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么？这是你姐夫哥李华生。”
“扯谎！”弟弟一本正经、很认真地说：“他们都说李华生又矮又黑的。”
随之，大家发出一阵很无聊很满足的哄堂大笑。 言归正传，我们开始对春明轮番游说，一个个把“新青年”上山下乡战斗队说得天花乱坠，把未来描绘得海阔天空。直到口干舌燥，她就是一声不吭。
最后，春明对我扔下一句话：“我是不会和你下到一起的！”
1975年3月17日，那是一个特别悲壮的场面，万人欢送会场上人山人海，欢呼声和悲嚎声响成一片，我就要登上上山下乡的解放牌大卡车。
在前来送行的亲人和朋友的簇拥下，我看见了泪眼婆娑、远远地站在一边默默注视着我的范春明。
我拨开簇拥的人群向秋走去，她默默无语地把一枝“永久牌”钢笔插进了我的中山装的上方口袋，又将一个精美的塑料日记本放到我的中山装的下方口袋，然后憋着难以表答的千言万语，仍旧默默地凝视着我，我看见眼泪花儿在春明的眼眶里扑闪扑闪着，我掏出手绢想要替她把泪珠擦干，她一把拿过我的手绢自己擦拭着。悠悠地与我对视了许久，然后把手绢揣进了自己的裤兜里。
我知道她的眼神里充满着无穷的深情和万千的期待。我
从军用黄挎包里取出一叠足有十七页文稿纸的诗歌，告诉她：这是你喜欢的高尔基的《少女与死神》，我抄了七天七夜，在走之前送给你。
接着，我头也不回的大踏步地登上了送我远行的上山下乡专车。
二个多月后，我在异地他乡收到了从另一个异地他乡寄来的信。
“华生同学： 你好！ 见字如面。
我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都已奔赴到我们各自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都没有违背高中毕业时的诺言，惭愧的是我没有接受你和宜君、彦怡、立栋的相邀，组建独立的知青小组奔赴祖国更需要的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也没有和你同时登上上山下乡的卡车一起奔赴农村。我后来打听到了，如果我3月17号和你一起走的话，我会下放到和你一个公社的四斗大队，因为我们玻璃厂的子女都下到那儿。
我在你走了一个月后，下放到了澧县彭家厂人民公社的齐心大队。我为什么没有接受你和宜君、彦怡、立栋的相邀？为什么没有3月17号和你们第一批的一起走？其实我就是不愿意和你在一起。
回忆金色的学生时代，有太多的美好故事，也有太多的无奈和教训。你和我都是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干部，我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组长，但我要求入团的上进心一刻也没有中止过。你那么优秀能干，字写得那么好，也写得很美。可结果团组织就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为什么？还不就是同学们老拿我们当笑话，影响了我们的进步？
我不能再因为我的原因，而影响你的进步，也不能因为我在你的身边，影响你的才气的充分发挥。总之是为了你好，我的用苦良心，你现在应该知道了吧。
我们这里挺好，贫下中农很关心和爱护我们。我今天给你写信，是因为我们在收割油菜籽的时候，一不小心把镰刀割在了小腿上，还流了很多的血。贫下中农看到后，马上把我送到了卫生院包扎。不管我怎样要求，他们就是不让我出工。一个人在宿舍里很寂寞，非常想念远方的学友，于是，就提起笔来给你写信。 ………………
华生，你还写诗吧？我是很喜欢你写的诗的，而且还喜欢听你的朗诵。你和宜君写的话剧《志在四方》，同学们看了都非常感动。衷心地期望你继续写下去，在广阔天地里，写出像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那样优秀的作品来。你是能够做到的！
希望能在报刊上见到你的名字！
同学：范春明
于澧县彭家公社齐心大队 1975年5月28日”
难怪她不接受我的邀请，难怪从她家里出来的时候，她会莫名其妙地说上那么一句话，也难怪她孤身一人下放到澧县都不随第一批来石门，原来是她有那么多的顾忌。 拒绝我却是一切都为了我好？我越想越想不明白：女人就像一本读不懂的书，明明心神向往的东西，却总是故作矜持而显得漠视；明明是长久渴望的美好，却又背过身去选择漫不经心；明明喜欢着一个人，却偏偏用伤害予以解读。学生时代的那点破事，为什么总是要困扰我们的憧憬与追求？不就是小河边的漫步被同学告发，草坪上的昵喃被老师知晓？那时候我们都还小嘛，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也才刚刚到了入团年龄，你要团支部怎么关注我们？
我实在弄不清春明的那些莫名其妙和胡思乱想。我最关心最忧虑的是她的小腿怎样了，流了那么多的血，伤口大不大？到底有没有缝针……
知青点的蒋队长用镰刀捅了捅我的屁股：“发什么楞？” 我“哦”了一声，收割菜籽的镰刀却砍在了自己的小腿上。我望着鲜血直涌的小腿，苦涩地摇了摇头：一切都是劫数，一切都是宿命。
再后来，我在湘西的大山里当上了电影放映员，她在澧
阳平原成为了一名乡村女教师。她在信中称我放映员同志，我在信中叫她尊敬的园丁。我们绕着弯儿在情海里荡漾，字里行间却找不出一个哪怕是写错了或者心慌意乱涂抹过的爱字。
直到1977年的农历腊月廿八，我从乡下回到故土，便急急忙忙地放下一担从生产队分来的糯米鱼肉和采买来的乡下土鸡，并从蔸里拿出生产队年终分红的八十多元钱，一齐交到了母亲的手里，然后心急火燎地踩着一辆准姐夫的凤凰126型自行车，径直出了家门。
我从羊湖口一直骑向小渡口，这是市区最大的直径:七里零三分。我渴望着与春明的不期而遇，我的第六感觉显然是准确的。在这七里零三分的土地上，我和她迎面碰到了两次，结果又灰溜溜地两次逃之夭夭。直到第三次直面于无路可逃的小巷里，我涨红着脸、跌跌撞撞地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春明的身边有两个女知青战友，见此情况很“懂味”的就走开了，只留下我和她尴尬的对视着。那天虽是冬末，其实还是很暖洋洋的，我很是莫名其妙的盯着她身上那件臃肿得令人诧异的小花棉袄欲言又止。
春明窘了半天，吞吞吐吐地说：“过两天我到你家，正月初二你到我家里来。”
然后，她便逃也似的追赶那两个女知青战友去了。 那一天是腊月廿十八，我始终没弄明白：过两天究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