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送章程，以便查照施行。十月初三日，陈昭常召集吉林各界人士集会，议定“永不宣布独立”，仿照奉天设立保安会，“用以辅助行政，保卫治安”。陈昭常任正会长，新军第二十三镇统制孟恩远、民政司使韩国钧、谘议局议长庆康为副会长。陈昭常还把保安会与庚子事变期间张之洞、刘坤一的东南互保相提并论，所谓“前贤典型，至可师资”。(75)清帝退位后，陈昭常改任吉林都督。
陕甘总督长庚驻甘肃兰州。武昌事起，西安等处继之，长庚派兵援陕，并电保前陕甘总督升允署理陕西巡抚，督师东进，为之筹划后路，接济饷械。长庚又以省城空虚，兵少恐不足恃，调巡防队进城，登陴固守，同时选将募兵，劝绅捐饷，“布置城防，寝食俱废”。如是勉强维持数月。“逊位旨颁，兵心解体。共和诏下，府君(长庚——引者注)阅电，恸哭几绝，知势不可为，乃将总督印信委之藩司南丰赵公惟熙以去。”(76)
新疆巡抚袁大化虽远在西北边疆，但仍然密切关注内地局势。武昌变起，袁大化电奏应变之策：“宜派近畿可靠军队，水陆南下。顺火车直抵汉口，先顾北路；乘轮船直入长江，分布要害。”清廷以为“所筹甚是”，因为这正与其所派陆军大臣荫昌、海军提督萨镇冰与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赴援之举相合。(77)与此同时，袁大化力谋加强新疆防务。十一月初九日，革命党人刘先俊联合协营、军警与会党，在省城迪化起义，攻击巡抚衙门。袁大化调拨新军围攻，旋即镇压。十九日，伊犁又发生起义。民军杀死将军志锐，推举前任将军广福为临时都督，宣布伊犁独立。袁大化致电广福，敦促取消独立都督名号，以期和平了局，未得广福响应。袁大化派新军协统王佩兰率军进攻伊犁，新疆遂成南北对峙局势。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电令改巡抚为都督，袁大化“以病体难支，电请解职”，终未就都督之任。(78)
由上可见，各省督抚在武昌起义之后的反应，可谓情形不一。那种认为督抚大都奔逃自保而少有效忠清廷者的说法，未免有简单片面化之嫌。其实，真正转向革命阵营或死命对抗革命的督抚都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督抚还是有效忠清廷之心，虽然他们因无法控制新军及当地绅商不肯合作，而不能有效地镇压革命，但他们还是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防范应对措施，他们并不愿看到清王朝的覆灭。这既与其切身利益有关，也与其思想观念有关。就独立省区而言，既有湖广总督瑞澂、湖南巡抚余诚格弃城逃跑，也有闽浙总督松寿、江西巡抚冯汝骙自杀殉难，还有山西巡抚陆钟琦全家被杀。面对独立光复，虽然江苏巡抚程德全、广西巡抚沈秉垄、安徽巡抚朱家宝摇身一变为军政府都督，但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云贵总督李经羲企图自杀而未遂，他们与贵州巡抚沈瑜庆、两广总督张鸣岐均拒不出任都督。两江总督张人骏坚守孤城，援绝城陷，出走上海，甚至获得清廷“情尚可原”的谅解。就未独立省区来说，如果不是各督抚尚存效忠之心，要维持这半壁江山几乎不太可能。直隶总督陈夔龙、山东巡抚孙宝琦、河南巡抚宝棻虽然托病去职，但却力保近畿三省没有独立。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以独创性的“保安会”模式，基本上维持了清王朝“龙兴之地”的稳定。陕甘总督长庚、新疆巡抚袁大化则一直坚持到清帝退位，究竟是清朝的忠臣，还是民国的罪人?后人自可评说。(79)如果继续追索各督抚在进入民国之后出处进退之抉择，或许会有更加进一步的理解。
三、督抚在民国与清朝之间的出处进退
清末督抚如何在民国立身处世，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自古以来，改朝易代之际，到底做忠臣还是贰臣，是对前朝官僚的严峻考验。辛亥鼎革，中国从传统君主专制国家跃进到民主共和国，与前此各期单纯的改朝易代稍有不同。因为其时政治体制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尚寓含不可逆转的进步因素。那么，忠于前清
的遗老，气节固然可嘉，但却不得不背负着抗拒进步的顽固保守恶谥；而热情拥抱民国的出仕者，或许可以获得顺应潮流、与时俱进的美名，但其人格气节均不无疑点。这就加重了督抚们抉择的压力，也为后人的历史评判增加了难度。
下面先将这个时期43位督抚在民国以后之出处分类列表统计。
表4显示，除了松寿、赵尔丰等6督抚在革命中自杀或被杀，有意或无意地向清王朝尽忠之外，进入民国的督抚就出处而论大致有三种类型：逊清遗老，民国政要，仕隐之间。就其对清王朝的忠诚而言，应该包括逊清遗老、已死者(吴禄贞当属例外)，另在仕隐之间者中取一半，则其比例大约在60％左右。这个比例之高清楚地说明，辛亥鼎革之际效忠清王朝的督抚当在多数而不是少数。具体而言，逊清遗老14人中，武昌起义时在职督抚有10人，起义后新任督抚仅4人，显然前者占大多数。民国政要11人中，武昌起义时在职督抚仅3人，起义后新任督抚有8人，显然后者占大多数。这正与逊清遗老情形相反。仕隐之间的12人中，武昌起义时在职督抚有7人，起义后新任督抚有5人，两者大致相当。究其原因，如前关于督抚群体结构分析显示，武昌起义时在职督抚旗人与出身进
士、举人高级学衔者相对较多，旗人出于族群认同关系，或殉难或为遗老，进士、举人出身者深受儒家传统忠君观念影响，也多为遗老；而武昌起义后新任督抚则有不少为袁世凯系的军人与政客，进入民国后自然追随袁世凯而决定其进止。
以下拟对各种类型的一些具体情况略做分析。
逊清遗老是指辛亥鼎革之后，不任民国官职，而仍忠于清朝的旧官僚。陈夔龙是一个典型，所谓“胜清之显宦，民国之遗老也”。(80)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企图诱劝陈夔龙趋向共和。陈不为所动，“始终惟知有国家，期不负三朝恩遇而已”。他甚至讥讽岑春煊赞成共和乃“臣节不终”。清帝逊位后，陈夔龙先在天津养病，随后寓居上海，筑花近楼，结逸社，“闭门却埽，万事不关”。1924年，陈夔龙著《梦蕉亭杂记》，忆及遗老生活，感慨良多，有谓：“此十三年中，约计上至总统及阁员，外而督军、省长，非当年部曲，即旧日寅僚，从不愿以尺牍往还，借通情愫。一切目见耳闻，离奇怪异，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不屑笔之记载，污我毫端。盖三纲五常之沦皲久矣。”(81)张人骏在困守南京之时，就曾表示：“我但过得去，决不过于激烈，至多被发入山，不与闻世事耳。”进入民国，张人骏隐居青岛，“一切世人不欲与见，一切世事不愿与闻”。(82)沈瑜庆流寓上海，“集故老纵饮联吟，荡激哀愤。遇孝定景皇后之丧，崇陵奉安，皆一再躬赴。”甚至“憨憨以吾皇典学为问”。去世后，遗疏上，清逊帝予谥敬裕。(83)旗人长庚、升允还参与了宗社党活动，去世后均获清逊帝封谥，长庚谥恭厚，升允谥文忠。(84)其他旗人旧督抚如宝棻、增韫等全都做了遗老。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曾因弃城逃跑而被清廷革职的瑞澂、余诚格也做了遗老，或许是自明心迹，亦未可知。
民国政要是指与清廷决裂，一直出任民国政府要职者。如袁世凯为民国总统；
段祺瑞从内阁总长、国务总理，直至相当于总统的临时总执政；孙宝琦、钱能训官至国务总理；其他如段芝贵、张怀芝、张广建、张锡銮、齐耀琳、沈秉堃、宋小濂或为内阁总长，或为各省都督、督军。这些均是民国时期中央或地方政府炙手可热的人物，兹不赘述。
至于仕隐之间者，则情形较为复杂。有先退隐后出仕者。如王士珍，清帝逊位后，袁世凯任总统。“公乃拂衣归里，由是不问世事矣。袁公函电促，专使相望于道，卒不起。”1914年，袁世凯遣其子克定强邀入都，有谓：“王公不出，尔不得归。”王士珍不得已出，后任陆军部总长，转参谋总长，至国务总理。1918年，引疾告归。“自民国以来，睹国事难以常轨理，每想引退以避政争，讫弗如志，至是洒然如释重负。”(85)又如赵尔巽，“共和诏下，浩然有去志，明年解组，隐于青岛??项城属人招之，公徘徊久之乃至，清史馆开，属以总裁。公曰：是吾志也。”(86)再如周树模，“至逊位诏下，乃引疾去职，蛰居沪上法界之宝昌路，闭门息影，裁花薙草”。总统袁世凯意在礼致，国务总理徐世昌必欲引重，“使命往复，不获辞”。1914年进京，就平政院长。袁世凯称帝时，周树模主张正论，颇不谓然，乃避归沪上。嗣以黎元洪继任总统，礼请来京，仍为平政院长。“本非初志，旋即卸去。”计前后在京十年，与湖北同乡樊增祥、左绍佐三人，时常聚会，人称“楚中三老”。(87)表面看来，他们既隐而后仕，都是因为袁世凯、徐世昌等故旧的情面，但实际情况并不尽相同。如果说王士珍主要是报答故主袁世凯，那么赵尔巽与周树模则对清王朝尚不乏留恋之情。
有先出仕后退隐者。这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满怀对共和国的期望而出仕，然后又满怀对民国政治的失望而退隐。如岑春煊，于辛亥鼎革之际，转而赞成共和。其日后回忆仍对此大赞不止：“以数千年专制政体，一变而为共和之国，犹复优待清室，不失尊荣，以视前朝易姓诛夷之惨，相去何止天渊。昔日委质为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