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国文学对阎连科创作的影响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Literature on Yan Lianke’s Creation
摘要 从早期稍显稚嫩的“瑶沟系列”小说到如今渐成体系、日益成熟的“耙耧山系列”小说，阎连科笔不辍耕，以其故乡耙耧山脉为背景，创造出一部部令人震撼又发人深省的作品。而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作家中，阎连科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是颇为主动也颇具代表性的一个。本文力图对阎连科的整个创作做系统的考察，争取在描述出其创作历程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从拉美文学、俄苏文学、欧美文学、亚非文学等四个视阈出发，全面探讨阎连科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与借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阎连科在不断探索中爬上巨人的肩膀，将国外的文学资源作为自己思想解放的催化剂，不断地发现自己、完善自己、成就自己，并最终形成了他独特的个人风格。他的创作成就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阅读经验之于一个优秀作家的深刻意义。
关键字 阎连科；外国文学；创作影响
不得不说，阎连科是一位多产作家。自1979年发表于军区《战斗报》副刊的短篇处女作《天麻的故事》到2014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其长篇小说《炸裂志》，整整35个年头，他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日光六年》、《坚硬如水》、《受活》、《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十余部长篇小说以及《年月日》、《耙耧天歌》、《寻找土地》等多部优秀短篇小说。而评论界也按其小说主题，将他的创作分为“东京九流人物系列”、“和平军人系列”、“瑶沟系列”和“耙耧山脉系列”等四个系列，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西、日、韩、意、捷克语等二十多种语言，并获得多项国际大奖。
阎连科是一名极富探索精神的作家，纵观阎连科的创作，他几乎从不重复自己的书写经验，他的每一部长篇都具有艺术形式与思想深度的新开发，同时我们可以明确的感受到他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无论是主题内涵、创作风格、叙事方式还是审美思考上，都有明显的发展变化。而这种创新与发展变化，又与不同时期外国文学对他的影响密切相关。然而，或许由于创作路子之宽使他变得难以归类、难以叙述；又或许由于他固执地远离中国当代文学各种文学运动思潮，更或许因为他中国“最受争议作家”的头衔，阎连科长期受到评论界忽视。尽管近年来随着几部轰动世界的长篇问世以及连续性获得国际性文学大奖（如2013年的第七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2014年的卡夫卡文学奖），阎连科逐渐得到评论界的相对关注，然而与其文学成就相比，他迄今未能得到文学界应有的地位与评价。
“真正改变我们写作的，不是经历，是阅读。”?阎连科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外国文学对自己的影响，也从不讳言这种影响，而作为一名眼光独到的作者，外国文学不仅让他看到了文学的真正高度，同时也不断勉励他创造出更多优秀作品。作为80年代新时期后走上文坛的作家，阎连科涉略广泛，解读其文学创作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目前评论界对阎连科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大多停留于个案解析层面，既没有对其创作道路的系统性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研究，也没有系统化的分析阎连科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成果出现。针对在阎连科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研究中对整体创作系统研究不足的情况，笔者力图对阎连科整个创作做全面系统的考察，争取在描述出其创作历程发展的清晰脉络
的基础上，立足于具体文本，用全球化视野横向分析阎连科对外国文学精华的借鉴与再创造。
一、俄苏文学——一粒种子，一种情怀
“俄罗斯文学的那种巨大的情怀，可以照亮我们作为写作者内心的黑暗和角落。”
1、对现实的关照
“直面现实，其实就是作家用头撞墙的艺术，你觉得我的叙述急促了，结
构“坚硬”了，也许就是我“撞墙”时太当真了。”
“我的小说是黄连，而不是巧克力。在我看来，一部长篇小说，对一个作家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你的小说中必须有一种疼痛感，有一些黄连的苦味。”《写作是一种偷盗生命的过程》
莫言更为偏爱历史，而阎连科更喜欢介入存在和现实。仿佛只有走进现实，阎连科才能找到自我，完成或者说实现他写作的冲动。他总是通过对现实的逼视来见证人性和灵魂的分量。这种情结几乎弥散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
“童年，其实是作家最珍贵的文学的记忆库藏。可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童年的饥饿。从有记忆开始，我就一直拉着母亲的手，拉着母亲的衣襟叫饿啊！饿啊！总是向母亲要吃的东西。贫穷与饥饿，占据了我童年记忆库藏的重要位置。”（《我的现实，我的主义》）
2、对土地的信仰（especially the focus on farmers、the escape and return） “无论写什么，我的作品都离不开土地，都是土地之花，哪怕是“恶之花”。” 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理、契诃夫是一种伟大的民族情怀文学，作家们怀有对他们民族和土地深厚的情感和忧虑，有着一种伟大的爱和爱憎交加的矛盾内心 对小人物的关注
“我家住在一个镇子上，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那个村庄是我写作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情感源泉、想象的源泉。一句话，是我写作的一切的灵感之源。”《我的现实，我的主义》“我也经常觉得这特别神秘，觉得我家乡那片土地养育了我，它把我培育成一个作家，它要求的回报就是要我去表达它、叙述它。当我写作懒惰的时候，只要一只脚踏进那块土地，那块土地就迅速地展现出许多急着要表达的东西催促我的写作。”阎连科“是从内心深处、在胸怀上真正拥有了这块土地。”（张）
逃离土地“就我而言，写作完全是为了逃离土地。为了逃离土地，离开乡村，不再像父母、姐姐们那样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作和劳动”《我的现实，我的主义》 情感狱》到 回归土地 《受活》、《丁庄梦》，整个儿就是对人性、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内在焦虑， 《受活》中柳鹰雀自断双腿回归受活村；《最后一名女知青》、
《风雅颂》杨科 、《炸裂志》、《寻找土地》中对城市男盗女娼、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厌恶 乌托邦追求也就觉得， “不到二十岁便出来闯荡人生，三十年的奋斗，除了收获有一身的疲惫，其余竟然一无所获。就在最近的一些年月，脑子里不断地产生要离开北京，回到老家打发余生的念头。我知道，“回家”只是一种内心飘浮过久的想法，以我怯弱、犹豫的个性，离真正回家还有天地之距。可“回家”这样的意愿，却年年月月地在我心里生根开花。这部小说的土壤，就是多少年来“回家的意愿”
“我热爱人民，但蔑视庸众。”（张承志）我以为作家写作要保持恒久的对人
的尊重，这里说的对人的尊重，自然应该包括我们说的“庸众”。
“在小说创作中，一部作品气象的大小，不在于结构，不在于风格，不在于语言是细腻还是粗犷，而在于你对人尊重的深度，对“人民”爱的深度和广度。“同样是经典，同样是名著，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还有托翁的《复活》、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比起卡夫卡的《城堡》、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就小说的气象、格局来说，后者还是不能和前者相比的。为什么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这么容易被学习，模仿？而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等就不能被模仿？因为我们可以模仿别人的故事、语言、风格，但最不能、最无法模仿的恰恰是一个作家对人的爱，不能模仿的是他小说的‘人民性’”
“我只能说我对农民的恨大于爱，而恨之愈深，爱之愈切，而不愿意具体的谈我在艾滋村遇到的令人愤恨的情节和细节。我是那种心胸不够开阔的人，对于农民，我自己说什么都可以，但我不愿意那些不是农民的人对农民说长道短。”（《写作是一种偷盗生命的过程》）
“时间最耐得住岁月折磨的，是乡下人的日子”（《褐色桎梏》百花文艺出版社，《农民症：贫和愚》）
“我必须诚实地告诉大家，我最初学习写小说时，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逃离土地。为了离开贫穷、落后的农村。”
3、对宏大叙事的追求
你还是想通过一系列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小说世界。这个世界不光是人
的世界，还是有山水万物的世界。无论是中、短篇，还是长篇，你都是沿着一条道路往前走，直抵人类的某一存在现场。
托尔斯泰的东西像神一样，那种庞大的东西，包括那种节奏，那种气势，都是很难模仿的，
《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 宏大的叙事 博大的情怀 与后来拉美文学中追求一种宏大叙事，想写“美洲的《圣经》”一道影响着阎连科的小说创作，成为阎连科的文学追求。
二、拉美文学——新的视野，新的坐标
“拉美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正可以作为一面镜子照亮我们文学中的缺失和黑洞，作为我们新的文学资源，理应继续阅读和思考。”
阎连科是一位涉略非常广泛的作家，博览群书让他可以；独具慧眼让他，这样就让
马尔克斯曾盛赞墨西哥当代著名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为神性之作，阎连科也几乎毫不掩饰对胡安鲁尔福的推崇：“说到对我最大的影响的作家，不是福克纳，不是博尔赫斯，不是人见人爱的马尔克斯，而是胡安.鲁尔夫，他的《佩德罗·巴拉莫》这部小说，仅有六万字左右，在中国的标准看，只是一部中篇，但它所蕴含的艺术含量却不是一部长篇可以蕴含的。我最初看这部小说的时候，不是它的故事，不是它的人物，不是它的情节与细节震撼了我，而是它的叙述和写作方式震撼了我。它让我相信，有什么样的文学观，就有什么样的小说。文学观才是文学的一切。当然，这个文学观包含了你对世界的看法，包含了一切艺术的元素。直到今天，我还会时不时的会拿起这部小说来重读几句或一段两段。如果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那就是胡安.鲁尔夫，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品，就是《佩德罗·巴拉莫》，它让我有了马尔克斯当年看到《变
形记》那样的感受：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呀！ ”（《写作是一种偷盗生命的过程》）《佩德罗·巴拉莫》的“开放性小说”叙述方式给了阎连科很大的启发，小说中摒弃传统小说由全知全能的作者来叙事故事的做法而代之以独白、对话、追叙、意识流、梦幻、暗示等手法编织全篇，待读者开发，读者想象力越丰富，故事就越五彩斑斓；马尔克斯说，“在《佩德罗·巴拉莫》中，要绝对地确定哪里是生者与亡人之间的界限已属不可能，其他方面的精确更是空谈。实际上，没有人能够知道死亡的年岁有多长。”突破传统叙事的“时空观念”将不同时间、地点发生的事件列入同一画面；模糊生死界限，人鬼交杂，人狗对话，死人像活人一样说话、叙述往事，这样的 荒诞怪异、鬼气森森的情节在阎连科的小说中几乎随处可见。（example ？）
阿根廷博尔赫斯“20世纪最伟大的梦游者”阎连科曾说：“我非常喜欢博尔赫斯的语言，它的精准、简练、明了，近乎是一种神奇，比如他作品中的比喻，是那种不到奇妙死不休的比喻”。而阎连科许多小说中几乎通贯全篇的新奇譬喻常常让人眼前一亮，单举早期长篇《情感狱》，同样“不到奇妙死不休”的比喻几乎数不胜数，如“面前的胡同又归了寂静，静得能听见最初一抹朝阳穿过树枝，从房坡上跌下的声响”、“忽然之间，有一种东西在他身上荡动起来了，他觉得又好笑有温暖，仿佛要找的啥儿，在路上无意之间找到了”···这些比喻无疑是有借鉴的，然而难得的是作家将其与中国本土方言土语很好地结合，达到了一种水乳交融的效果。而博尔赫斯短篇小说的另一特色在于生活在他的笔下是虚实难分的迷宫，同样的情节循环重复，但读者又可以在重复中发现以前未察觉的事物。对于这一点许多我国先锋小说家如格非、洪峰、余华等都对之十分推崇。阎连科也不例外，在他的《日光流年》中三姓村村民们尽管一次又一次不断尝试，仍难逃命运桎梏活不过四十岁；《朝着东南走》中“我”尽管一次又一次的暂驻却从未停留，然而始终没有找到真正“受活一辈子”的地方；《大校》中的汪洋因错过一次导弹的发射，之后穷其一生，费尽心力却仍一次次失败到死都没能再得到发射导弹的指挥权。然而不得不指出，这些描写仍然仅停留在单纯的模仿上，读起来让人产生情节重复之感，并没有像博尔赫斯小说那样达到于重复中出新的高度。
巴尔加斯·略萨一直以来都被誉为结构主义大师，阎连科也认为“不谈结构，就不要谈长篇小说。”阎连科是一个不断探索求新的作家，他的每一部长篇都采用了全新的结构方式，常常让读者为之脑洞大开、眼前一亮。《最后一名女知青》是阎连科在结构和语言上的第一次尝试，现在看来，小说中的城市与乡村，现实与虚幻，阴界与阳界的置换，也许在结构上显得有些僵硬，但这样的置换和结构作为一种开端，对阎连科后来的文学影响意义重大。传统的关于死亡的小说通常按时间顺序写人的出生、成长，成熟、变老、死亡。而阎连科的第二部小说《日光流年》恰恰相反，它把故事完全倒过来，把生命从死亡那一天开始写起，四十、三十九、三十八一直倒退到他一岁，半岁，最后回到母亲的子宫。这一结构被著名评论家王一川命名为“索源体”。这样，这个关于生命消失的故事，就由死转化成了生的故事。谈起这部小说，阎连科颇为自豪：“它对我们的生命、生存和永生有非常大的意义，甚至在生与死这个问题上，它更进一步了——其实死就是生，生就是死，故事也就复杂、丰富起来了。”而《坚硬如水》中语言的肆虐，语言咆哮而出，势不可当。语言的肆虐和“文革”时代的语境、生活形成某种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狂欢”，一种语言的狂欢，一种精神、思想等内在品质上的狂欢，而文体的意义就在这种狂欢化语言中呈现出来了。而让他饱受争议、
诽誉参半的絮言体结构长篇《受活》可以说是一场文学语言与结构的狂欢。不管习惯与否，接受与否，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结构不仅在叙事上所造成那种时空跳跃、穿梭、闪回，会让人触目惊心，同时在形式上也给我们一种冲击力，让我们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流、碰撞中产生一种全新的感觉。这样一种语言与结构带给我们的陌生感觉与震荡，会减缓我们的阅读速度，不得不跟着作者一起思考。可以说，阎连科的长篇，诸如《受活》和《日光流年》、《坚硬如水》、《风雅颂》、《丁庄梦》的结构，大都完成了阎连科的文学理想，即结构是小说内蕴的灵魂的理想。
马尔克斯之于中国当代作家来说，无异于一座无法翻越，大家却又不断尝试翻越的高山，莫言、贾平凹、王安忆、余华···许多当代作家都从他身上吸取了无数养分。与其他作家不同，阎连科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对外国文学理解的深刻与独到。马尔克斯对阎连科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也是许多中国当代作家们都认识到并且把握较好的一点，即“文学之根”之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阎连科说“他让中国作家重新发现了艺术和土地的关系；他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民间资源’对于写作的意义”。马尔克斯与立足于“邮票之乡”写作，却创造出一个独立、丰富而深刻的文学世界的福克纳一起，让阎连科有信心创造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我以为没有无地域的作家。地域就是作家的世界。一般来说一个作家的出生地——那一块供他成长的土地，对他的影响非常重要。”（《当代作家评论》《“写作是因为对生活的厌恶与恐惧”》阎连科、姚晓雷）于是，三十年来，他始终坚持固执地书写他的家乡豫西，耙耧山脉的人、事，三姓村、马家峪、受活庄、炸裂村···如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福克纳笔下的“约翰帕克塔法体系”？共同组成了一个只属于阎连科的世界。
其次，阎连科关注的是马尔克斯叙述语言的流动性。“马尔克斯所有的叙述都在语言的流动中行进，几乎没有语言在静止中停顿。时间在语言中是流动的、奔袭的，而不是静止不动的，这是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的语言观、时间观。正是这样的语言观和时间观，使《百年孤独》能在二十多万字中完成百年历史的漫长叙述。”如“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句让人初看便会为之一振的句子，让历史、当下、未来混融，浑然一体，也让读者感受到了时间在语言中快速跳跃和流动的感觉。创作有代表性的长篇是每一个作家的夙愿，作为一名有抱负的作家，阎连科自然也不例外，而他确实也创作出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这在某正程度上不得不提到马尔克斯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时间观和语言观对他的影响。
最后，马尔克斯在叙述中展现了一个有逻辑的“真实”的过程。阎连科在谈到《百年孤独》中吉普赛人在马贡多镇上拿着磁铁，挨家窗户走来走去，说它是世界上的第八奇迹，它所到之处，家具上的铁钉纷纷脱落，几年前丢掉到哪里的锅碗瓢盆等铁器纷纷从找不到的地方滚出来，这一情节时说：“这样的细节使我惊讶和震撼，使我目瞪口呆，使我一下就觉得卡夫卡没有完成的“真实”被马尔克斯一下子抓到了，完成了。这种‘真实’就是建立在磁铁和铁的关系上的真实。凭什么磁铁所到之处家具上的铁钉会纷纷脱落？就是因为磁铁和铁的这种关系，这种内在的联系。”在此基础上，阎连科阐述了自己小说创作的观点：“我的小说构思，就是做到如何不违背生活的内在逻辑就行。抓住生活的‘内在逻辑’，而非表面人人都可以看到、感受到的生活逻辑，这是写作的关键，构思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