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显示，武昌起义时在职督抚24人中，汉人17人，占70.8％；旗人中满洲3人，蒙古、汉军各2人，共计7人，占29.2％。武昌起义后新任督抚19人中，汉人17人，占89.5％；旗人中满洲、蒙古各1人，共计2人，占10.5％。据有关资料统计，1860—1900年，督抚中汉人占79.1％，旗人占20.9％。⑧可见，武昌起义时在职督抚中汉人的比例减少了8.3％，而旗人比例则相应增加，这大概与清末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时期清廷集权满洲亲贵有关。此时9大总督中旗人占据5席：陕甘总督长庚(满)、闽浙总督松寿(满)、湖广总督瑞澂(满)、署四川总督赵尔丰(汉军)、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汉军)。武昌起义以后新任督抚中汉人的比例则增加了10.4％，旗人比例相对减少，新任19个督抚中仅两个旗人：署四川总督端方(满)和署陕西巡抚升允(蒙)，均是起用旧臣。“排满”成为革命标志性口号，这使清廷在用人政策上不能不有所顾忌。
综上所述，从群体结构情形来看，武昌起义时在职的地方督抚仍然是一个在旧制度下主要由儒家传统孕育出来的旧式官僚群体；武昌起义以后新任的地方督抚群体则注入了新的因素，同时也暗伏了新的变数。
二、督抚对革命风潮的反应与应对策略
面对武昌起义后的革命风潮，各省督抚如何应对?这里主要考察武昌起义时各省在职督抚的态度，因为之后新任的督抚实际上多未到任或任职时间极为短暂，对大局无关紧要。当时在职督抚共计24人，其反应大致可以分为六种类型。
(一)弃城革职
湖广总督瑞澂与湖南巡抚余诚格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武昌起义爆发，湖广总督瑞澂首当其冲。瑞澂于宣统年间由江苏巡抚迁湖广总督，与立宪派领袖张謇等人相交甚欢，在清廷预备立宪尤其是国会请愿运动中表现颇为抢眼，又因与懿亲载泽有姻娅关系，内援强劲，“声势骎骎出南北洋上”⑨，是满员中难得的封疆大吏。革命党人长期在武汉地区活动，瑞澂并非没有察觉，其实随时都在伺机镇压。他上奏清廷称：“瑞澂于本月初旬即探闻有革命党匪多人潜匿武昌汉口地方，意图乘隙起事。当即严饬军警密为防缉。虽时传有扑攻督署之谣，瑞澂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所辖地方则密派侦探，不敢一刻松懈。”八月十八日夜，瑞澂突派军警在武昌城内捕获革命党32人，并将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严讯正法。清廷嘉奖瑞澂“弭患初萌，定乱俄顷，办理尚属迅速”。就在瑞澂奏请邀功之际，武昌新军于十九日夜正式发动起义。起义军迅速攻占总督衙门，瑞澂毫无抵抗，便弃城逃往汉口江面之“楚豫”兵轮，省城武昌陷落。清廷严词申斥：“此次兵匪勾通，蓄谋已久，乃瑞澂毫无防范，预为布置，竟至祸机猝发，省城失陷。实属辜恩溺职，罪无可逭。湖广总督瑞澂著即行革职，带罪图功。”⑩汉口、汉阳相继失陷，瑞澂企图反攻不果，而“楚豫”兵轮油尽煤缺，遂开赴九江，亟图补给。“九江兵变，道署被抢，炮台被占，电局及招商码头均被踞扰，并有以二十万购瑞澂之语。楚豫兵轮子弹无多，兵心涣散，甚不愿瑞澂在其舰上，致为众射之的。其余各舰，亦因九江兵变，纷纷开轮上驶，
不听瑞澂调遣。瑞澂无兵无将，委实无法可施，迫不得已，改坐商轮，驶至上海暂住。”(11)清廷再次严旨申斥瑞澂：“该革督竟不遵旨带罪图功，乃敢潜逃出省，辜负朕恩，偷生丧耻，实堪痛恨，何能再予辜容?著张人骏迅即派员，将瑞澂拿解来京，交法部严讯治罪。”(12)结果因瑞澂避居上海租界而不了了之。
对于瑞澂弃城逃跑，时人颇为不齿。内阁承宣厅行走许宝蘅日记称：“见瑞澂电奏新军之变，全诿罪于张彪，并涉及张文襄。身任封疆，遇变仓皇走出，不思尽忠报国，犹复诿过于人，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13)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日记称：“三百年来弃城逃走之速，瑞澂首屈一指矣??瑞为宣宗朝已故两广总督大学士琦善之孙，英吉利之陷广州，琦善实启之，固失地辱国之世家也。真所谓谬种流传矣。”(14)京中台谏各官交章弹奏，有谓：“自古庸臣误国，弃地丧师，或值艰虞，抑逢巨敌，未有恇怯无能、顽顿无耻、一夕之哄遽弃金汤如瑞澂、张彪二人者。都下士夫万口唾骂，谓非枭决不足蔽辜。”他们要求仿照咸同年间“湖北失而诛青麐，两江失而诛何桂清”的先例，将弃城而逃之瑞澂、张彪“明正典刑，以为大臣辜恩弃职者戒”，使各省官吏“闻之震悚，当共懔然于城亡与亡之义”。(15)然而，清廷并没有严厉惩处瑞澂。其中原因，还是因为瑞澂背景深厚。恽毓鼎有言：“瑞为泽公(载泽——引者注)姊夫，袒甚力，恐国法不能及也。”甚至监国摄政王载沣也“力袒瑞澂”。恽氏禁不住感叹：“朝廷犹爱之而不忍加诛，奇极!行见逃官之接踵也。”(16)瑞澂弃城逃跑而未受相应制裁，影响甚为恶劣。陈夔龙日后回忆说：“某督仓皇出走，武汉重地突归党人之手??武昌已失，沿江各督抚闻风而靡，不降即走。”(17)甚至孙中山在总结革命经验时也认为：“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18)以至于《清史稿》盖棺论定，称瑞澂为“罪首”。(19)清廷没有把瑞澂正法，确实开了一个姑息养患的先例，终究只能自食恶果。
湖南巡抚余诚格于宣统三年七月十八日接任视事。(20)一个月后，武昌起义爆发，湖南新军即谋响应。余诚格一面调拨军队增援湖北，一面筹谋防备本省事变。为分散新军势力，余诚格试图把新军分调各府州县驻扎，又将原驻各府州县之巡防队兵勇调回省城候命，还派员稽查新军兵士往来函电，防范极为严密。尽管余诚格迭催新军开赴各属，但新军借口子弹不充，请加发三倍，方能应调。余氏不允，双方相持不下。九月初一日，湖南新军起义，占领军械局，杀死巡防队统领黄忠浩，攻入巡抚衙门。起义军偕谘议局议员劝余诚格悬挂白旗，余不允，遂避登湘帆小轮，潜逃出省。余诚格通过安徽巡抚朱家宝电奏自请严惩，清廷谕令将余诚格革职：“余诚格虽系甫经到任，所调将领未到，添募未齐，究属措置乖方，以致仓卒生变，罪无可辞。湖南巡抚余诚格著即革职，戴罪图功，并著暂管湖南巡抚印信，责成该革抚迅调省外兵队，即将省城剋期克复，毋稍延玩。倘不奋力自效，定将该革抚从重治罪。”(21)十一月二十一日，清廷以革抚余诚格久无下落，补授湖南辰沅永靖道朱益濬为湖南提法使，并署理湖南巡抚。(22)其实，余诚格早已步瑞澂后尘，从湖南出省后便由江西逃往上海。
(二)光复后去职
在革命光复之后自动去职的督抚有5位：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云贵总督李经羲、贵州巡抚沈瑜庆、浙江巡抚增韫、两广总督张鸣岐。
陕西是革命党人颇为活跃的省份。宣统三年七月，受四川保路风潮影响，陕西省城西安便突起谣传，有谓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将要在八月十五日起事。护理巡抚钱能训与西安将军文瑞急谋防备之策：给旗兵增发枪支弹药，拨款修筑满城防御工事，调外地巡防队回省守城，将新军陆续调拨外地分防，并密查新军中的革
命党人。九月初一日，陕西新军几乎与湖南同时起义，响应武昌革命。在全城惊恐之中，钱能训逃匿民家，被民军发现，当场以手枪自戕，但连发两弹，仅伤及左胁，自杀未遂，被民军俘获，强为治疗，甚欲强起治陕事。钱能训无奈地婉拒，有谓：“吾不克尽吾职，乃至于此。今病甚，复何所裨于陕乎。”革命政府知其不可留，遂听其南归。(23)此后钱能训出走潼关，并自动离职。
武昌起义后，云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也在密谋起事，风声日紧，消息外传。云贵总督李经羲与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总参议靳云鹏等人商议，拟调部分新军外出，以分散其势力。九月初九日夜，蔡锷、李根源等率部在省城昆明起义。经过一夜激烈战斗，起义军攻下总督署，李经羲受伤仆而复起，扳枪自裁，被某巡捕夺去，即逃匿其家。蔡锷、李根源与谘议局议员力劝李经羲出任都督，遭李严词拒绝。李经羲被严密监禁于谘议局。数日后，李经羲请求离滇赴沪养病，蔡锷、李根源等以旧属之故，将其礼送出境。据说李经羲特地带走了云贵总督印，蔡锷向之索取，李云：“我至香港，尚有奏折呈摄政王，以了我之责任。”果然，十月十六日，李经羲致电内阁请代奏，说明云南失守情形，表示：“经羲力尽援绝，不能挽救，罪应万戮，恳从重治罪。”(24)这一天，恰是摄政王载沣被迫退归藩邸之日。清廷已自身难保，李经羲之事自然不了了之。
当贵州革命党人密谋起事时，巡抚沈瑜庆采取相应对策：借事收回陆军学生子弹，调常备军出防以分散其力量，调巡防队护卫省城贵阳。九月十三日，贵阳绅界欲避免流血，要求沈瑜庆宣布共和。沈瑜庆仅允设自保会，公用人行政之权于大众。立宪派表示满意，革命党人则大为激昂。其实沈瑜庆本无让步之意，只因所调巡防队尚未如期赶到，姑为缓兵之计而已。当天夜晚，新军与陆军学生发动起义，很快攻占军械局，围攻巡抚衙门。沈瑜庆犹闭门据守，派巡抚卫队出战，但卫队业已反正而抗不应命。沈瑜庆知事不可为，遂不得不承认宣布独立，并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