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30 优尼科宣布开股东大会表决中海油和雪佛龙报价。 07.03 收购优尼科遭阻挠，中海油向美政府申请审查。 07.07 优尼科拟放弃雪佛龙，有条件支持中海油收购要约。 07.21 优尼科董事会选择雪佛龙报价，中海油坚持不提价。 08.03 中海油宣布退出收购优尼科竞争，雪佛龙胜券在握。
3.并购失败原因分析 3.1政策政治阻力
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是当时中国企业涉及金额最多、影响最大的海外收购大战，其遇到政治压力不可小视，美国政府对外资并购有不同程度的限制，一是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限制，二是对外商出资比例的限制，三是通过审批制度来规范外资。另外，中海油参与优尼科石油公司竞购，触动了美国人最为敏感的能源神经。一桩本来对收购双方双赢的商业收购案，由于夹杂了大量微妙的政治思维和意识形态而被扭曲。2004年5月30日，美国众议院以333比92票的压倒优势，要求美国政府中止这一收购计划，并以398比14的更大优势，要求美国政府对收购本身进行调查。7月30日美国参众两院又通过了能源法案新增条款，要求政府在120天内对中国的能源状况进行研究，研究报告出台21天后，才能够批准中海油对优尼科的收购。这一法案的通过基本排除了中海油竞购成功的可能[2]。
3.2融资方式单一
雪佛龙公司最终以价值171亿美元的股票加现金的方式并购优尼科，并且承担了其16亿美元的债务，而中海油则以185亿美元全现金的并购方式落败。中海油支付185亿美金：既有来自高盛和摩根大通的过桥贷款，又有中资银行的贷款，还有中海油本公司提供的资金支持，虽说做到了融资多元化，但是这都是从单纯提供资金的角度而言。此外巨额的现金支付无疑会对企业的流动性造成极大的影响，一旦遭受财务风险，将对并购方造成巨大损失，同时还易招致政治风险
[3]
。
3.3企业竞购时机不当
3.3.1．当优尼科在市场上挂牌出售时，中海油并没有出价，却在雪佛龙与优尼科达成了协议之后出价。
3.3.2．并购时机的选择会影响并购的交易成本，而 2004 年正值伊拉克战争之际，战争导致的石油价格居高不下，美国担心本国能源储备和能源安全问题；中海油此时决定出手收购，时机掌握得并不好[4]。 3.3.3．在当时欧美地区出现了“中国威胁论”，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正好触动了美国最弱的一根神经。一旦竞购成功，将会刺激“中国威胁论”的增长，恶化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
3.4缺乏跨国并购经验
就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并购经历而言，一般遵循先国内并购而后再参与跨国并购的路径，全球前三次并购浪潮先在欧美国家内部进行便是明证。中国的情况则不然，由于属于转型经济，国内企业并购重组尚未形成气候，大多数企业缺乏并购经验。在此情况下企业贸然参与跨国并购，失败也就在所难免。在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大战中，中海油的竞争对手雪佛龙在国际重大收购中所表现出的经验和手段显然要技高一筹。随着竞购的加码日趋激烈，雪佛龙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惜冒毁掉商誉之险而打政治牌，发动美国40余位国会议员向布什总统递交公开信，以国家安全和能源安全名义，要求政府对中海油的并购计划进行严格审查。雪佛龙打出的政治牌，紧紧抓住并且放大了美国人的忧虑。与此不同的是，中海油的种种努力和友好姿态却被人误解至深[5]。
竞购过程中，最重要、最值钱的便是并购机密。然而，中海油的并购却泄密频频。不仅仅是开始的密谈以及中海油所准备的出价水平、拟聘请的顾问以及并购后整合战略被英国《金融时报》抢先曝光，“中海油以贯彻国家的能源战略为己任”这类出自于中海油内部讲话的豪言，也轻易地泄露。
3.5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关系不透明
中海油对优尼科的竞购引起了华盛顿的激烈反应。中海油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70%的股份归未上市的母公司所有，母公司的全部股份则为一个中央政府机构所有。这个机构就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它是中国政府认定的“战略”行业中的约190家主要企业的控股股东。这种关系足以让许多人相信，中国海洋石油公司不过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中国的能源安全规划者希望，中国企业能直接控制外国能源储备。此外，中海油严重依赖国有母公司提供的补贴，这不可避免地令人质疑其独立性。由于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复杂而含糊不清，因而使外国政界和竞购对手有了合理原因，来强烈反对中国国有企业收购外国公司。
4.经验教训
4.1关注东道国的政策，采取多种渠道增强与东道国的沟通
关注东道国的政策是为了了解东道国对本国企业被收购有没有政策上的限制，有什么样的限制，限制的是什么行业等等。如果企业能够在并购前深入了解东道国对于并购的法律规定、审查制度、监管制度等，并同时采取多种渠道增强与东道国政府的沟通，比如外交渠道、两国的民间友好机构或在目标公司所在国的有影响力政治人物牵线搭桥等，取得目标公司所在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并尽可能在社会就业方面适应当地政府的要求，同时争取目标公司的友好合作，给予跨国并购方以宽松的政治环境，就有利于提高并购成功率[6]。
4.2. 融资主体多元化, 灵活选择并购方式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联合投资这种融资主体多元化的投资类型有助于降低并购风险。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与当地企业合作进行并购，这样可以降低来自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一种是与其他国家企业联合并购，比如与国外的私募股权基金公司合作，这样可以既可以增加谈判的筹码又可以降低政治风险；一种是与几家银行合作，这样一旦遭受政治风险，银行天生的逐利性就会使其主动与东道国进行交涉，从而有效降低并购风险[7]。
在中国石油企业参与跨国并购时，常常走入现在并购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的误区。然而在常见的三种并购方式中，现金并购并非是最好的，例如使用股票并购能够有效地促进并购方和被并购方的整合，有利于并购成功；而现金和股票结合的混合方式更能灵活地满足并购方与被并购方的需要.因此，在并购活动中要注意并购方式的灵活选择[8]。
4.3. 必须选择最佳的跨国并购时机
跨国并购往往会引起很大的经济震动和社会震动，因此选择一个最佳的时机是至关重要的。在并购目标公司时，可以采取渐进的方式，先以合资或合作的方式，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待该国政治风向偏松时，再考虑并购问题；也可以先不全资并购，而是控股性并购或接近于控股性并购，待条件成熟后再进一步并购；还可以利用目标公司所在国的一家合资企业作为跨国并购的代理者，以避免东道国政府或当地政府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