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到来后，各国对是否应开展自由贸易的态度变得更加暧昧。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情况下各国争相转嫁危机不同的是，此次贸易保护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表现出了人们对待贸易保护既谴责又渴望的矛盾心里。例如，在西方7国新近出台的经济振兴计划中，都多多少少带有保护主义的色彩。但在2009年2月14日召开的财长会议上却发表声明称，稳定金融市场和推动经济增长是各国需要采取措施的“优先目标”，同时痛批正在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号召全球共同抵制。再如，以往双边谈判多为互利互惠，如今却成了讨价还价的平台。2007年12月美国在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向中国要价和施压倾向明显，出现了美国处于攻势而中国处于防守的态势。
不仅如此，经营者需要对付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更具伤害性且隐蔽。近两年来，西方国家实施的反补 贴调查远远大于反倾销调查。例如，美国继2006年10月对中国铜版纸发起补贴调查后，又连续对我国发起多次补贴与损害调查，直接涉及到我国8.6亿美元的出口和500多家企业7万人的就业。欧盟也已经表示，对于非市场经济体在反倾销调查中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企业，自动适用反补贴调查。一般认为，反补贴针对的是政府，影响的却是一个整体的行业。至于服务外包，因其提供的产品是无形的劳务，因此政府的
保护常难以琢磨。一种方法是禁止能够开展外包的工作离开国境，当然这种政策执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另一种是政府制定规则，对服务外包加以控制。在美国，已经有一系列州或联邦政府层面的对付实施服务外包的私人企业的方案出台，当然实施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这些保护措施，对于提供服务外包劳务的国家来说，更是闻所未闻。
2 新型世界市场对经营者的要求更为严格 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新型世界市场，迫切需要整体型、全球化的国际经贸人才及复杂贸易局面解决方案的专家。在描述国际商务管理者所应具备的特征时，有研究者用了这样一段描述：“灵活的个性，广泛的知识面，文化移情价值观，普遍友好、耐心、谨慎，无可挑剔的教育和专业或技术资格――所有这些都是一流的，并且具有健康的体魄、创造能力和同辈的尊敬。如果家庭也得到同样的恩赐，将会更好”。表1列出了西方企业选派海外管理者的特征。这些特征的相对重要性可能会发生戏剧性地变化，当然，这取决于企业和具体情况。
可见，高级别综合型的国际经贸管理人才、跨行业的国际经贸管理专才等将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贸易市场最为紧缺的人才。转型的世界市场，商务活动更为复杂，没有全球的眼光和经营头脑，就难以胜任。以服务外包为例，国
际服务外包包括很多种商业服务，比如说数据进入，电话呼叫中心，以及软件服务等。美国、英国等国的跨国公司是服务外包的用户，提供者主要来自印度，此外还有菲律宾、中国、俄国和中欧一些国家。美欧跨国公司之所以看重印度的服务外包市场，是由于那里不但劳动力成本低，而且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并且会讲英语。其他国家要想从事这种业务活动，首先得过语言和技术观。如何满足这些条件，无疑给世界市场新领域的经营者带来挑战。
3 新型世界市场的业务范围更加广泛且有难度 有人说，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个所谓的叫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也就是说把那些已经过时的技术，过时的生产方式，过时的产业进行一定的淘汰。因此，这个时候会产生新增长起来的企业，新增长起来的产业和技术，世界市场的业务范围将更加广泛且有难度。危机过后，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要求世界市场上经营者所具备的知识结构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为了引进经济建设所需的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要求外销人员不断掌握新知识、新概念；随着世界市场竞争的加剧，要求有大批熟悉世界贸易组织各项协议和国际贸易新规则的高素质人才。对此，参与者应有各种各样的应对手段，去解决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市场转型所带来的种种难题。这既要求政府适时采取措施，有针对性地对在校学生和
已经从事国际经营的人员进行教育和培训，同时也要求经营者本身加强学习，以适应新的环境变化。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要强化国际经贸人才的培养
随着世界市场的转型，其经营者受到巨大挑战，人才竞争风生水起。在世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在面临什么问题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瓶颈时，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的董事长王辉耀先生做客人民网“中国企业走出去”系列访谈时说：“中国企业现在出去面临的最大的瓶颈和最大的障碍并不是资金的问题，也不是我们没有这种愿望，我们可能面临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没有大量的熟悉国际化运作的真正国际商务人才，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巨大的瓶颈。” 尽管全球经济衰退尚未结束，但世界各国已纷纷着手制定经济复苏后的长远发展战略，力争在全球经济复苏之后能够占据发展的“制高点”。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应抓住机遇，在新一轮世界市场转型中赢得先机。
1 重视发挥政府在国际经贸人才培养和使用上的作用 迈克尔?波特把政府支持国家竞争力的角色分为两类：一是简单的基本原则，如鼓励改变、促进国内市场竞争，与刺
激创新等；二是某些特殊的政策做法，而“把重心放在创造专业性因素”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在部分基础事务上，如小学与中学教育体系、基本的国家基础建设、医疗保健等广泛领域，政府具有重要的创新责任。不过，创造专业性因素的种种一般化努力很少能产生竞争优势。反过来说，能转换成竞争优势的因素，是先进的、专业化的而且与特定产业或产业群相结合。诸如专业化实习课程，与产业相结合的学术研究，以及最重要的，企业的私人投资等机制最终创造出能产生竞争优势的要素”。可见，政府的组织引导对人才培养的作用十分重要，而政府介入的主要途径是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创新机制。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市场转型的新局面，建议政府从以下几个环节入手。 第一，为高素质的国际经贸人才培养提供组织保障。要根据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形势发展和变化的需要，采取措施，通过鼓励高校和企业合作，大力发展国际经贸职业教育等多种路径，着力培养通晓国际经济贸易和法律知识，具有实干精神和经营管理能力、熟悉新型世界市场的专门人才。同时要建立并利用人才资源信息网，充分发挥人才市场作用，用好现有国际经贸人才。
第二，完善国际经贸人才的选用机制。要创造条件，让国际经贸人才与用人单位进入市场双向选择，通过竞争，使能够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复杂世界市场局面的应聘者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