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不同国家政治学学习中需要研修定量方法课程大学的比例（%）
注：Parker,J.,“Undergraduate Research-Methods Training in Political Science”,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Vol.43,No.1,2010,pp.121-125.
总体而言，在研究方法使用不平衡的特征下，新世纪以来定量分析和数理模型在政治学研究成果发表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这种期刊发文的偏好使得政治学领域的初学者和研究者不得不从新思考自身的研究定位。定量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垄断地位也带来其他研究方法使用者的不满，为了定性研究重新获得一席之地，定性研究者不断发出有关研究方法变革声音，进而导致政治学研究阵营内部分裂和共识缺失，伴随美国国会议员屡屡提议取消国家对政治资助，美国政治学研究在21世纪遇到前所未有的内外挑战。
三、新世纪政治学研究方法运用的争论及挑战
本部分将通过分析性叙述展现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学不同研究方法使用者内部分裂过程及外部国家资助危机，为下文进一步探索这类事实表象的背后逻辑奠定基础。
（一）政治学研究方法分裂及定性研究者的反诘
新世纪开端，在“改革先生”发送给部分美国政治学会会员的匿名信之前，早在2000年3月所召开的美国西部政治学年会上，两位年轻的女学者就发表了《狭隘的政治学研究生方法论训练》批判研究中的定量取向，进而导致在课程设置、期刊发表中定量研究的“霸权主义”，及对定性研究和诠释分析路径的排斥。到2001年4月，美国政治学会针对学者对该学会出版的两本旗舰型刊物《美国政治学评论》和《政治科学与政治学（PS）》定量偏好批评，及时做出回应并最终同意出版新刊物《政治学展望》（Perspective on Politics）以反映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为定性研究者提供新发表平台的《政治学展望》创刊和出版，可以视为定性研究者在此争论过程的重要成果，因为在历史上历次方法论的争论中多最终演变为定量研究提供发表平台而创办刊物，如创刊于1968年行为主义盛行时期的《政治科学与政治学》，和独立政治学调研数据兴起及政治学数量分析方法创新时期创立的《政治分析（PA）》
（1989年创刊）均属此类。
同时，在2000年以来十余年的美国政治学年会中，围绕政治学研究方法使用的争论，多次组织主题圆桌论坛，如“政治学方法论与改革”、“改变一切（Shaking Things Up）：政治学未来方向”；以及美国西部政治学年会和中西部政治年会举办的“方法、方法论与改革：定性与解释的方法”、“美国政治学被固化在定量研究中吗”等，形成在专业学科年会中探讨方法论发展的新高潮。到2009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首次资助“政治学诠释方法工作坊”，随后美国政治学会年会中也首次设立“诠释学方法”为主题的分论坛，[14]进一步扩展了定性研究讨论范畴。
这类研究者层面的争论还迅速扩展到政治学的学习者中，虽然学生对研究方法课程的不满是普遍的现象，[15]但此期间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生们首次开始呼吁老师开设定性研究的课程。为了进一步平衡不同方法在学科发展中的使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定性研究方法联盟（CQRM）从2002年开始提供一年一次的定性研究方法培训（目前更名为“定性和多重方法研究中心”IQMMR）；具有四十年历史的耶鲁大学社会与政策研究院（ISPA）也在21世纪初期为研究者和初学者提供年度的田野实验研究培训，这两培训机构的影响力目前仅次于密歇根大学开展的政治社会学研究校级联盟（ICPSR）举办的暑期定量培训。
上述定性研究者推动下、学习者要求下、相关机构培训支持下，自2003起，美国政治学界越来越多的定性研究讲习班开课，越来越多的定性研究文章和专著出版，如《反思社会不平等》、[16]《案例研究与理论拓展》、[17]《改革：政治学研究的反叛》、[18]《让政治学变得重要》、[19]《案例研究：原则与实践》、[20]《定性研究手册》、[21]《公共行政与非盈利部门管理研究方法》。[22]
但一个饱受来自学科内部关于研究方法争论的专业往往造成学习者的不坚定、研究群体的不稳定和研究结果被不同方法拥趸的互相否认，进而导致学科发展的信用、效用危机和市场适应性危机。新世纪以来美国国会议员屡屡动议取消对政治学研究资助，这在许多学者看来即是当前政治学研究方法采用中存在市场化适应不足。正如30年前里奇（D.Ricci）指出：定量研究表面上带来的是政治研究变得更专业化和科学化，但事实则是政治学的悲剧，因为“这将降低政治学作为对当前国家体制和民主价值支持解释功能的发挥，提高公众对政治学的理解门槛”。[23]同时，依赖大量数理模型支撑起来的政治学研究文献导致阅读受众缩减，即为“难以满足现实需求的最好例证”。[24]
（二）政治学研究的外部挑战
政治学内部的学术争论被嗅觉敏锐的政客所扑捉，作为政治学研究重要资助来源的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NSF）屡遭被提议取消的压力，从2009年美国参议院议员科伯恩（T.A.Coburn）提出取消为政治学研究拨款的修正案以来（C.AMDT.2631），多位国会议员提出类似动议。虽然此基金在政治学领域科研资助占其总比重并不高，据高等教育透视（Inside Higher Education）数据，2012年其对政治学的资助金额仅有1100万美元，相比其他生物、航天等资助，可谓九牛一毛，仅占2012年NSF全部拨款的千分之一。1999年到2009年该基金也仅为政治学研究提供9000余万美元，而2008年一年为整个社会科学和经济学领域科研资助额就达3亿美元。即使在所有政治学研究资助中，备受科伯恩诘责的过去十年单项资助额度最大的密西根大学美国国家选举研究[25]项目，拨款也仅为500万美元。但国会议员们认为该研究项目所搜集的选举数据无人问津，对选举的预测和评估更不会得到普通市民的关注，因为人们可以从各种报刊、电视和网络媒体中获得各种选举信息。对此指责，一些政治学者进行了积极的反驳，甚至连并非政治学者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也在《纽约时报》博客中撰文称“这些调查所搜集的数据是无价之宝，科伯恩看法有失客观。而且科伯恩也忘记了美国各类媒体对选举报道恰恰依赖了此类政治学智力资源”。[26]
在各社科领域学者的抗议声中，上述科伯恩修正案于2009年底参议院投票中以36票赞成62反对败北。[27]美国政治学研究暂时取得了稳定财政支持。但在2012年5月审核国家科学基金会2013年财政预算时，美国众议院以218票赞成208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共和党议员弗雷克（J.Flake）提出的针对《商业、公正、科学与相关机构拨款法》修正案（H.AMDT.1094），该修正案明确将政治学研究排除在国家科学基金资助范畴之外。此外，在2013年3月美国预算案争论之际，参议院议员科伯恩再次提出限制国家科学基金资助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修正案，并给出相关政治学研究资助限定门框，即除非该研究议题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才可获得资助。这期间由于奥巴马政府关门等因素，为避免政府停摆，科伯恩修正案伴随美国参众两院为期半年的联邦政府提供持续资助法案表决通过而通过，紧接着2013年7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即取消新一轮政治学研究资助申请。幸运的是在2014年1月通过的新一年度政府预算法案没有关于限制政治学资助的条款，来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政治学研究资助经历短暂的终止后得以重新恢复。
此次美国国会取消对政治学的资助后，受到美国各界广泛关注，虽然更多是对美国国会此举持批评态度。如2012年7月的《自然》杂志认为美国国会存在学科的偏见，[28]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COSSA)，人文协会(NHA)，美国教育委员会(ACE)，美国教育研究委员会（AERA）等均发表声明反对众议院通过取消政治学资助的修正案，甚至连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社会行为科学与经济学部也曾表示反对。美国政治学会更是在其网站专门设置了一个对取
消资助抗议的专栏。[29]其中，彼时的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布雷迪（H.Brady）发表公开信称：“取消对政治学研究的国家资助将削弱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将阻碍对他国政治行为的理解，将失去对公共政策效率与公平的认知，同时也将使得跨学科协作中政治学知识出现短板。”[30]美国政治学者还指出：政治学研究事关国家利益，像诺贝尔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E.Ostrom）就是这个群体重要代表。但也有学者给出相反的声音，如美国政治学会刊物《政治学展望》主编埃塞克（Isaac）教授指出：“虽然大部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政治学研究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如果说这些研究成果能产生学者所自称的那种明显的公共价值效用则无疑是与自己开玩笑”。[31]
简而言之，美国国会中断对政治学资助的提议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同时也是在世界其他国家普遍削减政治学资助背景下发生的，如2012年加拿大就取消了持续40年的旨在促进世界他国学者参与的“理解加拿大”项目资助（Understanding Canada Program）。而诸如政治解释的平庸化、壮大于冷战时期的政治学需伴随冷战结束而结束等削减这类资助理由，[32]其背后的真实逻辑体现有关政治学研究走向和议题选择对现实影响效能张力的激辩，而这恰是由当前政治学方法经历着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非健康分割造成的。
四、政治学研究方法争论与挑战的新认知
不同研究方法取向背景下，定量研究者倾向于聚焦行为层面或较小分析单位的比较，而定性研究者则倾向于宏大历史叙事或制度的比较；同时，决策者认为政治学研究无足轻重难以促进对政治现实了解和政治难题处理，而研究者认为政治学研究关系公众国家认同、制度理解等。这些不同立场下的各说各话，呈现研究中对方法论的盲目崇拜或“方法论误导（Methodological Deception）”[33]带来的议题认知错位，难以适应政治发展现实需求，进而引起当前政治学知识再生困境，理论创新窘境，以及影响力下降和定位模糊的趋势，从2014年最新美国国家科学院（NAS）数据可见，在曾入选或现任的2200名院士及437名外籍院士中，仅有21名是政治学家，[34]远远低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所以，美国政治学会在《21世纪的政治学》报告中才焦虑“新世纪政治科学究竟如何定位”，[35]如何有效履行政治学的使命，解决政治现实问题，将政治学专业知识传播给执政者，让公众认识到政治学家的效用成为未来的重要议题。而更加客观评价不同研究方法对政治学发展的意义，充分认识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差异、不足，则成为破解当前困境和挑战的钥匙。
（一）定量研究的价值和不足
就定量研究方法而言，其意图基于规模样本量分析，展现以下层面的分析价值：探索一
般性普遍问题、验证已知事实或实证概括、开阔新研究空间、探索因果机制、预测事件发生或结果等。其分析结果可靠性取决于模型的解释力、变量的因果关系、统计显著性及数据质量影响。
但也存在不同层次的问题，首先，在跨国比较研究中，定量测量为获得观测因果效应的平均水平，可能存在如“标准化与非标准化系数误用、测量误差和可靠性差异影响、总体误差率及其带来的分析、概念对等性”等问题，[36]因为在比较过程中，学者常假定其观察值与测量值是有效的，却对于测量值的有效性很少探索。
其次，政治学定量研究中数量模型使用已经占据主要地位，但对模型在研究中所扮演的功能和作用认识尚不足；既可能存在“模型的错误设定”，[37]也会在宏观政治过程分析中有以下风险：模型规模（Model Scale，即模型囊括内生性变量的数量，特别是宏观政治过程变迁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如何有效扑捉到相关变量等问题），内生性，持久性（模型中的外生变量可能仅受短期因素影响，还存在若干受到中长期因素影响的变量与其混合作用）和分析结果不确定性（在经济学中存在一般均衡理论、等价物来协助建立方程模型，但政治学显然不存在这些替代指标等）。这些疑问构成社会科学定量研究中固有问题。[38]
最后，数据质量、数据公开和隐私保护依然存在重要问题。如源自学科协调失败或数据测量困境，大量使用的私人部门（如学者个人或NGO组织等）数据存在结构性缺陷：系统性的供应不足、数据生成的系统性无效和数据不透明问题，专业学者如何获得专业数据依然是现实亟需解决。[39]此外，数据的普遍使用既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机遇也带来隐私保护问题，虽然2012年新修订的《美国政治学会政治学专业伦理指南（APSA’sGuide to Professional Ethics in Political Science）》有关数据使用和研究透明度的规定，为数据共享和再验证走出重要一步。[40]越来越多期刊也鼓励或制定政策要求实证研究数据公开以便被再次验证、进一步分析和促进学科发展。[41]但信息收集者和使用者如何平衡数据公开和隐私保护依然有待进一步讨论。[42]
（二）定性研究的价值和不足
定性研究方法核心目标在于对单个样本或独立样本中结果进行解释，倾向于围绕明确理论问题开展研究工作，意图通过案例选取及理论建构达到将政治学理论影响最大化。对于政治现象的解释，定性研究者常以充要条件视角思考因果关系，进而通过因果机制推演来识别自变量与因变量是否存在联系，并常借助比较以探索社会现象对理论发展和政治实践所具有的意义。
但是定性研究方法存在三个显著倾向，即：“对进行一般性概括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