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公司表示，去年3月5日，李先生书面声明自愿放弃用人单位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的权利，公司因此将应缴的社会保险费折算成补贴，随工资一同发放给了李先生。
仲裁委经审理后认为，李先生虽然作出书面声明，但根据法律规定，参加社会保险既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权利，也是双方的义务，是国家的强制性规定，李先生的书面声明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公司应为李先生办理社保手续，补缴社会保险费。如果公司将应缴的社会保险费折算成补贴，随工资一同发放给了李先生，那么，李先生就应当返还用人单位发放的社会保险费补贴。但是，该公司的工资发放表上并没有社保补贴记录，且用人单位也不能提供相关证据。因此，仲裁委对用人单位的主张不予支持。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仲裁委裁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李先生办理社保手续，补缴社会保险费。
劳动仲裁部门有关人士表示，不少用人单位为逃避社会保险义务，让劳动者作出书面承诺，表示自愿放弃办理社保。殊不知，这种做法属无效行为，劳动者仍有权要求用人单位为其补办社会保险。
8. 办退工手续胜诉后被拖延获赔偿
黄某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公司迟迟没有为其办理退工手续。经历了劳动仲裁和诉讼之后，虽然最终办完手续，但黄某认为原单位的拖延行为影响了自己的再就业，故诉至法院。日前，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支持了其诉求，一审判令被告单位支付其误工损失5万元。
原告黄某于2007年5月与本市一家置地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此后，黄某要求办理退工手续，即要求置地公司将其失业情况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报备，并在30日内将其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至户籍所在地劳动行政部门。但该置地公司一直未能为其办理。
同年7月，黄某就办理退工等劳动权益问题提起劳动仲裁，后又提起诉讼，诉讼结果是法院判令该置地公司在限定时间内为黄某办理退工手续，但该公司仍未能办理。故黄某诉至法院，诉请判处该置地公司赔偿自己2007年5月至2009年5月间的误工费等经济损失。
庭审中，黄某认为置地公司的拖延行为造成其在长达两年时间无法就业或无法稳定就业，给其造成相当大损失。置地公司一方则称，退工手续没有办理是黄某个人原因造成，因为在办理退工手续过程中，有两件事需由黄某配合，一是公司为其补缴的社会保险，需黄某领取并签字确认。二是黄某在工作期间曾转岗，在办退工手续时需出具调岗证明书，由黄某签字确认,但黄某一直未配合办理。由此置地公司认为公司没有任何责任。
河西区法院审理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纠纷，如劳动者胜诉，在劳动仲裁期间和诉讼期间劳动者的误工损失由用人单位负担，计算损失依据为劳动者上一个月在该用人单位的实际工资。黄某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后，双方发生的劳动争议事项已经由法院判决加以认定，但由于被告单位拖延两年未能执结，故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综上，黄某要求被告承担误工损失的诉求应予支持，黄某解除劳动合同前一个月工资为2000元，所以具体数额为2000元的25倍即5万元。
9. 违章罚单证明劳动关系员工胜诉
某实业公司认为与驾驶员顾先生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无须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和无需补缴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为此，顾先生向法庭提供了为公司驾驶车辆而三次违规而吃进的罚单，从而让法庭确认了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日前，闵行区法院作出实业公司支付顾先生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42万元并为顾先生补缴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的一审判决。
顾先生诉称，自己于2004年2月5日进入实业公司工作，担任驾驶员。由于用工制度不规范，未签订劳动合同，也未给缴纳综合保险。在工作期间，吃住均在公司，休息时间不
固定，有时没有活，也要在单位待岗，一般每天7：00至22：00工作，主要从事运送钢材工作，不运货时接送法定代表人的子女上下学。去年7月14日，提出辞职并申请仲裁。因不服仲裁裁决，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实业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和补缴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
实业公司辩称，顾先生并非本公司员工，顾先生所提诉讼请求均与公司无关。现亦不服仲裁裁决，要求判令无需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和无需补缴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
顾先生为证明自己是实业公司员工，向法庭提交了2007年3月30日、6月12日、2008年1月21日、4月12日交通管理处罚决定书及公司车辆牌号的车辆基本信息等证据。
实业公司对处罚决定书及车辆基本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称车辆可能是顾先生通过朋友借来开的，甚至可能是偷着开的。
经查明，2007年3月30日，顾先生驾驶公司的大货车，因机动车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30%的违法行为被处以行政处罚。同年6月12日及2008年1月21日，顾先生驾驶上述车辆过程中，因未按道行驶被行政处罚。2008年4月12日，顾先生驾驶上述车辆过程中，又因超载被行政处罚。
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的劳动给付行为是否受用人单位支配是确立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根据顾先生提供的交通管理处罚决定书及公司牌号的车辆的基本信息等证据材料，显示顾先生在驾驶公司所有的车辆过程因违法行为而被行政处罚。实业公司虽辩称顾先生系借开或偷开其所有的车辆，但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且有悖常理，故对公司的辩称意见，难以采信。但顾先生主张其于2004年2月5日进入公司工作之观点，也未能提供充分有效之证据加以证明，亦难以采信。综上，确认2007年3月30日起，顾先生为公司提供劳动，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10. 用人单位不得随意约定违约金
2009年2月3日，王某进入上海某冶金有限公司从事英文翻译工作，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冶金公司将会在王某入职的一个月内安排王某赴南非办事处工作，工资为每月人民币8000元，合同期限自2009年2月3日起至2012年1月31日止，如果王某在合同期满
前提前离职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数额为王某赴南非的路程费及公司为其安排岗位所付的其他各项费用之和。
2009年3月，王某到达公司在南非的办事处，但由于水土不服、蚊虫叮咬等原因，王某身体出现腹泻、呕吐、严重水肿等情况。工作至4月底，身体状况没有任何好转的王某向公司提出回国工作的请求，公司不予批准，无奈之下王某向公司提出辞职。
2009年5月，在办理离职手续时，冶金公司认为王某在职期间不能胜任工作，消极怠工，没有充分履行翻译职责，故拒绝向王某发放4月份工资，同时王某严重违反当初约定，遂要求王某承担路程费等共计2万余元的违约金。双方发生争议，王某诉至劳动仲裁后，公司以上述理由提出反诉。
仲裁裁决
庭审过程中，王某认为自己在工作期间提供了正常劳动，冶金公司所言纯属子虚乌有，公司应当支付克扣的工资，同时按照法律的规定，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约定违约金，而自己和公司并不符合设置违约金的法定条件，所以其无需向冶金公司支付任何违约金。最终劳动仲裁支持了王某的请求，裁决冶金公司向王某发放2009年4月份的工资，而王某无需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案例评析
上述案件中王某在工作期间提供了正常劳动，而冶金公司并未提供王某消极怠工的证据，因此公司应当支付王某4月份的工资。本案争议的焦点其实是双方劳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是否有效。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劳动法对劳动合同里违约金的设置并没有较为一致的规定，因此各地对违约金的规定差别很大，有的地方允许双方任意约定违约金，如北京、山东等地，有的地方限定双方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约定违约金，如上海、江苏等地，还有一些地方无相关规定或者规定得不明确，如辽宁、浙江等地。
2008年颁布施行的劳动合同法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统一规范。在劳动领域，劳动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很容易出现用人单位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滥用违约金条款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况，本着倾斜保护的原则，劳动合同法最终采取了限制用工双方约定违约金的立法理念，从而起到既充分保护劳动者又兼顾用人单位用工管理权的作用。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二十三条及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只有两种情形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可以设置违约金，一种是双方约定了服务期条款，另一种是双方约定了竞业限制条款，除此之外双方即便约定了违约金，也将被认定为无效。同时，如果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承担违约责任，还应当就劳动者违约的事实进行举证，而不是只凭一纸合同便可直接要求劳动者支付违约金。
回到本案，王某与冶金公司既未约定服务期也未约定竞业限制，并不符合设置违约金的法定条件，因此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无效，王某无需向冶金公司支付违约金。
11. 员工主动辞职公司不必补偿
北京宏星澳新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星公司）大罐车司机张先生辞职后，向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仲裁部门申诉，要求宏星公司支付工资、加班费、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等共计147000余元。仲裁机关驳回张先生的申诉后，张先生起诉到大兴法院。一审败诉后，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