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这是十分可笑的。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治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治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同时，从根本上承认了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治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当前我们讲义，不再是脱离实际历史条件的治理思想，也不再是与利的对立，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 五重均同而轻个性的偏向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西方治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虽然处处讲人，但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在均同思想影响下，总体是神圣的，至高无尚的，个体则是卑微的，微不足道的。这种总体对个体的排斥，构成了中国儒家治理思想的本质。在企业治理上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企业治理思想上，我们曾经偏重于那些重总体，轻个体的学说。比如：建国后，重视对原苏联治理思想的引进、吸收和探讨，而这种治理思想的一个特点是维护了一种总体至上的观念。反之，对西方国家比较强调个性和个人积极性的治理思想，弃之不顾或否定批判。
其次，企业在治理制度和方法上趋于共同，缺少特点。从前，由于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不是独立自主经营的法人实体，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因此，国家的方针目标就是企业的方针目标；国家的价值观念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念；国家的治理文化就是企业的治理文化……所有企业同遵一旨，同出一源。
第三，在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上，铁饭碗、大锅饭至今仍是个别企业改革发展的阻碍。具体表现就是讲攀比，不讲竞争；讲均同，不讲贡献；讲公平，不讲效率等等。长期以来这种求和去异的儒家治理思想，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顽固地保护着人们的心理长城。
第四，以往在企业职工个性上，共同性胜于非凡性，群体性高于个性性。使职工个性长期处于抑制和闭锁状态，个人需要绝对服从集体的利益，排斥任何做法的个人主义。其结果，使一些企业失去了生气和活力。
六重生产而轻流通的偏向
在中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下，中国的儒家治理思想长期以来重农轻商，在治理上明确提出了农本工商末、“工商众则国贫”的口号，这种治理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障碍极大，影响极深。它使中国历史上的流通领域长期处于闭塞和萎缩状态，无法对生产产生促进作用。
七重伦理而轻科学的偏向
中国儒家治理思想是以政治伦理为本的。因而历来不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它们认为人是最根本的东西，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忽视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在儒家治理思想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即主体人格的确立比知识的获得更为重要。治理伦理为质，治理知识为量，这种重道轻艺的倾向，使科学技术多高明也只是粗迹，不懂不为耻。而“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最有价值。这种儒家治理思想和行为的畸外形态，阻碍了寻求科学真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 八重传统而轻变革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治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治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反传统倡革新的思想家和勇士，他们的治理思想也产生过广泛影响，但最终多被儒家治理思想吞没。其根本原因是：首先，当维新者在治理意识上起来反传统时，却又常无意识地停留在传统之内，传统意识潜移默化地决定着他们的思考方向和界限。如：康有为从反孔到尊孔，章太炎从反儒到护儒。其次，历史上多次革新实践，革新者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继续传统者。商鞅、王安石、谭嗣同等许多闻名改革家的结局告诉人们，宁求稳健而不务革新，可能是较明智的选择。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治理思想和行为。从反
到护，反则必险护则相安的历史教训和结局仍在一些企业的改革实践中重演。
儒家文化在企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企业应该利用儒学中好的因素管理企业，让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儒家的精髓是叫人怎么做人和怎么治人。想必治人、治家、治企业、治国应该都在可以遵循儒家的精神。如果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抛弃了这种精神，你的企业就不会成为一个有灵魂有作为企业。儒家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在全球都是应该学习并加以运用的。套用过去一个词来形容儒家学说和中华传统道德观念，就叫“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如此，美国如此，全球人都如此。因为，那是做人的基本底数，是根本。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历史的产物，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所以就要以宽阔的胸怀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又要使儒家文化的优秀部分得以发扬光大，并且走向世界，为当代世界科学文化和管理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当今经济科学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儒家文化必然会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越来越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