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等现实证明了传媒业者所存在的媒介素养严重缺失问题。
“舆论领袖”在传播过程中扮演着半个职业化传媒业者的角色，由于网络舆论对领袖的阶级出生没有限制，他们遍布于社会的任何一个阶层或群体中，具有一定的媒介知识但又专业性不足；他们扮演着信号放大器、意见流向调节阀等角色，对媒体的建构功能缺乏理性认识。舆论领袖差强的媒介鉴别能力使其对媒介市场化经营导致的群氓现象缺乏起码的警觉。网络的赋权使他们对社会热点事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操纵网络舆论朝着某个预先设定的轨迹运转。舆论领袖若没有严谨的道德管束，表露的多是肆无忌惮和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他们是否遵循媒介的“游戏规则”，意见表达是否准确，直接影响着公众群体的意见指向。
3、公众舆论
1）公众的群体属性及社会心理
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恰如其分地解析了公众的群体属性和社会心理。公众本身与其所描绘的囚徒极为相像。身为广袤宇宙中渺小的个体，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使得公众内心深处隐藏着某种生存的焦虑。加之综合素养能力的缺乏使他们思考问题的立足点偏低，视野较为狭隘，普遍存在盲从效应、具有情绪化、轻信易被煽动、缺乏集体理性的特征。网络的隐匿模式更易使公众在暧昧的个体身份状态下迷失，在这个“观点自由的市场里”，自我约束感丧失并沉湎于一种“罚不及众”的群体心理。还有就是公众出于恐惧被孤立或被排斥的心态，于是当个体的意见从属少数群体时，便不言明自己的立场，乐于追随群体意见，被群体同化失去本我价值，游离在自我放逐的粗鄙与庸俗之中，形如一幅“沉默螺旋”的浮世绘。此外、公众群体意识惯有的“罗宾汉情结”也不可避免地揭示了其行为非理性的躁动与喧嚣。
2）“知识沟”差距以及数字鸿沟的接入使用
首先，在“知识沟”理论中，获取媒介信息和知识的速度取决于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当媒介流量持续扩充时，公众的信息储备、态度选择、传播技能等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渗透、制约，生成了“知识沟”的宽窄和深浅。从现有公众的经济收入，职业教育等情况来衡量公众的社会地位，不难看出公众群体在信息接触、理解和记忆等方面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公众在接触和行使媒体的权利方面也存在着不平等。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教育程度和职业生涯相对较好，他们具有较强的理解和阅读能力，见多识广有益于对公众事务或知识的汲取，是以社交范围也会越广泛，如此循环往复获取媒介信息知识就越快，媒介使用能力也就越强。其次，公众对信息的屏蔽过滤和选择性接受也是知识沟变宽，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由于公众群体的社会属性，群体往往过滤少数人持有的信息而优先选择多数人拥有的信息；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差异无形中也决定了其媒介使用能力的高低，折射出个体会自觉弱化自我意识，本能选择与传播感性信息；总之，无论是对信息的屏蔽，还是选择性接收、不对称传播，都会加剧信息的异质和选择性偏差，妨碍公众做出准确判断。此外、数字技术分布和应用不均衡等特性，构成了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在接入新媒体时的“接入沟”，和使用新媒体时的“使用沟”。“接入沟”和“使用沟”的差距越悬殊“知识沟”的差距也越大。上述各种因素很容易形成桑斯坦所焦虑的“信息茧房”和“群体盲思”，最终引起网络舆论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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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范。显然知识和新媒体技术业已成为涵化媒介素养的基础变量。
三、网络舆论群氓表征下媒介素养的构建
1、构筑良性的媒介生态环境
移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技术傲人的架构性能和以SNS、微信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蓬勃发展，对媒介生态环境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如何搭建一个能让公众自主参与、创造和分享信息内容的自治舆论平台，使公众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见解和评价趋于理性、客观、公允，从而减缓网络舆论群氓现象的负面影响，不断完善和拓展社会网络和媒体的形态与功能是一项非常必要的举措。
1）重塑社会网络的人文精神
社会人文精神是对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超越性追求，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综合映像。它形塑着社会的精神风貌、革新着公众的生活态度、思维范式和价值观并创造了新的认知模式；简而言之，它反映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的演绎变迁，一种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人际传播的另类回归。因此只有与时俱进、充分调动意识形态的资本魔方，填补文化差异的数字鸿沟，才能重建社会人文精神的文化取向和价值理性，使人文精神达到尊重差异与包容多样的辩证统一；才能健全网络舆论的过滤性机制，盘活媒介资源与个性化信息的价值存量，终使媒介素养教育蔚然成风。显然推行媒介素养教育是孕育人文精神底蕴的内在要求。
2）助力新老媒体的竞合共赢
新媒体“去中心”又“再中心”等自身的特性削除了公众抒发自我的顾忌，塑造了公众各具差异的意识，使舆论领域更为灵活、机动。以协同和开放为基本理念的社会化媒体在网络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减压阀的作用。完善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机能，打破陈旧的文化隔阂，强化网络舆论系统自组织性使传播主体高效联动、优势互补；在共享中互动并容忍各自的文化取向和差异、尊重个性发展进而趋向网络传播的有条不紊。
首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要摒弃成见，实现媒介资源的深度融合，打通两个“舆论场”，达成多元共识的转型思路；通过新老媒体的体制创新合作，扬长避短，提升自身媒介素养，搭建开放包容的用户服务平台，促使传播主体有序互动，实现利益共享，竞合共赢。其次、宣扬科学理性的媒介素养内容；保障公众相应权利和信息的公开；增强与公众的交流意识和能力。利用大数据技术作支撑密切关注网络舆论的动态，注重舆论的引导，梳理均衡网络意见，及时化解舆论群氓负面倾向，做到防患于未然。再次、媒体要精准定位做好转型升级；克服固有缺陷增强综合竞争力；排斥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平衡商业利益和媒介责任感；提高把关意识和舆论监督水平；建立合理的协同机制，不妥协于经营的压力，不为经济利益所驱使，抵制庸俗化、娱乐化倾向，规避网络舆论的负面风险。
2、拓展传媒业者媒介素养的新境界
传媒业者自身的媒介素养决定着传播信息的质量，影响着公众对媒介环境的认知，所以传媒业者需要改变原有思路和工作模式，不断拓展，磨砺媒介辨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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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能力和大数据思维，以适应新媒体时代“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多元发展格局。
1）提升对媒体的识别、运用技能
在媒体大众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冲击下，新媒体技术已独步互联网天下。提升传媒业者的媒介理论知识、协调整合能力和思维模式等媒介使用能力迫在眉睫。传媒业者只有掌握过硬的专业技能，才能见微知著准确把握社会动态，娴熟运用大数据技术对于焦点事件的走势做出预测，才能准确把握社会事件的新闻价值，对复杂的问题或事物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和判断，继而驾驭全局。
2）弘扬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传媒业者的媒介素养影响着媒介市场大局，关乎社会的未来。提倡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伦理尤为重要。传媒业者只有不唯权是从，维护起码的道德伦理底线，才能够捍卫媒体的公信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媒体的生存之本。
首先要恪守职业伦理道德和加强社会责任感，重申媒体工作纪律，避免滥用媒介资源，才能不辱传媒业者的使命。其次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实现传媒约束机制的改革创新。找准市场定位占据舆论制高点，深入分析舆论形势，严格自律，正确引导舆论，自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进一步提升自身媒介素养。
3）扶持“舆论领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舆论领袖拥有相当数量的粉丝和声望，他们的言论或转发可能会掀起舆论的狂潮，因而他们必须具有责无旁贷的社会使命担当。只有提高舆论领袖的文化层次与媒介素养，增强其对媒介的敏感度和责任道德理性；才能挖掘出舆论领袖独有的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其舆论中介、信息过滤的功能，对所传播的信息权衡利弊正确解码，才能引导网络舆论从杂乱无章的非理性走向理性。
3、推进公众媒介素养的社会化历程
全媒体、大数据即时语境下，鉴于传播主体的泛化和传播权力的分散，公众不再只是信息的消费者；随着其“生产者”角色的日益突出，公众所欠缺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经验，使得舆论平台上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群氓等现象常常相生相息。如何获得有效信息、通过公共话语空间进行理性表达与交流。网络社会对公众甄别、处理信息的能力提出了更新、更远的要求；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成为当务之急。
1）深化公众综合素养和自律意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养成公众在鱼龙混杂的信息中筛选、辨识、分析与判断信息的能力以及法律责任和自律意识是一个累积、沉淀、再累积再沉淀的反复酝酿过程，不是立竿见影的。
首先、着眼长远发展，建立全方位互动型的媒介素养教育模式是重中之重：一方面，加强科学文化和道德伦理教育方面的师资培训，利用学校对未成年人进行专门的综合素质教育；另一方面，开展对成年人媒体素养教育的普及型培训，把媒介使用能力的教育落实到社区的各个层面，塑造公众媒介理念和思维，完善公众的知识结构，树立批判意识，正确认识网络媒介，理性行使话语权，提升公众的网络媒介素养。其次、通过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倡导道德伦理规范，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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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约束力与伦理道德的劝诫有机结合起来；统合网络传播的权利和义务观念，培养公众的法治思维和理念，引导公众从无组织状态向尚德守法的自律转变，这不但有利于强化公众的法治自律意识；也是推行网络法冶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
2）培养公众社会参与、协作的自组织能力
网络舆论所展示的开放、非均衡性等特征具有“自组织”应具备的各项条件。其系统所形成的“自组织”，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自动实现从无序到有序或从较低级有序到较高级有序进化的优化协同机制。换而言之，在有序的传播过程中，身处协作系统中的公众，其认知和行为理应会随着信息的传递做出相宜的调整，由最初的简单、偏执甚至错误逐步过渡到清晰、理性认识其动态规律乃至相对细致、准确地把握网络舆论复杂、多变的演化阶段；而公众媒介素养的普及提升，恰好是井然有序传播的前提。实践经验证明，只有网络舆论系统自组织机制日趋完善，才能更好地督促网络媒体的自我修正与进化。
四、结语
互联网尤其是社会化媒体刷新了公众获取信息和使用媒体的习惯，给公众提供了一个释放个性，展现自我的“公共领域”平台。媒介信息对社会现实的再架构及其特有的商业内涵和审美价值观等无时不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网络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思维方式、文化修养等。在新媒体交互分享语境下，倘若网络舆论为非理性的意识形态怂恿，势必会助长网络舆论的盲目、偏激甚至受少数人的蛊惑而沦为群氓迷失的工具。如果想规避新媒介技术所带来的各种舆论风险，媒介认知能力和运用技能等媒介素养的培育是举足轻重、动关舆论传播大局的。 普利策曾经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引领媒介潮流的传媒业者自身的媒介素养直接关系到媒介传播的内容，左右着社会这条船上的公众的媒介素养。传媒业者需要从铺天盖地的信息中挖掘、汲取提炼信息的潜在理性价值，为公众树立评判事物和行动的标杆。而公众的媒介素养尚处于萌芽状态，培育公众筛选、解读和评估信息等能力，以弥补公众在媒介知识和媒介技能上的不足，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因此，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打造中国梦的今天，媒介素养的普及教育应摆上日程，势在必行。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学习、锤炼对媒介内容的辨识能力，提升对媒体的批判自主能力；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渐进、内化涵养的过程，必须辅以法律的外部控制和道德的内在约束，才能溯本清源、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化进程；这是一条修罗之路，需要仰仗媒体、传媒业者和公众等方方面面的共生共建。
注释：
①张洋：《“两个舆论场”共识度增强》[N]，人民日报， 2014.12.26 ②[美]詹姆斯?波特：《媒介素养》（第四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p4 ③[英]大卫?布金汉姆：《媒介教育：素养、知识与当代文化》[M]，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3，P36 ④白传之、闫欢：《媒介教育论：起源、理论与应用》[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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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美]凯文?凯利: 《失控》[M]，新星出版社，2010.12，电子版2.2，P52 ⑥[美]埃里克?奎尔曼：《颠覆：社会化媒体改变世界》[M]，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12，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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