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妇女A与法国人B（19岁）在英国结婚，而双方父母对之则毫不知情。婚后，B父母得知此事后，即带B回法国并向法国向院起诉，要求判决此婚姻无效。法国法院依据本国法“男未满25周岁，女未满21周岁，非经父母同意不得结婚”的规定，判决该婚姻无效。其后，双方在各自国家又分别结婚。但两年后，A的英国丈夫C提起诉讼，基于A与B的婚姻未因英国法律上的任何理由而被宣告无效或解除，故请求法院判决C与A的婚姻解除。英国法院据此判决A与C的婚姻解除。理由是，如依法国法即当事人B的本国法，B不具备缔结婚姻的能力，故法国法院判决A与B婚姻无效；而依英国法即依住所地法和婚姻举行地法，则B具有完全的缔结婚姻的能力，故英国法院判决A与B的婚姻有效，从而解除了A与C的婚姻。 [问题]
1．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应适用何国法律确定？
2．各国法律对当事人行为能力的确定规定了哪些例外？ 3．我国法律对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作了哪些规定？ [分析]
1．由于自然人的行为能力与他的身份地位有直接的关系，而自然人的身份地位既包括他的自然状况，如是否成年、精神是否正常等，也包括同的法律地位，如是否已婚等。因此，一般主张依当事人属人法来解决自然人行为能力的法律冲突，只是对属人法的理解有所不同，如大陆法系国家是指当事人的本国法，而英美法系国家则是指当事人的住所地法。因此出现了本案英、法两国法院不同的判决结果。
2．随着国际贸易关系及相互交往的发展，为保护相对人或第三人因不明他的属人法规定而蒙受损失，保护商业活动的稳定与安全，各国在适用自然人行为能力依其属人法这一冲突规则时，仍有以下例外或限制： （1）处理不动产的行为能力和侵权行为的责任能力，一般都不适用当事人属人法，而是分别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和侵权行为地法。
（2）有关商务活动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也可以适用商务行为地法，即商务活动当事人如依属人法无行为能力，而依行为地法有行为能力，则应认定为有行为能力。
3．我国《民法通则》第14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定居国外的，同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适用定居国法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补充规定为：
（1）定居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如其行为是在我国境内所为，适用我国法律；在定居过所为，可以适用其定居国法律。
（2）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民事活动，如依其本国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而依我国法律为有民事行为能力，应当认定为有民事行为能力。
（3）无国籍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一般适用其定居国法律；如未定居，则是用其住所地法律。 涉外知识产权 [案情]
日本某企业于1986年8月1日向中国专利局递交了“近视矫正器”发明专利申请。该项专利申请是由该日本企业委托上海专利事务所代理申请的。申请日为1986年8月1日，申请号为86106540.1，优先权日为1985年8月1日JP142475/85。
经中国专利局审查，批准授予该项专利申请的专利权，授权日为1992年6月10日，专利号为86106541.1，并淤992年9月23日在发明专利公报上公告。 [问题]
1．根据我国《专利法》的有关规定，上述日本企业可否自己直接向中国专利局申请专利？
2．倘若上述日本企业在中国有营业所，根据《巴黎公约》的有关规定，是否可以自己直接向中国专利局申请？其依据是什么？
[分析]
1．根据我国《专利法》第18、19条规定：“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在中国申请专利的，依照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互惠原则，
根据本法办理。”并规定这类外国人在中国申请专利或者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应当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指定的专利机构办理”。因此，本案中，该日本企业不能直接向中国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而只能依照我国专利法规定，委托我国国务院指定的专利机构代理申请。
2．依照《巴黎公约》第2条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在保护工业产权方面，“公约成员国的国民在其成员国境内应享有各该国法律现在或将来给予各该国国民的各种利益，而不管他们在该国是否有住所或营业所。即便是非公约成员国的公民，只要他在公约任一成员国境内有住所或有真实地、有效的工商业营业所，也可享有与公约成员国国民同样的待遇”。按此原则，如果上述日本企业在中国有营业所，依据《巴黎公约》的规定，可以直接向中国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但是，我国在参加《巴黎公约》时有保留声明，我国现行的《专利法》采取的是有条件的国民待遇知足，因此该日本企业必须依照我国《专利法》的规定，委托专门机构办理其专利申请。 合同之债 [案情]
甲国的甲公司委托乙国的乙公司用乙公司的A拖轮将甲公司的B钻井平台从美国的路易斯安纳州拖航至意大利。该合同包括的管辖权条款为：“产生的任何争议由伦敦法院审理。”拖航开始后的第四天，在墨西哥湾的国际水域遇暴雨，造成钻塔支架折断，致使钻机严重受损。根据甲公司的指令，A拖轮带着损坏的钻塔驶至佛罗里达的萨帕姆港避难。由于甲公司的请求，A拖轮在萨帕姆港被扣，并被迫提供350万美元的保释金。嗣后，甲公司无视协议中由伦敦法院管辖的条款，在佛罗里达起诉了乙公司，指证A拖轮再拖航中有过失，且违反了合同，并要求350万美元的损失赔偿。乙公司则在伦敦高等法院反诉甲公司，并要求其支付违反合同的损害赔偿和救助报酬。英国法院接受了扩大管辖权，并宣布享有对该案的审理资格。 在该案的审理中，英国法院以当事人选择由伦敦法院审理而推定适用英国法。 [问题]
1．本案中的意思自治是明示还是默示？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2．中国法律是否承认默示的意思自治？ [分析]
1．本案中的意思自治是默示的。因为在明示的意思自治中，当事人必须明确指出适用的准据法；在默示的意思自治中，当事人只是制定管辖法院，并不直接指定准据法，而制定管辖法院就含有以法院地为准据法的默示意思。
2．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和《合同法》第126条规定，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使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为选择法律的，适用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这表明，在涉外合同领域，我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也采用意思自治原则，并将其作为确定涉外合同准据法的首要原则。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诺干问题的解答》第2条第2款中明确规定：“当事人的法律选择必须是明确的”，从而又排除了默示的意思自治。目前，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虽已废止，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案情]
原告A（妻子）与被告B（丈夫）于1918年在甲国结婚，并在甲国共同生活了15年，其间养育两个孩子。1933年，被告抛妻弃儿，只身前往乙国，途中在丙国取得离婚判决，而后与另外一个女子结婚。1935年，原告从甲国来到乙国丁州，并在丁州与被告达成别居协议。双方在协议中约定：被告每月给原告80英镑，以维持原告和孩子的生活费；妻子（原告）则不得基于丈夫（被告）的离婚或再婚向任何有关当局对丈夫提起诉讼。随后原告回到甲国，并在甲国继续抚养孩子，但被告却从未依约定支付生活费。为此，原告于1936年向甲国法院提出别居之诉，理由是被告通奸。1938年，甲国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给付生活费。
但由于被告不在甲国，甲国法院的判决未能奏效。原告于是在1947年向乙国丁州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按双方1935年达成的别居协议取得被告应付的款项。被告辩称，原告在甲国提起诉讼已使1935年的协议失效，从而结束了原告按照该协议享有取得抚养费的权利。丁州地方法院认为，由于合同当事人未选择适用的法律，因此应适用合同缔结地法律；别居协议在丁州成立，所以应使用丁州法律。而依丁州法律，原告在甲国提起
诉讼，获得临时给付的裁决，已使1935年双方的别居协议失效。因此，地方法院支持了被告的抗辩理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原告继续上诉至丁州上诉法院。
1954年，丁州上诉法院审理该案时，福尔德法官主张适用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地法律，而不适用合同的缔结地法律，并且，他认为，该案与甲国关系最为密切，如订立别居协议的双方是甲国公民，他们在甲国结婚并生育子女，且在甲国共同生活达15年之久，等等。至于丁州，与该案的关系仅为别居协议的订立地，且此因素也纯因偶然造成。据此，丁州上诉法院最终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以甲国法律作为准据法审理该案。依甲国法律，当事人之间订立别居协议后，一个甲国丈夫和父亲的主要责任，不因妻子的诉讼而自动失效；被告（丈夫）应向被抛弃在甲国的原告及子女给付抚养费。因此，丁州上诉法院依据甲国法律推翻了渊深法院的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问题]
1．什么是最密切联系原则？
2．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3．丁州是别居协议的订立地，为什么最密切联系地却是甲国？ [分析]
1．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指，案件发生争议时，如当事人未约定适用的准据法，则应适用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为准据法。
2．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灵活性与相应的法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在国际私法案件中，法律事实和当事人的行为往往发生或完成于不同的国家或法域，可与多国发生联系，以任何一国法律作为准据法都可以找出一定理由。其中哪个或哪些联系最为密切，并无明确的、一成不变的定律，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因而最终适用的准据法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3．丁州虽然是别居协议的订立地，但别居协议中并未采纳任何丁州法律或习惯中的特有成分，丁州与双方当事人纠纷的根源——双方婚姻关系的缔结或解除没有联系。乙国也不是双方的国籍国。而甲国则既是双方当事人的国籍国，又是他们的婚姻缔结地和子女出生地，并且双方再次共同居住达15年之久。可见，该案纠纷的根源发生在地在甲国，也即甲国是最密切联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