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的量而是同它的变量有关的问题，属于对雇佣劳动的专门研究，而不涉及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一般关系。”[9](P49)所以，他在研究剩余价值生产和再生产的时候，都把工资或劳动力的价值假定为一个定值。这么做当然是合理的。但是当研究对象转为工资问题，除了指出工资的质的规定之外，还应包含劳动力价值随着工人阶级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理论。本文认为，这些条件是由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得以说明的。
三、资本积累与工资
劳动力作为一个整体即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这是随着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完成的。资本积累“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7](P667)其中，工人依靠工资进行个人消费(“同时也包括技能的世代传授和积累”)，实现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个要素即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工资是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社会劳动生产率作为最强有力的杠杆，推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造成资本对劳动的相对需求以及这种需求的增长和预付资本量的增长比起来，以递增的速度减少。②资本积累由此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与此同时，劳动力的供给也增加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于新机器的普遍采用，操作变得简单化了，熟练工人为非熟练工人所代替，男工为女工所代替，成年工为童工所代替；第二，竞争的加剧造成城市小生产者、甚至中小资本家破产，转变为雇佣劳动者；第三，世界市场的形成促进了资本的全球流动，将许多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纳入资本的运动当中。因此，资本积累的同一过程既造成劳动力供给的绝对增加，又造成劳动力需
求的相对(有时甚至是绝对)减少，造就了一支绝对隶属于资本、随时可供剥削的产业后备军。随着资本主义经历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的周期循环，产业后备军相应地收缩和膨胀，并在劳动力市场上调节工资一般水平的波动。在繁荣时期，产业后备军相对收缩，工资水平上升；在危机时期，产业后备军相对膨胀，工资水平下降；而在整个产业周期内，工资水平则与劳动力价值相适应，并围绕劳动力价值波动。[7]这就是服从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的资本主义工资运动规律。
古典经济学家也看到了积累对工资的影响，例如著名的“李嘉图调节机制”。李嘉图认为，如果工资超过劳动力的“自然价格”(即劳动力的价值)，就会刺激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增长，最后把工资拉回到“自然价格”；如果工资低于“自然价格”，就会造成贫穷和劳动者人数减少，从而把工资拉升到“自然价格”。这种调节机制为庸俗经济学的所谓“劳动基金”学说提供了注脚。庸俗经济学甚至把它作为一种教条，认为工资或工人所需的生活资料是“由工艺学所确定的”一个固定的量，从而“把劳动基金的资本主义界限改写成了基金的社会的自然界限”。[7](P705)马克思指出，每种具体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人口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就是相对过剩人口，这是这种生产方式存在的条件，它“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市场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7](P728)工人人口的过剩是相对于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需要而言的，是受资本主义运用生产力的特殊方式所限制的。古典经济学或庸俗经济学的错误在于，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口规律理解为自然规律，把劳动力的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理解为非历史的规律，完全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的、历史的性质的考察。
直到今天，有的学者仍然在这个问题上制造混乱。比如，泰-皮尤?翁(Nai－Pew Ong)提出，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两种均衡机制——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和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分别对应于李嘉图调节机制和产业后备军调节机制。[12]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积累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应扩大，工资相应提高，进而使利润减少，影响积累的意愿和速度。一旦积累水平降低，工资就会下降。这也就是李嘉图的调节机制。泰-皮尤?翁由此认为李嘉图的调节机制不同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不依赖于人口的自然出生率，而是取决于资本积累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可以说也是马克思的工资决定机制。泰-皮尤?翁只看到了劳动力需求这一方面，没有看到李嘉图的调节机制在供给这一方面仍然是以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为基础的。马克思不仅否定“资本的运动依存于人口量的绝对运动”，并且指出“工资的降低和对工人剥削的相应提高，会重新加速积累，而与此同时，低工资又会抑制工人阶级的增长”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它“把调节工资的一般变动或调节工人阶级即总劳动力和社会总资本之间的关系的规律，同在各个特殊生产部门之间分配工人人口的规律混为一谈了。”这种调节机制解释的“只是某一特殊生产部门的劳动市场的局部波动??只是工人人口按照资本的需要的变动而在各投资部门之间的分配。”[7](P735－736)也就是说，资本根据工资水平的变化改变积累水平，实际上只是资本在利润平均化趋势的引导下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重新分配的过程。如果说存在着“由资本积累而引起的劳动价格的提高”的可能，并且积累可能由于工资的提高而削弱，使工资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正常水平，不过是表明“正是资本积累的这些绝对运动反映成为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运动??用数学上的术语来说：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7](P715)
还有的学者提出，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批评有失偏颇，甚至是过激的。他们认为马克思在分析经济危机时也强调了人口规模的重要性[6]。塞缪尔?霍兰德(Samuel Hollander)提出，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同样依赖于人口因素，即必须存在一定的人口增长率[13]。阿林?科特霍尔(Allin Cottrell)和威廉?达里蒂
(William Darity)则把问题引向马克思是否建立了独立于人口增长率的产业后备军理论：第一，在人口增长率稳定且适当的情况下，资本积累是否会产生日益增长的产业后备军；第二，人口增长率大幅减少是否仍然不会对产业后备军的运动产生影响。在他们看来，第一点成立，但第二点不成立。[14]这些学者在谈论资本积累与人口和工资的关系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内生的”人口规律与某个阶段既定的、“外生的”人口规模对工资的影响混为一谈。《资本论》的这一段话说的再清楚不过：“劳动的需求同资本的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劳动的供给同工人阶级的增长也不是一回事，所以，这里不是两种彼此独立的力量互相影响。骰子是假的。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7](P737)
无论是李嘉图的调节机制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在解释工资运动的时候，要么把劳动力的需求方面置于问题的核心，要么把劳动力的供给方面置于核心。马克思则把资本和资本的运动(积累)置于核心，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口只是作为雇佣劳动才为资本所需，才能获得生产从而谋生的机会。劳动价值论包含供求分析。劳动力的供求变化是使工资内在地趋向劳动力价值的调节机制。马克思并没有否定劳动力供求对工资水平的影响，而是反对从纯生理的角度，而不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考察人口问题，反对以自然的、非历史的方式解释劳动力的运动机制。这是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乃至新古典经济学解释工资运动规律的根本区别。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供求决定工资的调节机制是以资本积累对劳动力供求两方面的“内生”决定作用机制为前提的。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7](P735－737)
四、阶级斗争与工资
通过阐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马克思揭示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如何在实质上从属于资本。资本积累过程通过对劳动力供求两方面的决定作用，“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7](P743)在供求作用于工资一般水平的劳动力市场上，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即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
斯密、李嘉图等优秀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曾谈到阶级斗争对工资的影响。斯密指出，工人和资本家“的利害关系绝对不一致，劳动者盼望多得，雇主盼望少给，劳动者都想为提高工资而结合，雇主却想为减低工资而联合。”但是，因为“雇主的人数较少，团结较易，加之，他们的结合为法律所公认，至少不被法律禁止，但劳动者的结合却为法律禁止”，所以雇主常常居于有利地位。[15](P60－61)李嘉图强调了工资与利润在分配关系上的冲突。“假定谷物和工业制造品总是按照统一价格出售，利润的高低就会与工资的高低成反比??如果工资由于谷物腾贵而上涨，他们的利润就必然会下落。”[10](P92)工资与利润的反向关系被李嘉图用来反对谷物法，反对地主阶级及其地租收入。但是，斯密和李嘉图关心的只是阶级斗争对于工资的量的影响。他们从未把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上升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避免的、核心的利益斗争。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也仅仅指出了工资和利润的反向关系。但是，他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则进一步明确：(1)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分享雇佣劳动创造的新价值，一方分得的愈多，另一方分得的就愈少；(2)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理因素和历史因素构成，前者构成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后者则是一个变量，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3)工资和利润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变化，因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