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就自民党内部的权力支配结构而言，在新制度下，由于政党交付金制度的导入以及派阀、实力政治家的集资能力削弱，促使自民党本部的财政权限得到强化，派阀领袖的地位下降，派阀的凝聚力减弱。例如，在2002年里，桥本派领袖桥本龙太郎向本派提供的捐款为零，主要干部村冈兼造前官房长官、青木干雄参议院干事长和野中广务前干事长分别向本派捐款2180万、2000万和1000万日元，以至于其他派阀指出“这是桥本实际上并非派阀领袖的表现”(23)。2003年9月11日，在由日本记者俱乐部主办的自民党总裁候选人讨论会上，相继有人发言承认派阀集资能力的衰退，来自于派阀与派阀领袖的资金恩惠在淡薄，派阀的“向心力”减弱了。(24)
对于自民党内的政治家个人而言，除包括宴会券在内的事业收入以外，争取获得政治团体的捐款也是其主要的集资途径，但捐款来自于何种政治团体、额度多少，则与该议员在某一政策决定领域的影响力密切相关。例如，小泉首相在2001年度的政治资金收入为6200万日元（包括地方部分）：举办九次集资宴会的事业收入为2870万日元，来自政治团体的捐款1840万日元；在提供捐款的政治团体中，日本医师联盟为500万日元，制药产业政治联盟为400万日元。这与小泉首相曾任厚生大臣、作为“厚生族”议员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四 政治资金问题与朝野政党抗争
尽管日本的政治资金制度在“1955年体制”崩溃以来先后历经数次改革并不断得以完善，但仍在制度层面上存在不少问题，与朝野政党间的彼此抗争相关联，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政党交付金制度的导入，并未能在日本国内各政党间获得一致认可。自1995年以来，日本共产党一直拒绝领取政党交付金，认为将国民税金作为政党经费分给各党的做法违反宪法，并反对企业、行业团体提供政治捐款，指出只有日本共产党的财政收入才是“干净的财政”(25)。因此，与其他保守政党截然不同，日本共产党本部的政治资金收入主要由党费、事业费（机关报刊费收入）和个人捐款组成。
第二，导入政党交付金制度，原本是为了降低政党对企业、行业团体政治捐款的依赖，但由于规定政党所获交付金的数额不能超过该党上一年度实际收入的三分之二，反而诱使新成立的、政治资金收入与需求相对较少的小党大力募集政治捐款，以便能够在下一年度获得足额的政党交付金。例如，先驱新党1993年度的政治资金收入仅为4亿7786万日元，该党若想在1995年度获得足额的政党交付金6亿6033万日元，其1994年度的政治资金实际收入必须达9亿9050万日元以上。结果，先驱新党1994年度的政治资金收入高达9亿3115万日元，比上年增加了4亿5329万日元，政治捐款所占比例为34.0％。(26)
第三，政治资金制度中的不透明因素依然存在。由于自2000年1月起禁止企业、行业团体向政治家个人（资金管理团体）提供政治捐款，而地方上的政党支部既无设立数目又无捐款额度的限制，更易于集资，所以政党支部呈迅猛增加态势。从2000年至2001年的两年间自民党新设政党支部1412个，其所属国会议员人均拥有四个以上支部。(27) 由于政党支部的政治资金收支状况（即政治资金的地方部分）由都道府县选举管理委员会掌管，其统计资料中仅载明政党支部名称，未载明政治家姓名，且政党支部名称本身也在不断变化，所以，政治资金的实际流向反而更不透明。例如，在2001年度，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纮一的资金管理团体的收入总额名列首位，其收支报告中均载明“社会计划研究会众议
院议员加藤纮一”；由加藤担任支部长的选区支部虽然接受了来自企业、行业团体的1亿多日元捐款，但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地方部分）中仅载明“自由民主党山形县第四选区支部”，而不出现加藤的姓名。
这样，就政治家个人而言，其在2000年以后的集资途径主要包括：每年的年薪、文书交通费共计约3400万日元；宴会券收入通过政治家个人的资金管理团体而转向政治家；个人捐款通过政治家个人的资金管理团体而转向政治家；企业、行业团体向政党支部捐款后，迂回至政治家个人的资金管理团体后转向政治家。政治家个人的收入结构中实际上含有从“地方”迂回至“中央”的部分。
第四，由于历次政治资金制度改革主要集中于对政治资金收入的来源途径与数量进行限制，而对政治资金如何使用却缺乏监管，所以，近年来政治家个人涉嫌违反政治资金用途相关规定的非法行为接连不断。
由于实力政治家在政治资金的使用上违规操作，2002年是朝野主要政党相继陷入困境的一年：在在野党方面，2002年3月28日，社民党政策审议会长、众议员辻元清美因非法领取秘书薪金问题而辞去议员职务。据调查，辻元清美将其他议员的私设秘书“虚报”为自己的公设政策秘书，每月仅对其支付5万日元薪金，而将其余下的薪金私自挪用，且未在收支报告书中记载。而且，上述得到5万日元薪金者并未实际承担政策秘书工作，仅仅是名义上的，带有“欺诈”性质。在执政党方面，2002年3月18日，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纮一由于其事务所财务会计佐藤三郎（号称加藤的“金库管理人”）因逃税嫌疑而被捕，被迫宣布脱离自民党。稍后，3月27日，媒体又披露加藤挪用政治资金充当家庭住宅的房租。据调查，从1995年至2002年1月，佐藤三郎一直在加藤任代表的资金管理团体“社会计划研究会”中担任主管会计。从1998年开始，“社会计划研究
会”每月向加藤的个人银行账号注入100余万日元，用作位于东京南青山的加藤自家住宅的房租，且未载入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在在野党的抨击下，2002年4月8日，加藤正式表明辞去众议员职务，以便“承担政治与道义责任”。由于十余年来加藤一直处于自民党的权力中枢，他的辞职对日本政局造成了较大影响。
第五，由于现存政治资金制度依旧允许企业、行业团体向政党、政治团体提供政治捐款，所以，“私下”非法接受政治捐款的“黑金”现象也一时难以杜绝。例如，2004年7月，自民党内最大派阀桥本派非法接受日本牙科医师联盟1亿日元捐款事件被媒体曝光。据调查，在2001年7月参议院选举前夕，桥本派领袖桥本龙太郎在东京都内一家餐馆内曾接受日本牙科医师联盟的一张1亿日元的支票，以此作为对桥本派政治团体“平成研究会”的政治捐款。但是，在此后“平成研究会”提交的政治资金报告中，却没有关于此项捐款的任何记录。该事件迫使桥本派领袖桥本龙太郎于2004年7月31日宣布辞去本派会长职务，并导致桥本派数名主要干部相继接受审查。在会长缺位的情况下，桥本派的衰落趋势进一步加剧。
总之，“1955年体制”崩溃后日本所进行的政治资金制度改革，并未改变执政党与垄断资本之间的利益互换结构，仍是有利于执政的自民党的，且涉嫌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金权政治丑闻更是时有发生。随着朝野政党斗争的激化和政党体制转型的发展，政治资金制度的改革也必将不断持续下去。
注释：
① 参见王振锁：《日本战后五十年（1945—199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85页。
② 本文所指的“1955年体制”，是指从1955年11月至1993年8月，日本自民党一党执政长达38年之久的政党体制，即自民党一党优位制。
③ 在日本，政治资金收支状况分为中央与地方两部分，分别由自治省（2001年后为总务省）和各都道府县选举管理委员会掌管。除特别注明者外，本文所采用数据均为政治资金的中央部分，即指跨都道府县从事活动的政党、政治团体及资金管理团体的政治资金收支状况。
④ 石川真澄?広瀬道貞“自民党——長期支配の構造”、岩波書店、1989年、178頁。
⑤ 参见王振锁：《自民党的兴衰——日本“金权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7頁。
⑥ 高洪：《日本政党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3頁。
⑦ ‘企業?団体献金38％減’、“月刊新聞ダイジェスト”1996年11月号、24頁。
⑧ ‘95'政治資金の分析’、“月刊新聞ダイジェスト”1996年11月号、27頁。
⑨ ‘献金、交付金下回る’、“每日新聞”2003年9月12日。
⑩ ‘月刊新聞ダイジェスト’1990年11月号、28页；“月刊新聞ダイジェスト”2002年11月号、35頁。
(11) ‘95'政治資金の分析’、“月刊新聞ダイジェスト”1996年11月号、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