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名词解释
1、 学在官府 “学在官府”，又称“学术官守”，是西周教育制度最重要的特征。西周统治者明确规定，教育机构必须设于官府之中，学术和教育为官方所把持，国家中有文字记录的法制规章、文献典籍以及祭祀典礼用的礼器全部掌握在官府，普通百姓根本无法接触，造成“惟官有书而民无书，惟官有器而民无器，惟官有学而民无学”的现象。其重要标志是官师合一、政教一体。官师合一，即官吏既有行政职责，又有教学的任务。政教一体，即当时教育机构与行政机构尚未分离。 2、 六艺教育
六艺教育即以“六艺”为基本教育内容的教育，起源于夏代，商代有所发展，西周在继承的基础上，又加以发展和充实。“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具体可分为，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
礼乐是六艺教育的中心。礼乐密切结合，“乐所以休内也，礼所以休外也”，作为统治阶级，礼乐必修。礼的内容很广，凡政治、伦理、到的、礼仪皆属礼，以至社会的方方面面不能没有礼。乐的内容包括诗歌、音乐、舞蹈。乐教是当时的艺术教育，具有多方面教育功能。 射是指射箭的技术训练。御是指驾驭马拉战车的技术训练。
书指的是文字，数指的是算法。书数是文化基础的知识技能，作为“小艺”，安排在小学学习。大学比小学的程度提高，学习的课程内容也有变化，大学列入计划的是《诗》、《书》。 3、 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国的一所著名学府，是百家争鸣的中心与缩影，也是当时教育上的重要创造。稷下学宫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历史影响。 历史条件：时代发展，统治者变革需要，网罗人才；齐国经济条件；养士之风 性质：官家举办而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学校（二重性）；集讲学、著述、育才活动于一体，兼有咨议作用的高等学府
特点：学术自由（自由辩论；不治而议论；学无常师）；待遇优厚；管理规范（历史上第一个学生守则《弟子职》）
历史意义：学术发展；古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精神；出色教育典范 4、 “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有教无类”，意思是指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它作为私学的办学方针，与贵族官学的办学方针相对立。官学以贵族身份为入学受教的重要条件，以此保证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有教无类”打破了贵贱、贫富和种族的界限，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5、 学而优则仕
孔丘提出由平民中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君子，这条培育人才的路线，可以简括称之为“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此话虽为子夏所述，但确实代表了孔丘的教育观点。 “学而优则仕”，把读书与做官联系到了一起，做官成为人们学习的动力，这一口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和笼络人才的手段。
“学而优则仕“口号的提出，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了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学而优则仕”与“任人唯贤”路线配合一致，为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准备条件，它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反映出了一定的规律性，直到现代还有实际意义。 6、 《大学》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是儒家重要典籍之一。《大学》是儒家学者论述大学
教育的一篇论文，它着重阐述“大学之道”——大学教育的纲领，被认为与论述大学教育之法的《学记》互为表里之作，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和人文色彩，表现出较强的逻辑性。经宋代朱熹整理，被列为“四书”之一。 《大学》提出的教育目标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称为“三纲领”：第一条重在修己；第二条重在治人；第三条是最终目标。这是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最明确的概述，称为中国封建教育的基本纲领。为实现大学教育的三个目标，《大学》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步骤，朱熹称为“八条目”。修身是中心环节，指人综合修养过程。格物致知被视为“为学入手”、“大学”始教“，这一阶段着重于对客观准则的体会和把握；诚意、正心则更进一步，深入到人的意志和情感中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个人完善的最高境界。
《大学》的特点首先在于强烈的伦理性和人文色彩，无论是作为大学之道的“三纲领”还是教育内容的“八条目”都着眼于人伦，以个人道德和社会政治的实现为目的，表现出了较强的逻辑性。八条目前后相续，逐个递进而又相互联系，体现了过程与效果的统一。 7、 《中庸》
《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篇，主要阐述了先秦儒家的人生哲学和修养问题，提出了“中庸之道”，与《大学》互为阐发，亦为“四书”之一。它的基本思想是发挥儒家折中调和的思想，即中庸之道。提出“尊德行而道问学”，初步接触到思想道德品质的形成与掌握文化知识的关系问题，认为二者是相依并进的，这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论述主要问题有： a. 性与教：“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首先指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本质，
率性就是要遵循人的潜在的善，使之得到发扬和扩充。其次，认为人性要得到保存和发扬就要靠教育。 b. 中庸。《中庸》进一步对中庸思想做出了阐发，其意为既无过，也无不及，不偏不倚，
“两端执其中”。《中庸》还赋予了中庸以“中和”的新意。中庸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在此是一种道德修养，为人处事的准则和方法。中庸的准则要求人们行事最大限度的妥协，这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
c.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在此把学习过程概况为学、问、思、辩、行这五个步骤也是前后相续的， 也是对先秦儒家的学习过程的发展。《中庸》的基本精神和《大学》是一致的，即要从人的天赋善性出发，借助学习与修养，充分发挥这种本性，又进而由己及人。
d. 提出了两条教育途径。其一是发掘人的内在天性，达到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这就是“自诚明，谓之性”，或称“尊德性”。其二是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求知，以达到人的内在本性的发扬，这就是“自明诚，谓之教”，或称“道问学”。 8、 《学记》
《学记》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是中国教育史上和世界教育史上一部最早、最完整的教育专著，因此被人称为“教育学的雏形”。一般认为它是思孟学派的作品，大约成文于战国时期，是先秦时期儒家教育和教育活动的全面总结。《学记》主要论述教育的实施，其着眼点偏重于教育过程内部的关系，涉及教育作用、政策、制度、方法等各个领域，首次从理论上对教育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总之，《学记》对有关教育学的基本问题，都有精辟的论述。 a. 教育的作用和目的。《学记》本着儒家的德治精神，首先看到教育的社会政治作用，把教育视为政治的最佳手段，提出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的思想，表现了对教育作用与目的的基本看法。其次是它看到了教育对个人发展的作用。《学记》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为喻，指出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b. 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学制（中央到地方的学制系统）与学年（两段、五级、九年）；
视学与考试；教育教学原则（教学相长，尊师重道，藏息相辅，豫时孙摩，启发诱导，长善救失） 9、 太学
兴办太学是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政策的重要措施。太学是官学中级别最高的学校。太学是世界教育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由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官立大学。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为博士设弟子，标志着太学的正式设立，同时也意味着在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汉代太学初建时只有博士弟子50人，此后太学规模不断扩大，东汉时盛极一时。汉代太学的教师称为博士，博士的首席在西汉时称仆射，东汉则改为博士祭酒。两汉对太学生的称谓有“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太学生”等。博士弟子来源有二：一是由太常选拔京都或京郊内年龄在18岁以上、仪状端正者50名，作为博士弟子，即正式的太学生；另一种时从地方上（郡、国、县）选择，标准时“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选送京都太学，“得受业如弟子”，这是一种非正式的特别生。
太学时统治阶级培养人才的机构，教育的大权为朝廷把握，利用这一手段进而控制着学术，这是地主阶级在政治是走向成熟的标志。 10、 设科射策
太学的考试基本上采用“设科射策”的形式。“策”是指教师（主考）所出得试题。“射“是以射箭的过程来形象描写学生对试题的理解和回答过程，正如王充所说：”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科”即是教师（主考）用以评定学生成绩得等级标记，从优到劣依次分为甲科、乙科（有时也分为甲乙丙三科或上等中等下等等）。学生所取得得成绩是授官的依据，通常甲科（上第）为郎中，乙科（中第）为太子舍人，丙科（下第）为文学掌故。西汉一年一试，东汉则基本两年一试。社科标准最后完全以通经多少为依据。 11、 科举制度
科举制产生于隋朝，发展于唐朝，试历代封建王朝借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是由察举制演化而来的，在吸取察举制历史经验得基础上，经过一定的调整改进，最终形成科举考试制度，中国考试制度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科举考试制度的特点是：个人自愿报考，县州逐级考试筛选，全国举子定时集中到京都，按科命题，同场竞技，以文艺才能为标准，评定成绩，限量选优录取，以这种方式方法选拔国家官员。
科举制度是一种选官制度，它破除了士族豪门对政权的垄断，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使原来封闭的政权向庶族士人开放，扩大了封建政权的社会基础。 12、 庆历兴学
范仲淹在宋仁宗庆历四年主持的兴学运动，史称“庆历兴学”。内容有三： 一是普遍设立地方学校。
二是改革科举考试制。规定先策，次论，次诗赋，罢帖经、墨义；士子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以晓析意义为通；史科取其明史意而文理可采者；明法科试断案。 三是创建太学，运用苏湖教法。 13、 熙宁兴学
宋神宗熙宁年间由王安石主持的兴学运动，史称“熙宁兴学”。措施有四： 一是改革太学，创立“三舍法” 二是恢复和发展州县地方学校 三是恢复和创设武学、律学和医学 四是编撰《三经新义》作为统一教材
此外，王安石还主持了对科举考试的改革。根据他的建议，熙宁四年二月，正式下令飞出明
经诸科，进士科罢诗赋、帖经、墨义，试以经义、论、策。 14、 崇宁兴学
宋徽宗崇宁元年蔡京执政发起的兴学运动，史称“崇宁兴学”。主要内容有五：一是全国普遍设立地方学校；二是建立县学、州学、太学三级相联系的学制系统；三是新建辟雍，发展太学，在太学实行“三舍法”和“积分法”；四是恢复设立医学，创立算学、书学、画学等专科学校；五是罢科举，改由学校取士。 15、 三舍法
“三舍法”是王安石改革太学时的一条重要措施，主要内容是：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三个程度不同、一次递升的等级。学生初入太学居外舍，学习一年，考试合格者升内舍；内舍学习两年，考试合格者升上舍；上舍学习两年，考试合格者任以官职，即不再经过科举考试而是直接授予。“三舍法”是在太学内部建立起来的严格的考试制度，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太学的教育质量；同时又将上舍考试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融养士与取士于太学，提高太学的地位。“三舍法”是对中国古代大学管理制度的一项创新，不仅对宋朝的学校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其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16、 苏湖教法 “苏湖教法”是北宋胡瑗在苏州和湖州任教时所创的教学方法。胡瑗在苏湖两地进行教学时，改变当时崇尚辞赋的学风，转而重经义以及时务，在学校中设经义斋和治世斋，根据学生专长和爱好分斋而教。经义斋学习“六经”，治世斋学习治兵、水利、算数等，使学生各择一专业再兼学一专业。教学方法也与传统的死记硬背不同，而是以明体达用，培养有实际才干的人才为目标。胡瑗这种“明体达用”的教育主张，受到范仲淹的赞赏，遂再庆历兴学期间，诏请“下湖学取胡瑗之法以为太学法”。苏湖教法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分科教学，而其开了主修和辅修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极大。 17、 六等黜陟法 “六等黜陟法”是清朝针对地方官学生员的管理建立起来的生员定级考试制度。学生的考试成绩分为六等，有相应的奖罚措施，一等补廪膳生，二等补增广生，三等无奖无罚，四等罚责，五等降级，六等除名。其基本特点是对生员实行动态管理，生员的等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学业成绩或升或降。把生员的等级与学业成绩紧密挂钩，有助于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六等黜陟法”是在明朝“六等试诸生优劣”的方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比明朝的方法更为周密、成熟，也更为有效，可以说，这是清朝在地方官学上的一个重要创新。 18、 监生历事
“监生历事”是明朝国子监的一种教学实习制度。历事指到监外历练政事，其中“事“指”吏事“，规定国子监生学习到一定年限，分拨到政府各部门“先习吏事”，以锻炼和考查其政务才能。考核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中下等者仍历一年再考；上等者依上等用；中等者不拘品级，随才任用；下等者回监读书。除了中央政府各部门外，历事监生也被分派到州县清理良田、督修水利等。明朝监生历事制度可视为中国古代大学的教学实习制度。使学校培养人才与业务部门使用人才制度直接挂钩，有利于促进学校教学，提高人才素质。 19、 书院
书院使我国封建社会自唐末以后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在北宋到清代这一时期，在政治上和教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起过重大的作用。
书院始于唐朝，有两类：一类为中央藏书机构，另一类为个人读书治学之所。书院唐末萌芽原因：官学衰落，士人失学；我国私人讲学的活动源远流长；佛教禅林的影响；印刷发达，书院的兴盛和宋代的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是有密切联系的。唐末因官学衰落，在佛教禅林的影响下，书院出现授徒讲学活动，成为新的教育组织形式，但书院作为教育制度的形成和兴盛
则在宋朝。
宋朝实现国家统一后，统治者定下“兴文教”的策略，最初急功近利，只重科举，忽视观雪，书院便乘隙而强，既满足了读书人的求学要求，又为统治者解决了一个社会问题。当时社会环境安定，也为书院的出现提供了发展空间，宋初出现六大书院：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嵩阳和茅山，这些书院先后受到朝廷褒奖，或赐院额，或赐书，或赐学田，甚或兼而有之，社会影响较大，因而著名。
南宋重科举，学校有名无实，理学成熟，闽学、湖湘学和心学等学派勃兴。各派大师讲论自己的学术主张，积极创设书院，书院发展达到极盛。南宋书院发达与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有密切关系。他呈报朝廷，请求修复，自任洞主掌教，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南宋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已经确立，它促进了南宋理学的发展和学术文化的繁荣，但官学化倾向已经出现。《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体系的书院学规。
元朝对书院采取保护态度，书院数量更多，总计有408所，但官方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书院渐失其淡于名利，志在学部修身的初衷。元朝书院以儒家经书和理学家著作为教材，还教授其他学科，如医学、数学、书学和蒙古学等，颇具特色。宋元书院对当时的文化教育和理学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0、 《白鹿洞书院揭示》
南宋淳熙六年，朱熹知南康军，呈报朝廷修复白鹿洞书院，自任洞主掌教，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其中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的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揭示了教育的宗旨，展示了人们为学的方向，提出了修身、处事、接物的基本要求，作为实际生活和思想教育的准绳，这样就把世界观和政治要求、教育方向以及进行学习修养的途径都结合起来了。内容包括一下五个方面。
一是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二是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三是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四是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五是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21、 朱子读书法
朱子读书法指的是朱熹去世后，他的弟子们人将朱熹关于读书的经验和见解整理归纳成的六条方法。具体内容指：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咏，且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 22、 “随人分限所及”
在如何进行教学上，王守仁提出了“随人分限所及”的教育原则。所谓分限，是指学生的认识水平和限度。他认为，儿童时期是人一生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儿童的身体、智力都处于形成过程中，有其独特的年龄特征。因此对儿童的教学必须依照这一状况，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来进行。他把这种量力施教的思想，概况为“随人分限所及”。他还认为儿童教学“寿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因此，教学应该留有余地，使儿童不会因学习艰苦而厌学，而乐于接受学习。
“随人分限所及”包含两层意思：对不同的人来说，因材施教；对每个人而言，循序渐进。 23、 “公其是非与学校”
黄宗羲提出了具有近代色彩的民主教育思想“公其是非于学校”。这种教育思想集中反应在《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他认为学习不仅应具有培养人才改进社会风俗的职能，而且还应该在学校中由大家共同来议论国家政事之是非标准，将学校办成监督政府、指导舆论、代表民意的机关，树立“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的新观念。这是他对于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独特贡献，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辉。这种性质的学校，其实已经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议会相近，可以说是近代议会思想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