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也吞噬了联邦预算，在1965-1966财政年度支出50亿美元，总统还能将此预算隐藏到国防开支中。但是战争支出快速膨胀，到1967-1968财政年度达到265亿美元。这些支出反映在国内就是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压力。由越南战争导致的国际支付赤字加大和国内通货膨胀加速极大地弱化了美元。
三、1968年“黄金危机”的影响
1 1968年的危机还只是一种过渡和缓和，导致美元弱化的根本原因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它被视为1971年美元的暂停兑换和1973年浮动汇率出现的一个前奏。
1968年6月28日，在阿克列提出加税两年半之后，约翰逊签署了《1968年收益支出控制法》，行政当局获得了10％的公司、个人收入附加税，代价是1969财政年度削减60亿美元支出。
加税之后，一些不健康的因素没有了，经济开始强劲发展。1968年5月，欧洲出现了混乱，如法国的五月骚乱，苏联侵入捷克引发的危机。使一些钱逃离欧洲回到了美国，使美国出现了长期以来的统计上的满意数据，支付平衡问题也得到了较大改善，甚至到年末出现了国际支付剩余。
但是，1968年经济危机的解决只是为美国经济赢得了喘息的空间。实质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赤字很快又出现了。加税的措施无法解决进出口逆差，美国国内生产率停滞不前，全球商品
市场竞争日益加强，越南战争依然对国内商品通货膨胀造成压力。约翰逊的加税措施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来说，力量太小，来得太迟，对消费和工商业支出仅仅产生了些许影响。而且，这个加税方案经过了米尔斯的折中后，还伴随着削减国内支出，对经济发展有一种逆向抵消的作用，1968年下半年，金融部门放松了金融控制。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崛起对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产生了冲击，1971年又发生了另外一次金融危机，尼克松总统关闭了黄金市场，因而结束了黄金美元直接兑换的时代。到1973年，浮动汇率制度成熟地推了出来，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开始构建。 2 1968年的危机对美国社会政治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导致了1968年“黄金危机”的爆发；反过来，危机的爆发影响了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进程。 1968年1月29日，北越在越南战场上发动了“春季攻势”，延续到3月，几乎和“黄金危机”同步。1968年经济危机和越南战争的经济上的代价使美国人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政治代价和军事谋略。越南战场的形势恶化使美军驻越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国会允许他征召25万预备役，到1969年6月30日在越南的美军达到51.1万。代价是在1968财政年度的支出为25亿美元，1969财政年度为100亿美元，对支付平衡的逆向影响是5亿美元。而且，所有这些是在正常国防支出之外的。战争对支付平衡造成了巨大压力。
1968年卸任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无论我们怎么样要
求在?春季攻势?之后的增援，我们都要考虑国内经济形势中的外汇。”国务卿腊斯克提醒说：“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军队的增加就要增加税收、平衡支付、通货膨胀、黄金和整个经济前景；”财政部长福勒提醒增加军队会发生联动的影响，对经济和美元都会造成伤害，进一步威胁到“伟大社会”计划，特别是贫困和城市问题。决策者们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进一步扩大在南越的战争和在1968年初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关系。
面对国内财政资源短缺和国内经济的诸多问题，约翰逊的决策十分困难。3月，他派军事顾问克劳福德和惠勒探听国会领袖们的意向，发现国会不支持增加军队，国会的鹰派和鸽派都担心升级越南战争的经济后果。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认为扩张美国在越南的义务意味着更加厉害的通货膨胀、更加多的国际支付赤字、可能的财政恐慌和崩溃。
约翰逊又召集了一系列会议征求意见，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两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迈克乔治·邦迪和前国务卿艾奇逊向约翰逊提交了一致的意见：约翰逊在国内面对的难题是因为越南战争而加税的批评、国内公众信心危机，综合美国在亚欧的利益、美元危机和美国在短期内不能结束越南战争，艾奇逊建议在有限的时间内脱离战争。艾奇逊的建议对约翰逊的影响很大。 约翰逊对越南问题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在他随后的回忆中写到：“近期，我们正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斗争，当我决定在越南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多的时候，这些金融
和预算方面的问题一直摆在我面前，很清楚，增加更多的军队到海外、增加军事支出将会使问题复杂化，增加美元的压力。”基于当时的经济形势与民众正在降低的对越南战争和他的支持，约翰逊在3月的对越政策转向试探性和犹豫不前。
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宣布美国只能增加13.5万军队前往越南，美国对越南的政策调整为更多地依靠南越自己的军队进行防卫。他派出了新和平大使阿维尔·哈里曼，暂停大部分针对北越的轰炸。虽然美国军队仍然部分地留在越南，但美国需要做的是怎么样尽快从越南解脱。所以，停止升级越南战争的决策是经济、政治和军事共同作用的结果。
1968年危机也直接影响到了“伟大社会”国内改革计划。从越南战争事情解脱之后，约翰逊又得面对对他的国内改革计划的扼杀的压力。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连续失败和国际金融秩序崩溃的危险，使约翰逊政府的政策出台更加谨慎。一方面，约翰逊继续保持对改革的承诺；另一方面，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下，这种承诺已经从扩充“伟大社会”改革转向了保护改革成果了，他必须通过削减国内支出的妥协来赢得加税法案，最大限度地保护早期“伟大社会”的改革成就。
诚然，经济上的问题不是惟一阻止“伟大社会”计划在1968年初扩展的原因，社会改革计划发展到1968年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由于许多计划的仓促推出，计划本身存在的问题、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加上种族问题、政治斗争等交织在一起，特别
是1968年春，约翰逊对黑人和年轻人所表达的不满感到特别失望，因为这两个群体是从约翰逊的民权、贫困和教育改革中受益最多的。这些都使约翰逊的改革热情逐渐衰退。
1968年是发生转变的一年，自由派将策略从扩充“伟大社会”计划转向了保护，伟大社会“计划，1969财政年度，联邦社会福利支出上升的比率不到1965年的一半”。就像历史学家欧文说的：“到1968年6月，?伟大社会?在他的朋友和敌人手上受到了一样的伤害，丧失了它前进的动力和内在的精神，留下来的不是60年代中期强大的改革浪潮，仅仅只有一点点惯性。” 3 1968年的危机宣布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美国实践的结束，货币学派、供应学派经济理论走上了前台，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开始构建。以《1946年就业法》为标志，美国人开始以凯恩斯主义的模式为蓝本制定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为美国的政府经济学，美国化了的凯恩斯主义以高就业为政府政策目标。政府通过赤字预算，辅以货币政策稳定总需求增长和经济增长。美国化了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实现美国战后经济过渡和几次短暂的经济衰退时起到了较好作用，并且成为肯尼迪-约翰逊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但是，它的最大隐患是可能导致巨额赤字、通货膨胀和政府过度干预。这些隐患在60年代后半期几乎全都表现出来了，并在1968年“黄金危机”中集中爆发。当然，这不能简单地归于经济政策的失误，越南战争对资源流失也应该负很大的责任。但是，经济的发展表明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已
经不适合美国国情了，美国政府需要寻找另外的经济理论指导实践。货币学派、供应学派经济理论粉墨登场，试图解决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保持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巩固美国国内经济稳定发展。这个过程虽然比较曲折和漫长，但是这种转变已经从1968年“黄金危机”时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