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卷第1期2010年2月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HEN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SOCIALSCIENCE）Vol.28No.1Feb.2010 【经管索微】
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及其在华实践 郭朝蕾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16）
要：作为社会的团体公民，公司的生存需要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其社会责任应远远超出狭义的经济
责任和法律责任。但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执行低于母国的社会责任标准，其对社会责任的选择并非源
而是在各方力量博弈中，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一个均衡的结果，即在企业社会责任压于道德的高贵，
力与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冲突中实现均衡。欲使跨国公司走出道德变异怪圈，必须要求其调整利己“底
，让中国也能分享利益。线”
关键词：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劳工维权中图分类号：F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910（2010）01－0066－04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上其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升，
的急剧增长，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跨国公司的发展对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
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张甚至改变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
观念，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经济和社会进步。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活动也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以致人们称其为“福祸兼。在不少人看来，备的经济怪兽”跨国公司为其经
商业贿赂、隐瞒商品济利益不择手段：破坏环境、 缺陷和误导消费者乃至残酷剥削发展中国家工
人，以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受到“赚取工人血汗钱”的指责，因此跨国公司的“社会责
（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CSR）问题逐任” 渐受到各国重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劳 消费者团队、人权组织和环保组织等NGO工组织、
组织相互协同，发起了一场遍及世界的CSR运动。 这些只能称之为开启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 先河。
1953年，应该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登堂入室的开山之年。霍华德·R·鲍恩出版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书，企业社会责任才真正走进 ，“公司社会责任就是企人们的视野。在鲍恩看来
业追求的政策、执行的决策、遵循的准则都要与社［1］ 。人们将鲍恩称之为会的目标和价值相一致” “企业社会责任”之父，是因为在他对企业社会责
任的论述中，首次将企业家所采取的政策、决策、准则与社会目标和价值联系在一起，系统地论述
初步显现了企业社会责任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式。否则，我们将难
以想象为何此后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进入“百家争鸣阶段”。自此开始，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公司社会回应”、“社会问题”—研究分别经历了 “公司社会表现”—“企业公民”和“可持续发展”
等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推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更成为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尽管迄今为止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探索已近百年，而企业社会责任的践行也有数十年之久，但至少在学术层面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理解仍多有 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研究更是多有纷争。歧义，
对企业社会责任争论的梳理发现，所有争论都集中在什么是公司社会责任及其所涵盖的范围方面。社会责任过去叫做Noblesseoblige（高贵责任）。自1950年以来，这一概念被广泛运用于哲 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 欧利文·谢尔顿在其《管理的哲学》一书中，
“企业社会责任”率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也有学者认为美国的克拉克1916年就已对企业社会责任
给出了最初定义。20世纪30年代，一场“哈佛争“企业的受益人”、“企业家责任”论”就等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所有 收稿日期：2009－09－29
基金项目：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V0757－102）作者简介：郭朝蕾（1978－），女，河南洛阳人，讲师，博士生。 第1期郭朝蕾：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及其在华实践 ·67·
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甚至美学方面
。“社会责任”研究被引入企业经营行为研究之后，便代表了企业行为的一种高尚方式，一种社会责任感。然而令人棘手的是，企业到底应该承担，“公司哪些社会责任？在米尔德·弗里德曼看来惟一的任务就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追求利润最大 ，“利润最大化就是公司社会责任的应有之化”而，“争取利润是公司的社会责任，义”如德鲁克所言这个责任是绝对的，是不可放弃的，私益与公益是。不过在另一些学者看来，一致的”利润最大化仅只应是公司目标之一，公司作为社会体系中的一员，所承付的不仅是股东利益，所面对的还有多样化的不同利益群体，而其中的相关利益群体同样会对企业的生存产生重大影响，尤其进入“公司公民”时代更是如此。
于是，公司社会责任在20世纪70年代被认为是企业在面对社会压力时采取何种行动和策略进行应对；还有学者认为公司应当直面劳动者权益、环境保护和产品安全等相关社会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公司社会责任进一步扩展为经济责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显然这一定任、 公司文化和社会影响等义包含了公司社会责任、
方面内容。这无疑意味着，公司的社会责任不仅而且还负有超越这些义负有经济与法律的义务，
“公司公民”在的务的责任；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 1999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一个被语境下，
，“公司通过核心业务、普遍接受的看法是社会投
。这资、慈善项目以及公共政策为社会作出贡献”无疑是将公司社会责任延伸为公民观下的公民对
社会的义务，重新界定了公司与社会的关系。所以，弗兰克的“三重底线”即公司应兼顾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强调公司应负责任地从事经营活动，以实现对社会公平、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责任。
在笔者看来，公司的社会责任应远远超出狭义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这是因为公司作为社会体系中的团体公民，其生存必须依存于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环境之下，不可能只顾及股东利益者而不顾及非股东相关利益者。更何况公司的运行中，在遵从显形契约的同时还必须遵从隐形契约，比如公众形象、企业道德等。当然，公司的社会责任并非是无限的，而应是以“社会责任感”为底线，恪守非正式制度中的道德准则，使公司社会 ［2］
责任原则得以彰显。
二、分享中国还是中国分享：在华 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考察
2008年末《南方周末》推出的“中国企业社会
，责任评选”分别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绩效进行了
对比分析。该评价表明，在研发创新方面，尽管外商投资企业相对而言多数是从事技术密集型企业，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在资金投资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技术并在中国内地设立了许多研究机构，但较之国有企业的推动力度多给人以发力不足的感觉；在产品质量方面，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子、通讯、汽车、化工、制药和食品等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调查发现100家上榜世界500强在华企业中有46家做的相对较差，特别是电子通讯行业的企业，产品安全和质量问题比较突出；在环境保护方面，总体上看比较规范，但尚有5家企业未能通过国际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0认证；在劳资关系等方面，他们绝大多数通过了OHSAS18001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认
但其中有超过20%的企业没有成立工会；在慈证，
善捐赠方面，其捐赠总额为2.2亿元，在上榜的100家企业中有34家企业没有任何捐赠行为。至至少存在以于世界500强以外的在华跨国企业，
下方面问题：1.价格转移问题；2.技术转移问题；3.利用知识产权保护，构筑专利防护障碍，实行行业垄断；4.环境保护问题；5.劳资矛盾问题；6.贿赂问题。以下仅着重就劳工权益问题作一分析。《华盛顿邮报》案例1：1992年曾报道，世界名
牌Levi牛仔裤在中国监狱使用犯人生产产品，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在美国引起一片哗然，其产品随即受到消费者的强烈抵制。为了平息公众舆论并挽回品牌声誉，公司迅速发表了题为《关于选择国
的生产守则。家和商业合作伙伴的承诺与方针》 案例2：2004年2月9日，美国全国劳工委员
会等机构发布报告，指责沃尔玛供货商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合艺厂和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秦氏企业手袋厂违反国际劳工标准，存在工作环境恶劣、克扣工人最低工资、非法强迫工人加班等情形。尽管沃尔玛也曾对工厂进行过检查，但在厂家的“暗箱操作”，《华盛顿邮后，检查形同虚设。对此 ：“很难判断沃尔玛是真的看不到真实报》评论道 ·68·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 ”情况，还是不愿意看到真实情况。
案例3：2008年12月，中国大学生关注可口——全国可乐调查小组发布《可口可乐调查报告—
，最有价值品牌故意逃避法律和社会责任》指出可口可乐装瓶厂存在大量滥用派遣工问题：派遣工
旺季工作时间每个月高达330小时，违反了《劳动法》的工时标准规定，工资亦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甚至存在拖欠并克扣工资的情况。报告一出立即引起社会关注，全国总工会甚至为此在2009年1月7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有关劳工权益问题早在1993年就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工会组织、学生组织曾批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加工企业是“血汗工厂”的典型。这些组织与消费者运动、国际劳工运动和女权运动等结合起来，开始以企业社会责任为诉求，在中国沿海外资企业中逐步推动劳工保护工作。在此压力下，跨国公司不得不开始要求其供应商接受有关劳工标准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审查。自此，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积极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世界著名休闲品牌
Timberland很快就在中国推行生产守则，并要求生产企业必须公开张贴劳动法相关条文和Timberland的行为守则，还出资安排其生产商参加社会责任的国际培训计划。不仅如此，某些跨国
如世界著名体育企业甚至自发地积极组织工会， 2001年就积极推动其位用品公司锐步（Reebok），
于深圳和福建的两家供应商企业建立工会组织。锐步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它在印尼和泰国的生产工厂的经验已经使“象警察一样监督”它认识到这种方式并不是很有
效，而且这种方式无以长期维持。因此，建立工会是锐步为降低监督成本、推行社会责任标准，所采取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举措。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也涌现出一批以维护劳工权益为己任的NGO
“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CO），组织，例如深圳的就是一家专门从事劳工保护行动和研究的民间机
构。自成立以来，该组织不仅开展了包括调查研究、公众倡导、咨询培训、法律援助、工人社区教育和社区服务等方面工作，而且还与“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香港乐施会和福特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展开合作，同时还与锐步、耐克、阿迪达斯等跨国企业联合推行企业社会责任
［3］ 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我国劳工权益问题已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国际上一些非政府组织甚至直接介入其中，一些跨国公司也在中国尽力推行企业社会责任，而且在我国也已出现了以为劳工维权为己任的非政府组织，但进展并不尽如人意，或者说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行仍然限于重重困境之中，如沃尔玛公司的作为甚至连其国内媒体都有所质疑。这是因为由于种种原因所限，在中“监查”国的跨国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