了“中间路线”的主张。他认为：中间阶层（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国共问题及中国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间派在政治上起着积极的甚至决定的作用”；“国民党固然不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还不能打倒国民党”，因此，中国的出路“既不能走旧式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只有走我们自己的中间的改良道路。这条道路，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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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当实行英美式民主政治，但必须使政权掌握在多数平民手里，决不可为少数特权阶层所独占；在经济上应当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的优点去发展生产力。”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中间路线的实质就是要在保留国民党政权的前提下，通过改良的办法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3．如何看待“中间路线”的主张
首先，应当肯定它的历史作用。从一般政治斗争的经验和规律来看，在强弱对峙的政治格局中，中间派往往意味着对弱小者的某种支持或同情。所以当抗战后期和胜
利之初，中共的政治实力及地位相对弱小，其政治主张尚未赢得广泛认同的时候，中间派与第三条道路主张的存在显然有积极意义，因为，它们首先意味着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否定。它们在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政策，要求实行民主政治方面，在反对官僚资本操纵国计民生，保护民族工商业方面和中国共产党有许多共同点。所以，中国共产党与之进行了积极的合作。
其次，中间路线的倡导者们不仅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而且是明确地反对进行彻底地土地改革，否认进行暴力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合理性，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企图通过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建立一个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的这些主张不切合中国实际，因此，只能是一种幻想。抗战胜利后，随着国共力量日趋均衡。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时机的到来，中间党派与第三条道路存在的某种合理性就不复存在了，再要坚持这样的主张，就只能对历史的发展起消极阻碍作用了。实际的政治过程也是如此，随着政治关系的变幻，中间党派营垒急剧分化，其右翼青年党、民社党相继投靠国民党；其左翼民盟等则加强了同共产党的合作，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汇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之中。
（二）各民主党派最后放弃“中间路线”，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协商建国的原因
为什么就西方国家来说，于封建社会之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顺理成章的事，在中国就只能是一种幻想呢？究竟道理何在呢？
1．中国是一个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是首要的任务 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发展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对于它们来说，政治上、经济上不独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乃是理想的倾销商品的市场、自由投资的场所与廉价原料、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就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这是它们不能容忍的。它们既不愿意失去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更不愿看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它们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五四以来的情况，仍然是如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前提条件是，不仅要反对封建主义，更重要的是还要反对帝国主义，即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
2．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
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密切关系，使他们提不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从而也就得不到中国革命主力军农民的支持；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又使他们不敢进行彻底的反帝斗争。这样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就无力完成反帝反封建这两大任务。何况，代表这个阶级的民主党派始终没有自己的军队，他们只是想劝说国民党接受其主张，或者利用国共两党在战后处于的均衡情势，促使国民党对他们的主张作出让步。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当局，政治上十分脆弱，他们不可能作出这种让步。所以，无论是从这个阶级的本性看，还是从他们主张的改良主义本质看，他们都无法实现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而且“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们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 3．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的迫害彻底击碎了“中间路线”的幻想
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而且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不能容忍。这是它的阶级本质决定的。因此，尽管某些中间派别，中间人士一再声称自己要“以民主的方法争取民主，以合法的手段争取合法地位”，但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地用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直至取缔他们的组织，监视、逮捕以至杀害他们个人。下关惨案、李闻惨案就是最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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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国民党当局在《中央日报》上公布了诡称是从延安搜获，由毛泽东签发的绝密文件《中共地下斗争总路线纲领》。同时发表评论，污蔑“素以独立、和平、合法自诩之民主同盟及其化身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团体，其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其行动亦循中共意旨而行”；并声称他们“受中共之令，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这是国民党发出的取缔和镇压民主党派的信号。10月间，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而予以取缔，对其他民主党派亦一并极尽压制迫害之能事，还训令其军、警、宪、特各级机关，在对民主党派领袖人物严密监控之同时，对其中下层人员则“不必客气”，只要发现，不问情由如何，“一律格杀勿论”。高压之下，民盟于11月6日被迫解散。严酷的事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逐步放弃了中间路线的幻想，而站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作出了自己的积极贡献。
4．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争取和团结的政策，使他们使他们迅速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协商建国的道路
1947年5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实现由旧民主主义政党向新民主主义政党的转变。
1947年11月12日至1948年1月1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革命同盟在香港联合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自由、和平”，并开始进行统一的政治活动。
1948年1月，沈钧儒等在香港重建民盟总部，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宣告，民盟“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指出独立的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民盟必须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人民的民主而奋斗。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站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其他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并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道路。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8月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热烈响应这一号召，陆续进入解放区，参加召开新政协和建立新中国的筹备工作。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庄严声明“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至此，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关系中的领导地位正式确定下来。此后，随着新政协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形成。
问题四：为什么说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一）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1．三大战役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时，人民解放军的的实力大增，与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比与战争初期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见教材P186页）。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援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详见教材P186~187页）。
三大战役无论是真正的规模还是取得的成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政治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 2．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企图借“和谈”之机争取喘息的时间，布置长江防线，以便卷土重来。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共愿意在惩办战犯、改变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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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进行和平谈判。谈判从4月1日开始。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延续了22年之久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人民解放军第一、二、三、四野战军所部各路大军继续向全国举行胜利的大进军，迅速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被赶出大陆，逃往台湾。
（二）人民政协与《共同纲领》 1．为新中国绘制蓝图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了历史日程。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清楚地论述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详见教材P188页）。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来的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为了向全国人民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前夕，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章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了中国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前途的历史必然性；文章系统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内容、任务和组织形式等重大问题，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主张，从而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以及外交政策基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
2．人民政协的召开与《共同纲领》的制定
内容详见教材P189~190页。辅以20分钟的音像资料《协商建国》。 （三）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1．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
（1）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详见教材P191页）
（2）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结果。 （3）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力量。（详见教材P190~191页）
（4）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坚强力量。人民军队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的过程，就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过程。 （5）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赢得胜利，同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详见教材P192页）
2．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地克敌制胜的武器——三条经验，即毛泽东指出的“三大法宝”： （1）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2）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3）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详见教材P192~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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