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Goertz&Mahoney）的论文在2006发表于《政治分析》之后，迅速成为该期刊近十年来高引用和高阅读文献之一。更早之前的如雷吉恩（Ragin）在1987年从定性研究者角度出版的《比较研究方法：超越定量与定性的分野》[66]，以及金、基欧汉和韦巴等1994年从定量研究者角度出版的《社会研究设计》等著作在今天也都具有广泛影响，激起关于研究方法多样性探索的新高潮。
恰当的“研究方法融合”将有助于更加全面分析和捕捉研究对象本质。多元方法研究（Multimethod Research或Mixed Method Research）避免单一方法缺陷，通过案例分析、小样本分析，定量分析等路径，增加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应，达到最佳研究效果，扩大不同研究者的视野，有助于打开探索研究对象新因果关系本质的窗口，探索不同国家的共性和差异，克服社会科学研究中“解释性赤字”（Explanatory Deficit）。
其实，多元方法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运动时期，但直到21世纪后才真正的被广为认知。具体而言，当前方法论的融合成果主要有如：系统过程分析法（Systematic Process Analysis）、[67]因果关系重建（Causal Reconstruction）、[68]合成控制法、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有效融合定量和定性优点的“嵌入式分析”法（Nested Analysis）、[69]以及跨国研究中可控性比较(Controlled Comparisons)。
本文将重点解释目前广泛使用的“合成控制法”和“定性比较分析法”。政治学研究中比较单位多被归纳到实体单位，如国家，区域。当分析单位是较少的集合体（Aggregate Entity）时，被比较样本的混合（即合成控制Synthetic Control Method）能比单一样本更易发现比较对象特征。因此，为了克服控制组与研究分析组因非相似性造成的误差，通过合成控制法来构造研究分析组的合理对象，即基于数据驱动合成虚拟组样本来分析研究对象。采用合成控制法合成的虚拟组(对照组)是对所有选用对象一个加权平均，[70]这种方法能够非常明确的显示每一个对照组(选用对象)在构造反事实状态时的贡献，避免把差异较大的分析样本带入试验组，为小样本研究中采用定量推断带来新空间，同时也没有排除定性方法的采用，实现对不同研究方法的有机融合。同时，传统的回归模型所计算的标准差只反映了用微观数据估计宏观效果时的不确定性，是对无法得到的宏观数据一种反映，而合成控制法则克服这种不确定性。[71]
其次是定性比较研究，自密尔（1843）将比较传统引入社会科学研究之后，学者都在追寻比较研究方法的变革。1987年雷吉恩出版的《比较研究方法》提议将布尔代数方法与定性进行融合，汲取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中的优势进而形成“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目前正在被越来越多研究者使用，“谷歌学术”显示雷吉恩所著该书已成社会科学方法论中
引用最多的书，达到3650次。此方法基于不同的编码标准还可以分为三个亚类：清晰集定性比较研究（C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研究（FSQCA），多重值定性比较研究(MVQCA)。[72]有学者总结认为该方法至少基于5种研究目的被使用：[73]最基本的使用目的是简单数据概括挖掘，使用综合方法描述案例。进而反过来用于数据解释、合成以及类型学建构；检验案例分析的一致性，避免逻辑矛盾，确定解释模型中异常现象；检验现有理论；用于评估新的观点或探索现有理论中的未知知识；实现对新理论的再精细化，链接和深化现有理论。到2014年该方法创立28周年之际，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一方面发表论文和专著增多，另外学术领域不断开拓，甚至“从政治学延展到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74]
当然，方法的融合和创新也存在若干问题，如不同方法间差异化的本体论与因果关系概念可能导致融合后的方法并没有降低研究误差，交叉验证也不可行；[75]此外，好的多元研究方法融合要求研究者具有很强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背景，但显然很多学者并不具备此条件。而学科内方法的创新同样也被质疑，类似上述定性比较分析不是认为是严格意义方法创新。[76]所谓方法创新也许是将一种已有方法运用到新的研究情景之中，即跨学科方法的采用或是历史中方法在今日的重新再现，很少有真正学科内生性方法的创新，如借鉴自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实验法即为此类。
六、简短结语及对中国政治学发展启示
上文分析可带来以下三点简短结论。
首先，“不同方法使用者有不同的研究任务和目标”，或者是用不同的研究文化理念来分析同一类社会现象和事件，这时而唤起对宗教的隐喻，有学者在评论该问题时将这比作是对不同神灵的崇拜，[77]也有学者认为仅类似是对“同一神灵崇拜，只是崇拜的形式不同”，[78]所以，“只要有人提及即可引发论战，”即不同方法文化传统中所体现出自身价值、信仰和规范之间的差异，且相互之间表面看似兼容，实则误解丛生，当此研究方法持有共同体的成员向彼方法共同体成员表露观点（无论对错）时，后者可能视之无益，甚至有所轻视。这种表面化的认知和直觉化的评价究其缘由即为上述分析所指出的：对不同研究方法内在价值、问题、差异、最新发展趋势认识不足。
其次，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争论及其对学科发展影响与对联邦财政资助期待构成矛盾。“这种两难的境地，体现在无论是研究方向、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经费”。[79]一方面，方法论的偏好影响到学科研究内容，进而影响到社会对政治学评价甚至国家财政资助；另一方面，国家财政资助又影响到其研究内容选择和定位。这就带来一个不良的学科发展循环，研究者
既不满于研究方法偏好、联邦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也不满于此种研究定位下学科影响力下降和为获得政府资助刻意迎合的研究主题或方法选择的现实。由于获取联邦研究资助是该学科发展的重要指标，并直接影响到学科发展中如研究生入学率、教职人数等一系列指标，加之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相比，长久以来对政治学基础研究资助依然匮乏，学者不得不投向更易获得资助的政治学应用研究，[80]所以也不难理解例如选举行为等应用性研究在20世纪中期普遍兴起的原因了。
最后，研究方法分割导致毫无规则的分支学科发展，使得研究者和学生们难以形成连贯的知识体系和一致性的“科学推理的逻辑”，[81]破坏了基于政治学的“发展规律和历史来构建起的学科体系”。[82]
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发展现状与危机也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虽然近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有关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在中国当前也存在若干不平衡，有学者对8本政治学期刊中涉及亚洲主题的400余篇文献分析发现，研究方法采用上大多为经验性分析和定性分析，研究内容则多以国家为分析单位。[83]这种研究方法偏好当然也是不利于中国政治学进一步发展，以及对中国政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
当前政治学学研究正从少量的稀疏数据分析转变到来源多样的大数据挖掘；从学者单打独斗到大规模跨学科协作，以及类似实验室般的研究队伍建设；从纯粹的学术追求转型对公共政策、商业政策和工业政策等学术领域施加影响。中国政治学处在这样一良好发展阶段，在追求中国政治学研究本土化和国际化双重愿景过程中，研究方法的反思需要从以下方面着眼。
首先，进一步探索不同研究方法对中国政治现实解释的适应性，关注不同研究方法使用的平衡和最新发展。如寻求本土化政治学研究建构过程中，定量研究将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本土化指标建立和研究变量分解，这样既有利于本土化政治概念的诠释，也有利于本行化理论的生成及其与他国学术研究对话；而在追求理论深化和方法创新中，定性研究和多元研究方法则将发挥重要作用，其有助于将中国政治学研究成果纳入政治学学科理论体系，促进中国政治学研究成果的扩散及演化，为他国提供中国经验借鉴。
其次，吸取美国政治学研究中方法论盲目崇拜或“方法论误导”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反思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对其他学科或理工科研究方法的简单复制倾向。如从20世纪90年代对因果关系探索到近年来兴起的试验方法使用，虽然试验方法在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中有着光辉而悠久的历史，但对于该方法外部效用的担忧和实验受体结构特征的限制使得其常被认为是政治研究中“毫无必要的装饰品”。[84]
最后，面对不同研究方法成果，需怀着对“他者”理解和了解的心态看待，探索一相互尊重的对话道路，任何不顾基本研究目标而谴责“研究方法选择”对于学科发展和进步没有任何帮助。正如今天，如果回顾赫世曼（Hirschman）在20世纪70年代政治学行为主义兴起时期对研究方法使用的评价依然振聋发聩，他指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无论是盲目的数字游戏（Mindless Number-working）还是难以自制的盲目理论化（Compulsive and Mindless Theorizing），都容易造成对政治现象理解的障碍”。[85]
可喜的是，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在朝着此方向予以努力，而国内外相关的政治学刊物也极具远见地为这种努力提供知识传播和理论分享平台，体现中国学派气息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影响力正在稳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