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在实践中对这一点的运用也颇为到位。单举《炸裂志》中，象征人运势与生命的小花，在人们顺风顺水时灿烂开放，而在人身陷困境时则迅速花残叶落，枯萎干黄。
三、欧美文学——发动机与助推器
1、“神实主义”——“不存在的存在，不真实的真实”
20世纪，随着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工业化程度与资本主义文明也随之不断发展，然而，与之相伴的还有一系列人类梦魇——两次世界大战毁灭性地侵害了人类的尊严与生存权利；冷战时受核恐怖阴影笼罩，人人自危；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生态污染使人们的生存环境更加绝望。文明的发展仿佛呈现出一种与人对立的状态。与此同时，一大批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以及现代心理学，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等理论流行于欧美。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西方文学出现了一批用荒诞的情节来取代故事逻辑性，用象征取代现实，用时空跳跃取代时序递进的文学手法来表现周围世界的荒诞、冷漠、不可理解，以及人置身其中的孤独、陌生、焦虑、痛苦的情绪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
艺术需要潜沉，艺术感受也需要潜沉。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生于50年代末的阎连科的阎连科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贫穷与饥饿、“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疯狂与压制、高速经济建设背后的道德伦理失常与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对个人与家庭的破坏后并未加入到80年代“先锋文学”大潮中，而直到90年代个人患腰椎劳损卧病在床的沉淀与积累后，阎连科才渐渐领悟到这些西方文学作品魅力与价值，于是他发出这样的叹息：“我恰恰觉得，生活中美的东西少到几乎不在，而荒诞的东西多到无处不在，它不是走进你眼睛里来，而是一下子、一下子打进你的眼睛里来，打进你的心灵里去。”
而正是这种生活中的荒诞与让人无法理解的真实让阎连科开始最求一种“不存在的存在，不真实的真实”——“这不是神秘、不是怪诞、不是寓言，它就是真实，就是存在。”作者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是以“超常”写“正常”，《日光流年》中三姓村的村民们为逃避四十岁患喉堵病而死的奇怪“天意”，只能靠卖肉卖皮换取金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掘地换土、修渠换水、种油菜；《坚硬入水》中、《风雅颂》中，《受活》中，《炸裂志》中，于是在他的笔下，这一切不合理都变得合理，一切不可理喻也变得可以解释，因为这些反常正照出了中国人几十年浑然不觉的所有荒诞和全部挣扎。（more specific）
2、权力——现代性认同与消解
中国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所面临的最大创作困境之一就是对于现代性的认同与批判的矛盾与困惑。有评论家认为制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无法彻底完成的因素之一便是乡村政治文化对文学发展的桎梏。阎连科曾直言不讳地谈到自己年少时对权力的崇拜：“读书的时候，我每天上学都看见我们村(大队)支书家的女儿一大早站在门口，手里拿一个馒头小口嚼着——并不是吃，是小口地嚼着，像展示出她美好的生活一样，展示出她手里的馒头。为什么我们都饿着，她家天天有馒头？当然是因为她爹是村里最有权的干部呀。你想你能不对权力有所崇拜吗？”早期的《两程故里》中写程天青、程长顺、程天民在竞选村长、人大代表与重修祠堂等事件中对权力的角逐；而长篇小说《情感狱》则自传性地描写了一个乡村少年对权力的朦胧崇拜，全村人省吃俭用、卖血卖肉只为村里能出一个当
官的；而其“和平军旅系列”小说中为了晋升、转干、入党而一个个拼得头破血流的“农民军人”们，要的也不过是那微乎甚微的权力。在这一时期，阎连科笔下的权利带有很深的“集体主义”意味，主人公们机关算尽谋取权力为的不仅仅是小我，他们身上担负得更多的是全村人的期待或者家庭的责任。
而进入到90年代，阎连科对“权利”的认识更为清醒：“权力一旦高度集中，就像某个人手里有了权力的杠杆，他就有把地球撬起来的可能。试想，一个人有了能把地球撬起来的力量，他会做什么事情？撬不动地球，他能撬动一栋高楼；撬不动一栋高楼，他能撬翻一列火车。权力就是力量杠杆的支点，是每一个人人生的支点。面对这样的权力，你会不对权力厌恶吗？还会对权力崇拜吗？”阎连科看到，权力的过度集中只会让人的欲望无限膨胀最终导致人性的异化。对此他是厌恶的，而这种厌恶反映在其文学创作中则表现为他对权力的无情讽刺与消解。这种变化发展一方面是由于作家年龄增长，思想深度愈见深刻；另一方面这在某种程度上无疑也得益于新时期以来阎连科对外国文学的学习与吸收。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卡夫卡的《城堡》无疑都对他有很大影响 。（more specific）
《坚硬如水》中通过写“造反闹革命”的乡村青年高爱军和他的性伴侣夏红梅一次又一次具有“宏大革命意义”的疯狂性爱场面的描写，完成了对于一个荒谬时刻的深刻批判与嘲弄；《受活》中受活庄的聋哑盲瘸们在一个匪夷所思的县长柳鹰雀的带领下组成“绝术团”各地演出，只为建一个“列宁纪念堂”。表面上，柳鹰雀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实现中国人的世俗天堂之梦，实际上则是打着“集体主义”的幌子来满足自己无尽的资本主义式欲望。而柳鹰雀最终自断双腿回归乌托邦的受活庄则是对权力最无情地消解；而在其最近一部被誉为“中国人的道德心灵史”的长篇小说《炸裂志》中，则将对权力的挖苦、讽刺达到了极致。
3、性——生命的凸显与“阳物”的沉醉
除了对敏感的政治权利的极致书写，作为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性”主题也是出版社对阎连科小说敬而远之的一个原因。在阎连科的作品中，赤裸裸地自然主义式的性描写无处不在，性有时是作为一种生命欲望本能需求的体现，如《母亲是条河》中赵建国为满足原始欲望而使用下作手段逼迫周翠、《日光流年》中为了传宗接代，作为村长的蓝百岁采取近乎强迫的方式让村人与自己刚生育不久、身体不适的妻子发生性关系；有时作为男性展示自己权利与主体性价值的工具，如《黄金洞》中“我”的父亲与哥哥共用一个觊觎自家财产的女人“桃”，谁掌控经济主导权桃就归顺谁、《自由落体祭》中坐在窗边听妻子与村长床事而不敢言道的只有赚到了钱才敢提出与妻子发生关系的丈夫；有时作为一种女人在男性话语世界中与男性抗衡的一种工具,如《最后一名女知青》中的梅用自己的身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炸裂志》中朱颖凭借自己的青春靓丽换取权利，让孔明亮毫无尊严地跪在自己脚下，《两个女人》中，村长的阳物被一个他长期奸占的女人割掉塞进了他自己的嘴里···在他的小说中“性”无处不在，似乎也无所不能。在被禁的小说《为人民服务》中，当师长夫人刘莲与勤务员吴大旺在师长的卧室中疯狂结合时，作者对性有了这样的概括——“性的游戏几乎是他们全部的生活内容和人生目标，他们让性变得浅显而深邃，一文不值而又千金难买，闪耀着几千年人性的光明，又代表着几千年人性的堕落。”
阎连科曾表示：“我写‘性之美’还达不到劳伦斯的高度。”人类进入到20世纪，工业文明与机械文明让人们越来越远离自然，西方社会在二十世纪首
当其冲受到了工业文明恶果的冲击，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人性也愈加扭曲。在劳伦斯宏观视野中，种种对性的病态认识与当代机械文明的畸形发展互为因果。他在给友人乔治·康威的信中写道：“哎，性是当今最糟的现象之一：只有大脑的反应，整个事儿全是心理上的过程和渴求，没有一点点真正阳物（phallic）的沉醉和自然”。而劳伦斯认为，性是“生命活力的源泉”。他在《色情描写和淫秽》中一再指出，性是光明磊落的，既不等于色情，也有异于淫秽，只有当人们自己堕落时，性才变成一种“肮脏的小秘密” 。他写作“性”的初衷即要为光明正大的性平反。而这也正是阎连科想要表达的，在谈到《坚硬如水》时，阎连科说：“写性是对成熟作家最大的考验。性写的好，会把性写成爱情，写不好，会把爱情写成性。性最能反映人性，也最能表达一个作家对世界的思考和想法，基于此，性在这部作品中多了一点。但请大家相信这绝不是黄色小说，纯粹是一个作家对爱情和人性的思考。”而在其中篇《在和平的日子里》中，中越之战时，士兵马光与营长在越南山村的一个小山洞旁安静而带有敬意地目睹了一个越南营长与其妻子的野合，直到等到二人像完成某种神圣的仪式般完全结束时，营长才决定才开枪打死敌人。在这里我们不难感受到阎连科对劳伦斯所说的自然之性——是“强大、有益、必要的刺激”，“当我们通体感受到它时，我们感激不尽。”的理解、认同与尊重。而这又何尝不是对自我生命、人性的理解、认同与尊重呢？
四、希伯来圣经文学——锦绣上的一朵花
圣经文学作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世界流传最广、影响巨大的文学名著，后世许多西方文学著作，无论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它们的人物、情节、思想乃至于情感、主题都脱胎于《圣经》，从《圣经》中汲取营养。同样，圣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阎连科说：“我并未从头至尾地读完《圣经》，而《圣经》对我的影响确是深入骨髓。”从“瑶沟系列”到“耙耧系列”，圣经文学就像是一朵小花兀自灿烂于阎连科的文学锦绣中。
早在阎连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情感狱》的第四卷“奶与蜜”中的引言部分，就有对《圣经：旧约》中《出埃及记》的直接引用，阎连科也曾直言不讳地表示：“这和《圣经》上写的犹太人要去寻找那块充满‘奶与蜜’的‘美妙地方’是一模一样，是另外一种翻版。他们所谓寻找的‘奶与蜜’和我们梦中要去寻找的那一块‘地面是鲜花、地下是黄金’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
此外，圣经文学中的救赎精神与博爱情怀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阎连科的创作思想。阎连科是带着巨大的悲悯情怀来创作的，他曾说：“让我们去爱世界，爱世界上的一切，爱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爱我们的敌人。当我们尝试、努力在文学中去爱一切的时候，是不是就有了一点宗教情怀呢？我想，面对我们民族没有宗教时，重要的不是我们文学如何去面对，而是我们如何表现我们对所有的人和世界的爱的胸襟。”于是，就有了《年月日》中在大旱之年当所有人都举家逃离的时候，独自留下来费尽心力地照看一棵勉强存活的玉蜀黍秧苗的先爷——在玉蜀黍因大旱缺肥不能结子时，以自己的身体作为肥料让玉蜀黍从他的身体中吸收了养料，逃难回来的人们才得以收获到七颗饱满的玉蜀黍种子；有了《耙耧天歌》中在偏僻山村当所有人为温饱苟延残喘的时候，千方百计用自己与丈夫的尸骨熬汤作为药引救治痴儿傻女的尤四婆，有了《母亲是条河》中在贫困交加时为了孩子不惜卖身、卖血的周翠，为了丈夫和好友的孩子甚至置自己与亲身女儿于不顾···这些人物的固执、坚毅与不屈让我们想起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汉桑地亚哥，想起海明威笔下的无数“硬汉”们，然而这些作品比《老人与海》的
细节描写更加饱满，内涵更加丰富，充满了形而上的思考，“先爷们”博爱而忍让，仿佛代替人类经受着神的一场又一场考验，在一次一又次的失败后，终于获得了生命的意义。这些因素也在后来的《朝着东南走》、《日光流年》中被阎连科无限放大，表达得也更融会贯通。
而2011年出版的，被喻为“圣经体”的《四书》（台湾麦田出版社）可以说是是阎连科小说创作对《圣经》一次淋漓尽致地吸收。“我认为最独特的‘人物’是其中的‘孩子’，他亦真亦幻、亦正亦邪，充满了天真的恶和醒悟后的善，他和‘宗教’所构成的关系，使读者可以感到我们中国正因为没有宗教，才充满着缺少宗教的不安和焦虑。对于《四书》，与其说它写了宗教，不如说它写了因为没有宗教而给这个国家、民族和人类所带来的灾难和不安。”（邢舟《阎连科禁书香港出版》《亚洲周刊》2011年第11期）（after I finish the book ）
结语
对于外国文学，阎连科是清醒的，他既看到了高度与差距他说：“外国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这是谁都不能否定的，这个影响也成为我们写作的束缚。”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可能与方向：“我们必须从中解脱出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与艺术的现代性。”（阎连科：独立精神是中国作家最应该面对的问题2013-11-08 华商晨报 ）“我们要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学汲取了西方的很多写作经验，但这并不是模仿，也并不是单纯地汲取，还有很多伟大的传统在文学中间。”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阎连科一直强调作家“个人审美性”，即写独属于作家个人的东西。所以阎连科所接受的影响并不是完整的大师的理论和经过后人总结过的相关的完整理论，而是经过自己个人兴趣，直观感性的筛选之后所获得的自我个性化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阎连科眼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阎连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克斯是阎连科马尔克斯的，卡夫卡是阎连科的卡夫卡。阎连科正是通过这种主观性，不断的去发现自己，使自己写作的独立性更加完整，使自己个人的文学风格更加的鲜明。
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说：“一个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涉及人类心灵和良心的秘密，涉及生与死之间的冲突的秘密，涉及战胜精神痛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类适用的规律，这些规律产生于数千年前无法追忆的深处，并且只有当太阳毁灭时才会消亡。”
李少咏《认同与批判——乡村政治文化视域中的阎连科小说解析》《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三期
阎连科《我的现实，我的主义》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