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新刑事诉讼法只是原则性的规定了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主体、审查方式、审查程序等问题并没有明确规定，对具体如何操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应出台制度加以明确；其次,应明确规定羁押必要性的实体性标准,建议依照逮捕的适用条件同时辅之以犯罪嫌疑人在押期间的表现作为考量因素；第三，应建立羁押必要性说理制度。 （二）明确证据适用规定
1、增加证据的种类。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对证据的种类进行了修改完善，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新增加了辩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电子数据为法定证据种类。其中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意义十分重大，这将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要加强对鉴定人员资质、鉴定的程序、鉴定所依据材料完整性的进行审查，如果存在问题，仍然可以以予排除。 2、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刑事诉讼法明确引入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有利于防止侦查机关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规范侦查取证活动。如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检察院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55条之规定,加强了对侦查人员取证活动的监督,有利于保证证据的合法性,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保障司法公正。 依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中要强化证据意识，将非法证据审查的范围加以扩大，除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对其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有无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进行讯问，所获取的口供是否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加以审查外，同时对侦查机关调取证据的程序、制作笔录内容存在的合理性、逻辑性也要进行审查。如我院审查逮捕尚某、许某涉嫌抢夺一案时，发现嫌疑人尚某在侦查机关有3次供述，后2次笔录的内容与第1次笔录的内容存在大量复制、粘贴的情况，针对这一不合理现象，我院向侦查机关发出《提供证据收集合法性说明通知书》，要求其对制作笔录的合理性、逻辑性进行说明。侦查机关给予回复，承认笔录中复制、粘贴的问题是侦查人员业务能力、责任心不强所致，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对规范侦查人员执法、提高执法水平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具体规定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
新刑事诉讼法第277条对使用刑事和解的情形作出了规定，即：因民事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和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法的过失犯罪的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本条第2款还特别作了限制使用的规定，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在审查逮捕阶段，赋予了检察机关参与当事人和解并负有审查和解协议、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的职责。
据此规定，我院在轻伤害、交通肇事等轻微刑事案件审查逮捕中，结合案件事实，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具有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情形的，我院依法作出无逮捕必要决定。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我院在审查逮捕工作中，共促成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2件2人。
（四）设置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269条规定对未成年人应“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第266条明确规定“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承办”。该规定确立了办理未成年人审查逮捕案件，应由专人办理的制度。第268条规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
查”。社会调查适用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包括审查逮捕阶段，但社会调查不是一项强制性义务，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选择适用。第269条规定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审查逮捕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疑人，并听取其辨护律师的意见。第270条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的，也可以通知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规定合适成年人到场的制度，改变了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孤军作战的局面，有利于更好的维护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新刑事诉讼法设置的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制度，许多规定与成年人案件有所差异，但更接近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基本要求，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规律和将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