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于政党交付金总额。根据总务省发布的公告，在该年度1350亿100万日元的政治资金收入总额中，政治捐款所占比例仅为18.0％（2001年度为20.5％），而政党交付金所占比例却升为23.5％（2001年度为20.1％），并且，政党交付金在政党本部的资金收入总额中所占比例也高达35.5％，这表明各政党在政治资金收入来源上对政党交付金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相反，政治捐款已从1991年高峰时期的957亿5700万日元缩减至四分之一，特别是来自企业、行业团体的政治捐款的缩减程度更甚，也从1990年高峰时期的446亿5300万日元缩减至2002年的36亿6200万日元。⑨
当然，90年代中后期政治捐款的不断缩减，除受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外，也与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密切相关。由于受不良债权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此前曾长期占据政治捐款首位的银行业大幅减少了捐款数额。例如，从提供政治捐款的企业、行业团体的产业类别所占比例上看，1989年，银行业占29.1％，建筑、不动产业占15.2％，电气、通信业占7.1％，钢铁、金属业占6.5％，汽车业占6.4％；2001年，汽车业占27.6％，电气、通信业占18.8％，建筑、不动产业占12.9％，钢铁、金属业占14.0％。⑩
另外，旨在募集政治资金的宴会券的收入一直在政治资金的收入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1995年度，为募集资金而举办宴会的政治团体数目为267个，收入额达90亿7200万日元，分别是上年的1.7倍和1.5倍；(11) 2001年度，为募集资金而举办宴会的政治团体数目为366个，收入额达136亿5800万日元。(12) 而1995年度和2001年度政治资金的收入总额分别为1707亿4600万日元和1559亿1000万日元，收入来源依赖于宴会券的倾向趋于显著。
上述政治资金收入结构的整体变化，虽然在各政党本部的资金收入结构上均
有所体现，但程度是不同的，各政党本部的资金收入结构有明显差异。以举行大选的2000年度政治资金收入状况为例，各政党本部的资金收入结构如下：在共产党的327亿8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事业收入占85.9％；在自民党的271亿1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政党交付金占53.6％，捐款占20.8％，借款占7.4％，党费占6.8％；在公明党的159亿1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事业收入占65.0％，政党交付金占19.6％，党费占7.0％，支部交付金占5.2％；在民主党的109亿9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政党交付金占69.6％，借款占18.2％；在社民党的44亿2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政党交付金占50.9％，事业收入占18.5％，借款占14.2％，党费占8.6％；在自由党的37亿7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政党交付金占65.0％，借款占26.5％；在保守党的7亿3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借款占35.7％，政党交付金占29.0％，事业收入占15.3％，捐款占6.9％。(13)
这种各政党本部政治资金收入结构上的差异，与该党的性质、地位等因素密切相关。下面，仅以执政的日本自民党为例，探讨其权力支配与集资途径之间的互动关系。
三 自民党的权力支配与集资途径
根据日本自治省（2001年后为总务省）发布的公告，从1994年至2004年间，自民党本部的政治资金收入分别为126.9亿、235.5亿、260.7亿、245.6亿、289.3亿、250.2亿、271.1亿、244.3亿、229.3亿、257.0亿、264.2亿日元。其中，自1995年起政党交付金大体上占其收入总额的50％以上。
作为“1955年体制”崩溃后的第一大政党，自民党一直是接受政治捐款最
多的政党。当然，随着自民党在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过程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各种团体（主要是企业、行业团体）对其提供政治捐款的力度也不尽相同。
例如，在1993年日本政界重组过程中，考虑到政权更迭的各种可能性，日本医师联盟除向自民党提供2.73亿日元的政治捐款外，还分别向日本新党、先驱新党、民社党提供了2000万、1500万和500万日元的捐款；日本牙科医师联盟将对自民党的政治捐款由1992年度的4.85亿日元压缩至2.6亿日元的同时，却将对民社党的捐款由1100万日元增至1750万日元，并向新生党提供了1000万日元的捐款。(14) 1994年，自民党虽由在野转为参与执政，但由于其作为执政党的前景预期并不十分明朗，自民党所获得的来自企业、行业团体的政治捐款仅为41亿日元，比上年度约减少了一半，创历史最低纪录。(15) 此外，企业、行业团体向自民党提供政治捐款的力度如何，也与其利益需求大小密切相关。例如，1995年，大型制药企业向自民党捐款1亿1940万日元，比上年增加了4600万日元，原因在于这些企业试图通过执政的自民党来对厚生省推行的医药制度改革施加影响。(16)
经过短暂下野、参与执政后，自1996年1月桥本龙太郎内阁诞生以来，自民党一直在联合政权中居于主导地位，直至2006年9月诞生的安倍晋三内阁。以自民党为主导的多党联合政权的延续，意味着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的转型正处于一个新“一党优位制”的重筑阶段。在此背景下，来自企业、行业团体的政治捐款表现出强烈的“亲自民党倾向”。例如，将执政的自民党与第一大在野党在1996年度、2000年度所获政治捐款的状况作一比较，即可发现彼此间在捐款募集能力上的差距加大：在1996年度大宗捐款（即超过2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自民党占87％，第一大在野党新进党占12％；提供大宗捐款的57家企业、行业团体（工会除外）中，有37家企业、行业团体同时向自民党与新进党捐了
款，可视为它们为预防政权更迭而上的“保险”。但是，在2000年度，大宗捐款的98％即8亿9136万日元都集中在自民党身上，而向第一大在野党民主党提供大宗捐款的仅有四家企业、行业团体。(17)
财界向自民党提供巨额政治捐款时必然附带政策要求。例如，2003年9月25日，经团联正式公布了“优先政策事项”，包括税制、财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十项在内，将之作为财界提供政治捐款的标准，作为评价政党政策的材料，力图促进政治捐款实现所谓的“政策本位”。
上述事实表明，允许企业、行业团体提供政治捐款的政治资金制度，始终是有利于第一大党、有利于执政党的，二者之间仍旧保持着一种密切的利益互换关系。
与自民党本部的集资途径不同，自民党内各派系与实力政治家更多地依赖于宴会券收入，且由于来自企业、行业团体的政治捐款受到数额限制，政治资金收入总额明显减少了。
1995年度，自民党内五大旧派系的政治资金收入为13亿8016万日元，与上一年的35亿7458万日元相比，减幅高达60％以上。(18) 1998年是自民党内主要派系重组并世代交替的一年，该年度内小渊派、加藤派、森派、旧中曾根派、山崎派、旧河本派的收入合计为9亿6000万日元，与1997年度的16亿5000万日元相比，减幅为42％。(19) 在2000年度，受自民党内“加藤之乱”等派系斗争的“刺激”，各派系的收入总额回升至23亿1000万日元。(20) 但是，与自民党本部的政治资金收入结构截然不同，宴会券收入在自民党内各派阀的收入结构中占据核心位置。（参见表2）
与派阀类似，自民党内实力政治家的政治资金收入（包括地方部分）也明显减少，且主要依赖于宴会券的收入。例如，在2000年里，由于禁止企业、行业团体向政治家个人提供政治捐款，所以自民党内包括派阀领袖在内的实力政治家的集资金额大多呈递减态势：加藤纮一的收入为4亿6325万日元，比上一年减少16.6％；森喜朗的收入为2亿9099万日元，减幅为6.5％；龟井静香的收入为2亿868万日元，减幅为69.1％；麻生太郎的收入为9392万日元，减幅为39.1％；高村正彦的收入为8606万日元，减幅为5.1％；桥本龙太郎的收入为5861万日元，减幅为57.4％；河野洋平的收入为4547万日元，减幅为57.6％，堀内光雄的收入为1251万日元，减幅为74.2％。(21) 此外，根据2003年度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包括地方部分），龟井静香的收入总额为6亿9373万日元，其中，来自宴会券的收入为4亿2966万日元，由龟井担任支部长的“自民党广岛县第六选举区支部”从企业、行业团体募集的捐款仅为1亿8289万日元。同样，宴会券收入在前经济产业相平沼赳夫的收入总额中所占比例为75.8％，在国会对策委员长中川秀直的收入总额中占75.3％，在前干事长古贺诚的收入总额中占73.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