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多样性，不过需求仍然表现为缺乏弹性；对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摊极为敏感；农民开始有了自主产权意识，同时参与供给决策的要求逐渐增强，但是仍然是被动性消费；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具有差异性。农村公共产品本身的地域性特征（生产的地域性），公共产品的消费地域性和管理的地域性是同时存在的。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叠加性（符合马斯格雷夫和萨缪尔森认为意愿需求曲线具有垂直可加的性质）。
（2）公共产品需求的本质是具有支付能力的需要。一个地区、一个社会需要什么公共产品，需要多少公共产品，是受该地区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的。从农民的需要出发，既要考虑当地生产力水平和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还要考虑农民的实际承受力。当前大部分的相关研究一般都是强调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是巨大的：一是由于“二元分割”导致的历史欠帐太多；二是农民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越来越个性化。
（3）关于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迅速增加的原因的探讨。主要观点有：一是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增加有收入效应，农民收入的提高对公共产品提出了更高需求。收入水平的提高还可以改变公共产品的属性；二是我国农村战略性经济结构调整，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新需求。农业的增长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也改变了农村社区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内涵和结构。农业高科技的推广和农业产业化的繁荣所带来的农村经营方式的重大转变，都必然对农村公共产品提出更高的要求；三是加入WTO使得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有了新的需
求。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与国外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甚大。农业支持方式的改变要求较大幅度地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四是由于经济人行政官僚的主宰把持，通过公共产品需求的扩大化来实现公共产品供给预算的最大化，利用其供给中的垄断地位来掠夺村民剩余。公共产品需求呈扩大化倾向，甚至导致供求的“错位增长”。因此，公共产品需求的动态性和递增性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而对公共产品需求增长中的消费阻力没有人去注意和研究。
（4）农民需要我们提供什么公共产品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不能回避对农民公共产品需求特点的研究。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特征进行研究的几乎没有。韩玉龙（2003）对公共服务进行了调查，广大农民对社会化服务的要求更为迫切，其内容也更具广泛性和多层次性。有学者研究京郊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得出：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农村公共品有所降低；有关社会化生活服务的需求上升，折射了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变化。我们（2004）通过扶贫资金投向的课题调查，得出了贫困地区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程度，也许是一个比较全面而满意的回答了。因此，除了要研究公共产品需求总量的适度增长，更要研究公共产品需求结构的合理化和优化升级。 （5）只有少部分研究对需求进行了简单的分类。主要将需求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需求，或者用具体的公共产品需求罗列代替分类。我们建议可以按照其它分类标准进一步细分，例如分为生产性公共产品需求和生活性公共产品需求，“硬”的公共产品需求和“软”的公共产品需求，等等。这样有利于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增
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针对性和瞄准度。
（6）很多研究提到建立“需求表达机制”，认为农民在现有的决策机制下是没有需求表达机会、权利和能力的。但对该机制建立的设想和论证比较模糊，只是涉及到基层民主制度、组织化程度和供给谈判制度。但对农民知识培训和意识树立也是很关键的。对需求识别、瞄准和需求实现等研究几乎没有。 4.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分析 4.1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
总体而言，我国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能完全适应农民的实际需求，存在着量少、质低以及地区性、结构性失衡等方面的问题，对需求的动态适应性不强，供给过剩和部分短缺现象并存，阻碍了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对供给现状的研究有以下共识： （1）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是不足的。多年来政府对农村公共品供应系统投入太少，投入和管理的体制十分落后。李燕凌2004）利用对数模型，得出收入对交通运输及通信、文化教育娱乐、医疗卫生保健三项公共品的消费的收入弹性系数却远大于，反映出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现实。学者们都用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和农业投入比重下降来说明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民就业缺乏培训；城乡税制差别；现有的科技水平对农业支持不够；乡镇机关服务意识不高，效率低下，等等（王磊；胡兴禹，2004）。 我们特别要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主要有：
①主要是财政的非农偏好和财力有限（周立新，2002）。农村经济基础条件差、经济发展缓慢、投资收益率低，近年乡镇企业效益低下也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普遍不足；张军和何寒熙（1996）认为是原有的公共财政制度崩溃，地方财政收入的萎缩，农户投入激励不足而造成的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下降的困境；②大部分学者（林万龙，2003，胡兴禹；嘉蓉梅；肖德均，2004）认为原因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其派生的制度安排。农民由于“身份”的制约，没有真正享受到国家应当为他们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马晓河；迟福林，2004）。从根本上讲，主要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双重作用的结果（岳军，2004）。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公共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不合理（黄志冲，2000）；③对公共产品消费权益重视和保护不够。出现私人与公共两类物品之间的跛脚发展模式，导致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严重短缺；④公共产品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是其供给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⑤农民本身存在的文化特质也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一个原因（朱迎春，2004）；⑥独立、分散的众多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样性和供给渠道单一的矛盾；⑦郭熙保（1995）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定义为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内在弊端。在不同的原因分析后，学者们各自就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提出自己的对策。
（2）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不合理。公共产品供给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硬件多，“软件”少；准公共产品多，纯公共产品少（黄志冲，2000；汪前元，2004）；重视短期公共产品而轻视长期公共产
品生产；重“数量”轻“质量”；重视新建，对于维护、维修已有的公共产品成效不明显，供给意愿不强烈；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民不需要的或者需求较少的公共产品却大量过剩（刘保平，2003；郭泽保，2004）；生产所需的要多，而生活所需的要少。公共产品供应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加剧了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陈杰，2003）。这是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供给主导型”，而不是“需求主导型”决定的。
（3）县乡“吃饭财政”没有能力提供公共产品。分税制使得财权中央化、事权地方化，从而造成县乡财政困难，无力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恶化了县乡财政，农村公共产品应有的财政支出规模让位于吃饭财政，加之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滞后，制约着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一事一议”的农村公共产品机制存在着不合理和操作上困难（刘鸿渊，2004）。
（4）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公平性。表现为城乡不平衡和地区不平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我国城市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有很大的差别（岳军，2004）。成本基本上是由农民自己负担，成本分担中存在着严重的非累进机制（叶兴庆，1997），导致低收入者往往承担了更多的成本（农民不仅要分摊乡村两级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成本，还要分摊全国性、地区性的公共产品成本）；比较利益越高的产业实际负担率越低；集体经济薄弱地区，实际负担率要高于经济发达地区，完全与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理论相背离。还有，由于各农村地区公共管理主体的能力存在差异，提供公共产品在量与质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