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各大战场上捷报频传，国民党军队却步步退缩，美国政府开始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并动用武力来华支援国民党当局对解放军作战。《美众院发表重要报告，主全力援助中国，谓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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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胜利较欧局尤严危，中国命运将决定全世界之命运》一文认为：“强调中国对于世界局势之重要性，主张在军事及经济上，全力援助中国政府，以遏止共产党赤化中国之企图。”“华北共产党之胜利，对远东局势之威胁，较之柏林与欧洲之发展更形严重。中国之命运，将决定远东之命运，最后决定全世界之命运。”这是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国民党当局不仅不严加拒绝，反而十分欢迎，以此遏止人民武装的发展。从所发新闻的立场看，国民党政府腐朽透顶，卖国媚外的丑恶嘴脸清晰可辨。
国民党政党报纸无论如何夸饰、掩盖本党的腐朽没落，也无法挽救日薄西山、江河日下的颓势。因为本身的躯体已从内部腐烂变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当局高级官员作为接收大员，大发国难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以致腐败横生。囤积居奇，人民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声此起彼伏。国民党内部一些人士对寄生在本党躯体上的毒瘤也想割除，实行了“新生活运动”，蒋经国受命在上海打虎。但是大厦将倾，非独木可支。蒋经国的行为自然受到党国要员的掣肘和阻拦，最终不了了之。《宁波日报》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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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盼望蒋经国以大公无私精神施之于当朝权贵》为题报道上海各界希望蒋经国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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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高级官员的贪污腐败。《商讨新经济政策，蒋经国力主维持限价》报道蒋经国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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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奸商，限制物价。对处囤积居奇的报道也时有出现，《浙东查获大批囤麦》、《粮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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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定量》即为此类。物价是政治、经济的晴雨表，从一个侧面不难看出国民党政权已经腐败透顶，即使蒋经国使出浑身解数，面对众多官僚的重重阻力也难有丝毫成效。最终只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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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而返。评论《他是经济管制督导员中最泄气的一个——徐堪从西南空手而回》指出：“蒋经国在上海打虎，张厉生在平津拍苍蝇，徐堪因为重庆、成都、昆明，所以他除了吃得通红满面外，只好空手而回的铩羽归来。”蒋氏政权所派的封疆大吏却不为其主子真正卖力，而是打着“打虎”之幌子在外地招摇撞骗，中饱私囊。不仅不能打虎，就连个苍蝇也打不得。暗示着蒋氏政权的限定物价，稳定经济的政策在强大阻力面前终将徒劳。国民党政权已不得人心，大势即去。对于年轻的蒋经国来说也只能是徒生感叹，可谓“无可奈何花落去”，“落花流水春去也”。
《宁波日报》的正版根本看不到任何新鲜活跃的气息，满纸均是国民党的社论、述评、新闻。只有在副刊《波光》上才能看到一些比较自由的言论，不受拘限的文章。副刊是报纸的一个“气窗”。可以各有风格，而且能用杂文、诗歌等形式，针砭时弊，发表个人感想。《波光》副刊上曾发表过白杨写的一篇杂文，题为《谈“座”》。这篇文章尖锐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官僚官官相护、飞扬跋扈的丑恶嘴脸。作家许杰、陈康白等常为该刊写稿，还刊登过艾芜的短篇，冯雪峰的寓言，孙用的译作。
国民党政党报刊是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严酷统治下出版发行的，在宣传方针，宣传政策上必须符合国民党的专制要求，稍有不慎，就会遭致灭顶之灾。因此，必须围绕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指挥棒转，纵使满腹不满也只能委婉表露。这是国民党专制政权下新闻事业与新闻工作者的极度悲哀。
二、对江亚轮惨案的报道
江亚轮爆炸沉没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难事故，罹难失踪者竟达2300多人，远远超过了英国的泰坦尼克号（1523人）。《宁波日报》于1948年12月5日开始对这一举世震惊的海难作了全面报道。
12月14日，江亚轮失事的第二天，《宁波日报》就以“号外”版形式连续印刷二次向社会传播。12月5日，又在第三版以《沪甬航线空前惨剧！江亚轮出事沉没，轰然一声》为题正式对江亚轮海难作了公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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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三日）下午六时四十五分，沪甬线招商局江亚轮，于由沪驶甬途中，在吴淞口外约三十里相近万铜沙洋面出事沉没，旅客及般员遇救者约千人左右，罹难者或谓数在三千人，或传二千余人，一时尚无确实统计，各情曾分志昨日本报二次号外。至该轮失事原因，传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说系中战时残余水雷，一说系遭爆炸物炸沉，另一说谓锅炉爆炸所致。又该轮遇险经过以及旅客获救情形，截至记者属稿止，亦未全部明瞭。
同版还登载《江亚轮出事后的雨丝风片》，报道“江亚轮遇难消息传抵本埠后，各界闻讯莫不震惊，尤其搭乘此轮之旅客家属亲戚，更为关注，纷至招商局询问，并至电信局发电查询真相。自晨起，至深夜止，络绎不绝。”
12月6日第三版同时刊发《江亚轮脱险旅客百人，昨搭江静轮来甬，岱山轮亦由定载来七乘客》，报道首批脱险旅客抵甬；《遇救者虽有千人，罹难者约多两倍，江亚轮烟囱昨尚露海面》，除报道遇救人数在一千人以上外，还首次披露江亚轮沉没原因“尚难确定究系中最强烈性定时炸弹，抑中水雷，或锅炉爆炸所致。”《江亚轮出事详情续志》再次详细记述了江亚轮遇难地点及经过。《江亚轮脱险船员》报道“江亚轮已脱险抵沪船员，迄五日十时止，至局方报到者计一百三十三名”。并列举了脱险报到船员姓名。《江亚轮善后事宜，沪方已积极进行，昨已开始打捞死难尸体，出事原因请专家研究中》，报道上海招商局积极进行江亚轮惨案善后处理，并打捞遇难者尸体，请专家研究遇难原因。该版同日还刊登了《“江亚”遇救乘客名单》和社论《论江亚轮失事》，对这一海难发生的时间、地点、获救人数、遇难人数，以及遇难的原因作了初步阐述。
12月7日，第三版，刊登《江亚轮出事原因今会同实地勘查，被难旅客尸体捞获五十余具》，报道上海招商局12月6日续派轮载江亚轮遇难旅客家属前往出事地点，实地视察并认尸，继续打捞。该局决定今日再派巨轮搭载新闻记者、专家至出事处勘查出事真实原因。
12月8日，第一版刊载《寻找江亚轮乘客郭金氏》、《观宗寺超荐江亚轮罹难民众启事》。第三版刊载《江亚轮出原因今日可望揭晓，沪招商局昨邀专家等勘察，失踪旅客登记已近二千人》、《脱险旅客十一人昨日由沥港来甬》、《江亚一旅客谈脱险经过》、《受伤名单》、《江亚轮不幸事件为世界最大惨剧》、《江亚轮脱险旅客谈死里逃生经过》等，对江亚轮惨案的后续情况进行报道。同版刊登社论《再论江亚轮失事》，对江亚轮失事原因与惨案善后事宜进行评论。
12月9日，发表《江亚轮脱险旅客昨续有一批来甬》，报道江亚轮脱险旅客一批（约八十人）由沪乘江静轮抵甬。《董俊骐发起组织江亚难友登记处》，报道前国防勘建第六队行动组长董俊骐要求招商局妥尽善后责任，并将依法控诉招商局失职。同时发表董俊骐告江亚轮遇难家属书《为三千死者雪冤，应发挥团结力量》。
12月10日第三版刊载《江亚轮案甬埠难属今商组善后委会，推进委员正式展开工作，并将敦请地方人士协助》，报道“江亚轮脱险旅客前国防部勘建第六队行动组长董俊骐，鉴于此次二千同胞罹难之惨与招商局之敷衍塞责，未能妥尽善后责任，义愤填膺”，董俊骐以被害人身份，联合本埠俯侧街青年馆发起组织“宁波江亚轮遇难旅客善后委员会”，“以便团结一致，采取同一步骤，向招商局交涉”。同版刊登《江亚失踪旅客登记已达三千二百余名》，报道“沪招商局江亚轮遇难失踪旅客登记人数，至九日止，已达三千二百五十名。”同版还刊登《江亚轮一旅客谈脱险经过》。
12月11日，第一版发表《观宗寺超荐江亚轮罹难民众启事》，表达宁波宗教界人士对江亚轮遇难同胞的哀悼。第三版刊登《江亚轮脱险旅客又有一批来甬》、《江亚轮惨案善后会昨开首次筹备会，聘请各界人士担任委员，定十二日假参议会开会》，报道江亚轮脱险旅客及被难旅客家属为要求招商局合理处置善后事宜，经脱险人董俊骐发起组织“江亚轮惨案宁波善后委员会”，召开首次筹备会议，发表善后宗旨，站在正义与同情的立场，循求法律保障，认为“该轮此次肇事，船上主持人实应负注意而未注意之刑事责任，招商局应负民事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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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
同版刊登《“专家”勘察结果称非锅炉爆炸？沪惨案善后委员会表示不满，认为系招商局企图卸责任》：
江亚轮失事原因，沪招商局商于七日邀请专家前往实地视察，并发表书面视察结果如下：“七日下午一时许，到达江亚轮失事地点查看，当时适逢涨潮，看到江亚轮驾驶台顶全部露出水面，约五英尺，烟囱及其周围各风筒，舢舨吊杆，淡水柜，太平桶等全部完整，毫无损伤现象，后桅梢向后弯，并在后桅贴近左前方有角铁数根，错综向上竖起，该处似系二副室及报务员之房顶，横梁受爆炸所致。根据以上所见情形，断定绝非锅炉爆炸，而推测爆炸地点当在第三货舱后部右边，距离烟囱约九十尺。（锅炉即在烟囱下面）。至于爆炸系在内或外来，须待潜水夫探索破坏情形后方可推断，惟当时涨潮，不能立即下水探索。” 宁波旅沪同乡会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法律组虞舜、郑麟同、夏功楷三律师八日下午招待记者，宣称此次江亚轮失事纯系招商局之过失，事前未予防范，事后又推卸责任，善后工作进行迟缓，尚有二千余具尸首没有下落，故被难者家属至为不满。对于招商局邀请专家前往出事地点勘察后认为绝非锅炉爆炸一点颇为不满，因为所邀请的专家都是招商局的“自家人”，故不一定可靠。认为“专家勘察”系招商局的“宣传攻势”，企图推卸责任。根据江亚轮生还乘客的“实际经验”，爆炸后没有任何火药气味，绝非外来之爆炸，确系船内发生，锅炉爆炸，大有可能。该会打捞组主任周启范声称：江亚轮上之无线电员尸体捞出后，身上炸烂处颇多，可知爆炸系船内发生，而非遇水雷。定时炸弹亦无此大力量。是日招待会中列席之被难家属及江亚轮生还乘客颇多，群情愤慨，对招商局皆表不满。某乘客系新光药厂化验师，坚持为锅炉爆炸，且称江亚轮已逾龄，今年应修理而未修理，皆系招商局之疏忽。
12月12日，第一版发表《江亚轮惨案宁波善后委员会筹备处启事》，报道宁波成立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来处理遇难同胞及遇险旅客事宜。第三版发表《参会决函请自卫委会救济贫苦江亚轮难属》，报道“鄞县参议会，昨日下午召开第五次县政检讨会”，决定给予“江亚轮蒙难同乡家属贫苦无告者，由会函请本县自卫救济委员会妥筹救济办法，迅予实施。”《江亚轮案善后会今开成立大会》，报道“江亚轮惨案宁波善后委员会筹备处”，定于12日下午2时，“假参议会召开成立大会，并为扩大组织，群策群力起见，特邀请地方士绅，各有关领袖，届时出席参加，共策善后。”“筹备处自前日开始登记遇难同胞及脱险人数以来，迄昨止已达三百余人。”
12月13日第一版刊登《育王寺启建普利水陆并超荐江亚轮罹难同胞启事》、《鄞县总工会为办理江亚轮惨案之遇难工友暨家属登记通告》、《普济江亚轮惨死幽魂启事》，对江亚轮遇难同胞表示哀悼。第三版发表《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昨日正式成立》，副标题是“推定各组人事展开善后工作，致电交部监院查究肇事责任”，并附《致交部监院电文》全文。
12月14日，第三版刊登《交部重视江亚轮惨案，组失事调查委员会》，副标题是“分请有关机关团体派员参加，会同前往出事地点勘察真相”。同版还刊登《江亚轮脱险旅客廿余昨续搭江静轮抵甬》，副标题是“警局检查旅客身份证，费时二小时始告完毕”。
12月15日，第一版发表《中教道义会普济江亚轮罹难同胞启事》，表达中教道义会对江亚轮遇难同胞的哀悼之情。
12月21日第三版发表《江亚轮肇事原因确系内部爆炸，捞起被炸钢板两块运沪研究》： 江亚轮肇事原因，迄今尚未侦查明白，责任问题，无从谈起。沪地检处曹鸿、陆炳铨两检察官，为追究责任，十七日再度前往出事地点勘查，??一行三十余人，于上午八时乘济安轮出发，十二时许抵达江亚轮出事处，时正涨潮，至午后二时潮退，江亚轮顶上舱位已可看见。当派潜水夫入水探摸，其所得结果，据沪报称：该轮沉没确经爆炸，爆炸原因未能确定，爆炸系由内向外，因船底尚平滑，可知并未触及水雷。潜水夫探摸之报告，船边木头下二尺，横档有约两指阔之小裂缝，再下船边钢板有皱纹。该轮后部自底舱向上有V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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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断纹。潜水夫并捞起可资研究之钢板两块：一为在烟囱后之半吨余重之钢板一块，该板本为平的，现已拱起，并已冲至烟囱前面。另一块钢板约一丈长，五六尺阔，有经火烧之迹象，现尚未能确断属于船上哪一部分。舱内遗留之尸体已不多，除底舱尚有若干外，顶舱少，须待仔细摸捞。且先须捞摸行李，因行李多浮动拥塞舱口。同往勘察之虞律师表示，江亚轮船头各部分甚完好，船主临危先逃难逃海商法规之责任。捞获之两钢板，检察官已饬运沪，详细研究。
12月22日，第三版发表《江亚轮被难家属赴沪搭其他轮船仍免费》，报道江亚轮惨案“被难家属，赴沪料理后事者甚切”，由甬赴沪“仍由善后会出具证明，送交招商局，由该局设法，转向大华轮或江苏轮，免费搭乘。”
12月26日，第一版刊登《鄞县道教会超荐江亚轮罹难同胞启事》。1949年1月5日第一版刊登《追荐江亚轮遇难同胞启事》，报道宁波各界悼念江亚轮遇难同胞的事情。 1949年1月6日第二版，刊载《打捞江亚轮，日潜水手即可来沪》，报道招商局轮船公司为打捞江亚轮邀请日本工程人员及潜水手八人，“可望于本周末搭乘海远轮”“于抵沪后将作初步调查，以决定江亚轮是否可以打捞”。
1949年1月22日，第三版刊载《江亚轮被难家属每户救济五千元，甬善后会将派员赴沪交涉》：
上海宁波同乡会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主委蒉延芳，鉴于江亚轮被难家属寒冬困苦，特与招商局洽妥在该局同人薪给项下，按每人底薪扣百分之二、五，依生活指数计算，约计五百万元，作为救济。该会昨特发出通告，凡已在该会登记的被难家属，自二十日起，可带证到该会审核，然后再到招商局领取，每户救济金五千元。
《宁波日报》自1948年12月5日，江亚轮海难发生的第二天始，至1949年1月22日发表最后一篇有关江亚轮遇难同胞家属救济的文章止，时间长达一个半月。报道的内容涉及江亚轮惨案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均见诸版面，详细而全面。鉴于当时复杂的时事背景及落后的鉴定技术，当时对于江亚轮沉没的真实原因也未找出，致使一桩震惊世界的惨案久悬未决，3000多罹难的冤魂无处申冤。谁将为这次船难承担责任始终不能明断，最终不了了之。直到解放以后，原上海招商局经理胡时渊于多年沉默之后终于说出了真相：原来，1948年12月，国民党上海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飞往海州执行任务后，在吴淞口外上空，机上悬挂的一枚重磅炸弹脱钩坠海。江亚轮此时恰好驶经这片水域，炸弹坠入客轮右舷水中，被行驶中的客轮产生的引力吸向船体爆炸。事发后，国民党当局将此视为绝密事件，严加封锁。然而，这只是胡时渊的单面之词，究竟是什么原因将这艘豪华客轮炸为灰烬，至今无人知晓。1956年，上海市政府为清浚航道，决定打捞江亚轮。打捞工程历时160余天，终于使沉埋江底的江亚轮重见天日。
三、《宁波日报》的企业化经营
《四明日报》、《时事公报》由商业化到企业化经营的成功，使得宁波当时的许多报纸都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即使国民党的政党报纸、官办报纸也在力图实行企业化经营，这主要是从经济上考虑的。《宁波日报》作为国民党宁波地区的政党机关报，在抗战胜利后，受到来自《宁波时事公报》、《宁波商报》的竞争压力，发行数量急剧下降，广告稀少，政府当局已不堪重负。1947年秋冬，被永耀电力公司经理王文翰收买后，也实行了企业化经营：（一）依照公司法组织股份有限公司，用企业化方式经营报业。（二）分别向沪甬两地征求热心人士为股东。（三）资本总额定为三十亿元，每股一千万，限期缴足，愈限作为放弃论。[15]原则既定后报社改革积极进行，于是分别函复认股者。在上海方面，除厉树雄先生外，其余的人都没有复函。厉树雄在信函中，托王文翰为全权代表，由王氏代作主张。随即以缴股限期已到，定期在王文翰家中召开股东大会，通过公司组织章程，选举厉树雄、王文翰、沈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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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如馨、周大烈、张芰舲、陈英烈等为董事，并召开首次董事会，互选厉树雄为董事长，王文翰为副董事长，沈友梅、陈如馨、陈英烈为常务董事，并推沈友梅为该公司总经理兼该报社长暨发行人。于1948年7月1日，董事会正式按企业化方式经营《宁波日报》，继续出版。沈友梅接收前，《宁波日报》唯有工作人员及工友名单一纸，待还债款650万元。当时报纸发行量仅有1300余份，其境况之惨，实难言状。沈友梅目睹报社实况，心中十分危急，于是立下大愿，痛下决心，从事振作，倒挽狂澜，重谋更生。他与王文翰联袂赴沪，与董事长厉树雄（厉氏为定海人，曾留学欧美，在上海创设大小工商业机构不下30余）商量，并向他报告报社改组接收情形，及董事会成立经过，及报社存在的诸多困难实况。“厉树雄慷慨好义，随即应允先垫资20亿，购买对开印刷机二部，铜模四副，铅字一万余磅，及圆盘机半打，切纸机一架，白报纸数筒，他如划线机，黑油墨等，耗资不下24亿元，举凡报社应用器材，应有尽有。”配备既臻齐全，工作人员精神为之大振，内容力求充实，印刷大为刷新，发行销路，亦与日俱增。其时除社长外，其他编辑、经理、印刷三部，编辑部，由陈英烈为主任，经理部由胡起涛为经理，下设发行、广告两科，科长由董希曾、林鸣鹤分别担任。聘有编辑6人，下设采访科，科长俞梦魁，记者10余人；社评委员7人，由王兴汉负责。电讯室，由潘仰松主持；校对员3人，印刷厂厂长杨先英，排印工人56人，总计文武员工108人。人事阵容既臻强健，然后调整版面，以求精进。“半年之后，收支平衡，一年之后，发行数字，达到12000余份，此为《宁波日报》全盛时代，可谓浙省民营报之翘楚。”[16]国民党政党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绝不是对其放任自流，不管不问，实行企业化的经营管理无非是想让它们借助市场增加资金，维持自身的出版发行，继续为国民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宣传鼓吹。它们的性质和任务并没有改变，仍然是国民党统治的宣传喉舌。
注 释
[1]《宁波日报》1946年1月6日 [2]《宁波日报》1946年1月6日 [3]《宁波日报》1946年1月24日 [4]《宁波日报》1946年3月14日 [5]《宁波日报》1946年1月24日 [6]《宁波日报》1946年7月31日 [7]《宁波日报》1946年8月19日 [8]《宁波日报》1946年6月21日
[9] 中央社3日华盛顿电，见《宁波日报》1948年10月5日 [10]《宁波日报》1948年10月4日 [11]《宁波日报》1948年10月28日 [12]《宁波日报》1948年10月27日 [13]《宁波日报》1948年10月27日 [14]《宁波日报》1948年10月19日 [15]《宁波报业史话补正》，见《宁波艺文什志》第39、40页 [16]《宁波报业史话补正》，见《宁波艺文什志》第39、40页
第四节 《春风文艺》、《春风》和《孩子们》 一、从《春风文艺》到《春风》
《春风文艺》，1946年6月24日创刊，发行人俞梦魁，主编陈载、路萍（蔡志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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