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虚金本位的两难矛盾。战后在黄金生产停滞的情况下，整个国际货币体系支付手段和储备手段的供给完全依赖于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这样的货币体系一开始就潜伏着危机：若美国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则国际金融市场美元短缺，势必影响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正常发展；若美国国际收支持续逆差，虽可满足国际间对美元作为支付手段和储备手段的增长性需求，但逆差的扩大意味着美元的泛滥、国际间对美元信心的下降，一旦美元的国际储备超过美国的黄金储备，便无力应付美元挤兑黄金的风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必将瓦解。国际经济学中称之为“特里芬两难”。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霸权稳定结构，一切外围的资本流动必须服从惟一的中心，即美元对黄金的汇率，它实际上取消了它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甚至国内经济政策的独立性。这样的固定汇率制下，各国不能灵活运用汇率作为调节国际收支的工具，只能被动地在市场上输出本币、购入美元来抵消美元的过剩；或者以收回本币、抛出美元来平抑美元供给的不足，致命的是当其他国家越来越不能从这样的制度安排中获得应有的利益，而美国又随着其经济的衰落越来越不能拥有这种独享好处的支配权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体系性危机就不可抑制地爆发出来了。 战后美国国际支付赤字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美元外流。美国国内民众出国旅游；冷战时期对外援助居高不下；海外驻军的沉重负担；欧亚经济复苏，特别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导致美国的进出口逆差；国内资本外逃到海外投资等原因，导致大
量美元和黄金的外流。第二，美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外贸顺差的数额逐年下降。60年代前半期，外贸顺差平均每年为54亿美元，60年代下半期下降到30亿美元。1968年只有83 700美元。两相抵消，美国的国际支付赤字快速上升，1950-1959年(1957年除外)平均每年的国际收支逆差为21亿美元；1960-1964年平均每年为28亿美元；1965-1969年平均每年增加到34亿美元。1950-1970年，外国政府、中央银行和私人握有的美元，从84亿增加到430亿；美国黄金储备从243亿美元下降到163亿美元。随着国际支付赤字的增加，美元地位岌岌可危。
2 国内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所导致的货币贬值和抑制出口对货币体系的稳定来说是致命的。肯尼迪-约翰逊的新经济政策要求当经济呈现出低于目标水平时，以强有力、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措施来推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当经济上升到通货膨胀范围时，就要采取通货紧缩措施。要求的前半部分贯彻得很好，通过减税、赤字预算等财政刺激，在1966年以前，美国经济运行良好，各项经济指标达到最佳，1961-1965年通货膨胀率只有1.3％。1966年的GNP增长达到6.5％，达到50年代经济增长以来的历史最高的1310亿，比1965年增加了140亿。用那个年代的说法，这个国家能够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享受“大炮”和“黄油”。
但是从1965年中期开始，物价和消费指数开始膨胀。1965
年的批发物价上升2.3％，消费价格上升1.8％；到1965年底，通货膨胀的危险已经很清晰了。对付通货膨胀的一个简单办法就是提高利率和加税。1965年底，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调整贴现率的方式来减缓通货膨胀的压力。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加德纳·阿克列写信给约翰逊要求增加公司和个人所得税，抑制经济过热，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在1965年下半年到1968年间，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约翰逊政府在采取通货紧缩政策时举棋不定。
第一，约翰逊坚持不增税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当时充分就业的预算正处于平衡状态，或者说接近平衡，他认为国家经济整体运行良好。但是，他没有意识到那时预算平衡本身是通货膨胀提高了联邦收入的结果。通货膨胀不断上升时，充分就业的预算可以使人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产生错误认识。
第二，民众的反对。反通货膨胀措施——紧缩银根、提高利率、削减支出、增加税收——本身是不得人心的。在1966年1月的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70％的选民称赞1965年国会所做的工作，有82％的人支持医疗照顾，90％支持联邦教育援助，92％的人支持减税。在1966年和1967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表的舆论都反对加税；1968年1月，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79％的美国人反对加税。
第三，约翰逊本人在加税决策时的犹豫。导致通货膨胀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伟大社会”的社会服务计划支出导致联邦预
算越做越大，约翰逊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最关心的是“伟大社会”的命运，因为总统的如意算盘和原来的承诺是在中产阶级不做出牺牲的情况下解决下层阶级的问题，提升加税的问题将会使保守派要求削减“伟大社会”计划，于是，约翰逊犹豫了。他通过收入政策直接管制工资和物价，辅以其他小计谋而不是增税来缓和通货膨胀压力。他卖掉了库存铜、铝等物资来增加政府收入；当鞋子价格上扬时，他下令控制皮革品出口；为了阻止羊肉价格上涨，他命令国防部从新西兰进口羊羔供应越南部队。他的一些削减支出的举措是滑稽的，他关掉了白宫的灯光，他命令执行行政任务时使用较慢的飞行器以节省燃油，撤掉了部分白宫职员的电话线。
第四，加税的最大障碍是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韦伯·米尔斯。米尔斯把约翰逊视为浪费者和挥金如土的人，“我想我对总统很了解，如果我们给他100亿美元甚至更多的钱给他，如果我们不捆住他的手脚，指明哪些地方不能花的话，他也会花光。”米尔斯有一个基本信念：增加税收之后如果不减少支出，将会对经济产生长期的严重的冲击。他担心总统的办法会导致“越来越大的政府，私人部分越来越少的自由活动空间”。他坚持：“如果美国人被要求支付更多税收的话，如果要我支持并形成法案的话，我的条件就是减少联邦支出。”从个人政治利益出发，米尔斯所代表的是国会保守派，虽然他是一个民主党员，但他并不惧怕总统的权势和威望，他看到了通过反对总统的这种
挥霍式经济支出的办法来赢得朋友们支持的机会。
第五，劳工和商务组织的反对。因为增加个人所得税肯定会侵犯劳工的利益，劳工组织领袖首先站出来反对；商务组织也反对增加公司税，他们提出了一个以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为核心的方案。
决策的犹豫使约翰逊政府错过了增税和抑制通货膨胀的最好时机，1966年通货膨胀率增加到2.9％，1967年上半年回落到2.3％，下半年飙升到3.8％，1968年的头4个月上升到4.4％。
3 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三重的：打破了支付平衡、加剧了通货膨胀、弱化了美元。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曾经采取过一些措施，例如，要求美国的欧洲盟友承担由于冷战而增加的越来越多的国际援助支出，在美国购买更多的军事装备；提高短期利率来吸引和留住游弋资本；限制对外直接投资、减少银行信贷、削减海外军事支出等。这些措施对美国短期支付赤字的状况有所改善。国际支付赤字从1960年的39亿美元减少到了1965年的13亿美元。但越南战争很快就吞噬了这点成效，大量的军事开支实际上就是对外支出，战争的大量费用导致了进口快速增加，实际上就是释放了通货膨胀。1967年，支付赤字快速窜升到了1960年水平，将近4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