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
郭克莎
本文从我国工业化的特殊性出发,以人均收入水平为主、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为辅来分析工业化进程,认为当前我国的工业化只处于中期阶段的上半期,但产业结构偏差和工业结构升级缓慢,影响了工业化中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增长质量的上升。因此,现阶段推进工业化的模式应该是,通过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来带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水平较快提高,消除人均收入水平与工业产出比重不协调而产生的需求制约,以支持工业化阶段的演进和经济较高速稳定增长;同时,通过加快体制改革促进市场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加快装备工业发展以带动工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关键词 工业化 人均收入水平 产业结构 经济增长 劳动力转移作者郭克莎,195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我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目的是在判断我国工业化所处阶段的基础上,把握“十五”期间以至本世纪前10年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基本走向,同时分析这个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障碍以及消除障碍的可行途径。
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分析
(一)工业化阶段演进的一般特征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化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产业结构迅速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根据发展经济学尤其是实证研究的多国模式所揭示的理论线索,反映工业化阶段演进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均收入水平(GDP或GNP)的变动;二是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动;三是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动。现据此作一分析。
1.人均收入水平变动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
钱纳里等人从结构转变过程的角度将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划分为六个变动时期,其中的第二至第五个时期为工业化时期。也就是说,工业化按人均收入水平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表1可以看到,由于国际美元币值的变动,工业化阶段以人均GDP的不同年份美元来反映有很大的差别。以1970年美元计算,人均GDP280—560美元为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2100—3360美元为工业化的结束阶段;而以1996年美元来衡量,人均GDP1240—2480美元才进入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到9300—14880美元才是工业化的最后阶段。·60·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
根据钱纳里等人的研究,准工业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一般处于第一至第三个阶段。以1970年美元来衡量,准工业国家人均收入的一般模式是350美元,大国模式是300美元,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国家是500美元。换算为1996年美元,进入准工业国家的一般大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为1860美元。
表1.人均收入水平变动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
人均GDP
工业化阶段
1964年美元
1234
200—400400—800800—15001500—2400
1970年美元
280—560560—11201120—21002100—3360
1982年美元728—14561456—29122912—54605460—8736
1996年美元1240—24802480—49604960—93009300—14880
注:1970年与1964年美元的换算因子为1.4,1970年与1982年美元的换算因子为2.6,取自钱纳里等人的研究结
果;1964年与1996年的换算因子为6.2,系笔者根据美国GDP减缩指数计算并参照钱纳里等人的方法加以适度调整得出。
资料来源: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1页;《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
资料》(1950—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国际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
2.产业结构变动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
工业化作为产业结构变动最迅速的时期,其演进阶段也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表现出来。根据实证研究得出的一般模式(库兹涅茨,1971;SyrquinandChenery,1989),从三次产业GDP结构的变动看,在工业化起点,第一产业的比重较高,第二产业的比重较低;由于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开始时市场化已得到较大进展,以商业、服务业为基础的第三产业的比重较高。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只是缓慢提高。当第一产业的比重降低到20%以下、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而在GDP结构中占最大比重时,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当第一产业的比重再降低到10%左右、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时,工业化就到了结束阶段(一般来说,此后第二产业的比重便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各国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反映了工业化演进的阶段性。
工业化过程中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是由于工业比重的上升,而工业比重的提高又是由于制造业比重的提高。根据钱纳里等人的研究,准工业国家(第一个阶段)制造业产出在GDP中的比重,一般模式为18%,大国模式为19%,而随着工业化阶段的推进,与人均收入从280美元到2100美元(1970年美元)的变动相联系,制造业产出在GDP中的比重上升到36%。也就是说,当以人均收入水平衡量的工业化到了第三个阶段完成的时候,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基本上达到了最高水平,这个水平也被称为制造业比重上升的自然限制。
与产值结构的变动相联系,就业结构的变动也表现出类似的趋势。但由于就业结构的变动不仅是人均收入水平变动的结果,而且更多地是人均收入水平变动的原因,即就业人数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包括向工业或制造业)的转移本身带动了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就业结构变动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已经通过人均收入水平变化的阶段性表现出来。
3.工业结构变动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
根据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动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四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重工业化阶段,包括以原材料、基础工业为重心和以加工装配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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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是高加工度化阶段,包括以一般加工工业(资源密集型加工工业)为重心和以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第三个阶段为技术集约化阶段,也包括以一般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心和以高新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这三个工业结构变动阶段之间是相互衔接和部分重合的,可以说前一个阶段的第二个时期同时也是后一个阶段的第一个时期。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看,这三个阶段既存在着演进的先后顺序,又往往受国家工业发展战略的影响而交错在一起。一般来说,当工业结构处于重工业化阶段的第一个时期(以原材料、基础工业为重心)时,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当工业结构由重工业化阶段向高加工度化阶段迅速推进(以加工装配工业为重心)时,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而当工业结构由高加工度化阶段向技术集约化阶段转变(以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为重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对工业增长起主要推动作用时,工业化到了后期阶段。
(二)我国工业化的基本进程
1.我国工业化进程的特殊性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具有明显的特殊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迅速推进工业化的。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特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和人口数量巨大使人均收入水平很低。1952年开始工业化时,我国的人均GDP只有119元人民币,按当时平均汇率换算大体相当于50美元。在改革前的26年中,我国的工业化一直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大幅度推进的,工业比重的迅速上升几乎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动失去了联系。到1978年,我国的人均GDP只为379元人民币,按平均汇率换算只有223美元,明显低于一般模式中作为工业化起点的人均收入水平(见表1)。即使按照麦迪森(1999年,中文版第262页)偏高的换算指数折算为1990年国际美元,高达979美元,也低于一般模式中进入工业化第一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而这一年我国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为44.3%,与1952年的17.6%相比上升了26.7个百分点;如按麦迪森调整过的数字(同上,第257—258页)计算,我国工业在GDP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9.9%上升为1978年的34.7%,也提高了24.8个百分点,均远远快于一般模式中工业化演进的速度;同时,工业比重也上升到高于其他准工业国家的水平。这个工业比重提高与人均收入水平上升相分离的特殊现象所带来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第二,我国是在市场化落后的条件下迅速推进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开始时市场化已经得到较大进展,第三产业的比重较高,随着工业化阶段的演进,市场化继续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以低于工业化率的速度继续上升。而我国在工业化起点时市场化程度和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低,特别是在工业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市场化没有得到相应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也没有逐步提高。改革前的26年,GDP结构中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却有所下降,由1952年的28.6%下降为1978年的23.7%,降低了4.9个百分点,如按麦迪森调整过的数据计算,则由29.8%下降为28.3%,降低了1.5个百分点。市场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状况,导致了改革初期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比重偏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结构性偏差。这种结构性偏差在80年代有所好转,但90年代以来又趋于加深(我们将在下面分析这个问题)。
第三,我国的工业化在计划经济时期打下基础并留下了滞后影响。计划推动的工业化与市场推动的工业化的不同特点,是产出结构的变动与需求结构的变动相分离,并阻碍了工业化过·62·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
程中市场机制的形成和作用。这不仅表现为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强制性高速推进工业化,以及工业比重片面提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结构偏差,而且留下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在工业的产值比重很高的同时农业的就业比重仍居高不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出去;二是计划推动的工业化任务基本上由国有工业来承担,造成国有工业的产业分布很宽,而国有企业难以从衰退产业中退出、缺乏有效的淘汰和破产机制,则制约着工业结构的升级和工业化阶段的演进;三是计划推动的工业化与市场化进程的分割,以及计划经济的滞后影响,导致第三产业中的很多部门至今仍是国有企业居垄断地位,市场机制不能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使第三产业的发展不能与工业化的进程相协调。
2.关于我国工业化阶段的基本判断
我国工业化进程的特殊性,给我们判断目前我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带来了困难。从国际比较看,衡量工业化阶段的主要指标是具有内在联系的,而我国的相应衡量指标存在着较大差别。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些指标的国际比较进行具体的分析。
首先,从人均收入水平看,对我国的人均GDP或GNP(这两个数据在我国差别很小)美元数,国内外有很多不同的测算数据。表2列出了三种较有影响的数据,并根据笔者对人民币与美元的购买力平价值的判断增加了以1990年不变价格测算的美元数据。从表2可以看到,与一般模式的人均收入水平所反映的四个工业化阶段相比(见表1),我国按世界银行图表集方法计算的人均GNP美元数,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按笔者估算的人均GDP美元数,大概自1993年以来进入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而按照世界银行PPP方法测算的现值国际美元和麦迪森测算的1990年美元数,则从1994年以来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总的说来,我国的人均GDP美元数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大概只处于钱纳里等人按人均收入水平划分的第一个至第二个阶段之间。
表2.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美元)的不同测算数据世行图表集
年份
人均GNP当年美元
1990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①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人民币换算为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相应年份;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第262页;《中国统计摘要》(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世行PPP方法人均GNP现值国际美元
19501910233025102920
麦迪森人均GDP1990年美元18582098227724752653
按1∶2的PPP值换算
人均GDP1990年美元①
8179931114124113561470
370470490530620750860
357015821688
以表1中麦迪森对我国人均GDP的测算数据与他对其他国家人均GDP的同样测算结果相比,我国1998年的人均收入水平大概相当于日本1958年、韩国1975年、泰国1987年以及拉丁美洲大国巴西1970年的水平(麦迪森,1997年,第136—144页)。而用笔者的测算结果来与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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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森的这些数据进行比较,我国1998年的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只相当于日本1948年、韩国1966年、泰国1972年以及巴西1950年的收入水平。单纯从人均收入水平看,后一种比较结果也许更符合实际情况,但对于人均收入水平所反映的工业化进程来说,我国的工业化阶段相当于这些国家在这些年份的工业化水平吗?
其次,从产业结构水平看,由于结构偏差的存在,我国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中一直占最大比重。1996—1998年第二产业的年平均比重以当年价格计算为49.3%,以不变价格(1990年价格)计算为54.7%,均高于一般模式中工业化完成阶段的第二产业比重;而第一产业的比重1995年以后便下降到20%以下,1996—1998年的当年价格比重为19%,不变价格比重为17.2%,这标志着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总的说来,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已经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
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高是由于工业的比重高。1996—1998年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当年价格比重为42.5%,不变价格比重为49.4%,均达到了一般模式中工业化结束阶段的水平。而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以独立核算工业的数据换算(我国没有公布整个制造业的增加值数据),1997年为37.5%,同样高于一般模式中工业化第三个阶段结束时的制造业水平(即标志着制造业比重最高水平或自然限制的36%)。也就是说,我国工业或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所反映的工业化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工业化完成阶段的水平。
但是,在我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中,1998年第一产业的比重仍高达49.8%,第二产业的比重只有23.5%,这种就业结构水平所反映的工业化水平只处于一般模式中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这种情况与人均收入水平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是一致的。显然,这与我国劳动力人数庞大而第三产业不发达有很大关系。
第三,从工业结构高度看,我国经过改革前的重工业化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补课”,已基本完成了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化阶段,但在向高加工度化阶段转变的过程中,消费品工业过度扩张,而重加工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没有得到应有的较快发展,影响了工业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导致高加工度化阶段一直停留于一般加工工业为重心的时期,不能逐步升级并向技术集约化阶段转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工业结构高度所反映的工业化水平,只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动决定着需求结构的变动,是工业化阶段演进的基本动因,因而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工业化阶段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指标;而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动受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结构导向机制(市场或计划)以及宏观产业政策的影响,其反映的工业化阶段往往包含了一定的主观因素,特别是我国结构偏差(工业比重过高)的特点使产业结构水平难以直接作为判断工业化阶段的依据。因此,如果以人均收入水平指标为主要依据、以产业结构水平和工业结构高度两个指标为辅助依据,来判断我国的工业化进程,那么,在三阶段的划分中,我国目前大概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上半期;在四个阶段的划分中,我国目前大概处于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
二、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影响
(一)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
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存在两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一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片面推·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