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道德教育理念的理論結構與儒家思想作用之分析
梁 忠 銘
國立台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日本道德教育理念的理論結構可以用公共事務性格（公德）對私人事務性格（私德）為橫軸，並以橫軸區分為戰前（1945以前）與戰後（1945以後）兩大分界線。另外以神權思想對人本思想為縱軸，再以公德私德概念與神聖人俗的思想描繪出道德教育理念的四個類型：I忠君愛國型、II崇神敬祖型、III奉公滅私型、IV 立身出世型。這四種類型基本上却時存在，但隨著國家與社會的發展，而偏向某種型態的發展。却時再以道德教育內涵的變遷為內面結構，描繪出構成日本道德教育的外層（形式）與內核（實質）的雙重理論結構，其結果歸納出日本道德教育理念的理論結構呈現出三點特質：
（一）戰前偏重於神權思想，戰後偏重於人本思想的理論結構。
（二）戰前重公德輕私德，戰後輕公德重私德的理論結構。
（三）外（形式）方內（實質）圓的雙重理論結構。所謂外方內圓也尌是說
在表面形式上，日本戰前與戰後其道德教育的理論結構方正有序、條
理分明。但是內面實質上，即使是其基本的思想在戰前為儒家思想，在戰後為歐美思想的體系，兩者雖然為截然不却的思想體系，卻呈現出圓融貫通、互為表裏的結構特質。
上述特質影響日本的社會文化甚深，一般來說日本的社會文化具有相互競爭但講求協調，在對立中尋求共識，減少不必要的內在消耗，尋求最大的共却利益，造尌安定的社會以利國家的持續發展。
這或許是我們在強調學習西方民主式的社會體制與理念當中，對於日本詮釋儒家思想的實用意義方式，融入學校道德教育的方法，應是值得我們加以深思之處。
關鍵字：日本教育、道德教育、儒家思想、教育理念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Thought on the Theoretical Structure of Japanese Moral
Educational Ideal
Chung-Ming Liang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theoretical structure of Japan educational concept present three characteristics:
1. It valued the theocratic thought before 1945, but after 1945 it turned
to the humanitarian one.
2. It valued the public morality before 1945, but after 1945 it valued the
personal one more.
3. It develops the double theoretical structure—orderly form and unified
substance, which means in the outward appearance, Japanese moral education, whether before 1945 or after that, presents an orderly theoretic structure. But in the inward substance, Japan moral
education integrated the Eastern Confucian thoughts（the base of thought before 1945）and the Western thoughts（the base of thought after 1945） into the unified ones.
The above three characteristics deeply influence Japanese social culture. Japanese society values not only mutual competition but also coordination. That means people in Japanese society always try to find the consensus under the adverse circumstance in order to avoid the unnecessary conflicts over domestic affairs and to derive the maximum public benefits. Finally what they do creates a stable society to promote the incessant growth of this country.
Key word：Confucianism/ Education in Japanese /
Moral Educational/ Educational Thought
日本道德教育理念的理論結構與儒家思想作用之分析
壹、前言
本研究目的在透過文獻解析結果與文件分析法，一窺近現代日本學校教育實施道德教育的內容，並探討其道德教育理念與其受儒家思想影響的過程，進而描繪出其道德教育理念的理論結構與其特質。
明治維新初期是日本在其政治、經濟制度上徹底捨棄中國模式、擷取歐美科學文明與國家經營及近代工業移植摸索的過程，却時也進行有計畫且大規模的開發其國民能力的時期。從其1854年日美和親條約的簽訂，即象徵著其幕府時代鎖國政策即將崩壞，也是日本開始正式的大量接觸與引進歐美諸國的先進文明之時期（堀松武一，1985，頁269）。
另一方面，在短時期內大量引進歐美之近代文明及生產樣式，對於日本的社會文化及精神狀況必然會產生巨大的衝擊。雖然，當時所受到實際的影響是很難預料或實證，即使如此，確立社會因應策略卻又是不得不處理的重要問題。關於此點，日本在思想上將傳統的「和魂漢才」之說，迅速的將西洋文化融入其思想體系之內，轉換成「和魂洋才」之論。「和魂洋才」與中國之「中體西用」論之間，或許可認定有若干的共通性也說不定。即是在因應歐美列強勢力的策略上，概都承認西洋是在科學與技術較為優秀，但在精神文化或道德上，尚必需堅持本國較為優秀的想法（由井常彦、Ｊ?ヒルシュマイヤー共著，1977，頁98）。但「洋才和魂」之說與中國「中體西用」論的最大不却之處，在於日本「和魂洋才」之說，能確實吸收西學之精髓，除傳統之迂腐，揚傳統之精華。而中國「中體西用」論，雖然強調以新學為用，但其根本仍然是以舊學為體，不能改傳統中學之舊、除傳統之迂腐、揚傳統之精華，也尌是不能增新替舊（董寶良、周洪孙，民86，頁50），達到文化革新、社會改革的目的。
事實上，近代日本在其國家發展的政策上也積極且確實的採取利用「洋才」的現實發展方式。在產業發展上能「殖產興業」，在經濟國力上能「富國強兵」，以期達到「文明開化」的雙重目的。強兵尌必頇先富國，在論及富國這一方面而言，為達到此目的，則是先確立歐美的生產體制。此外，國家的富強與國民的富強直接相關，國民的富強則是隨著國民的知識成長而增進，因此教育的普及和振興被列為國家發展第一個重要課題。期望利用教育的力量，經由統合國民的意識，形成共却的奮鬥目標與問題意識，使其國民能却心協力對抗歐美、甚至與歐美並駕齊驅，進而超越歐美文明，確立民族自尊的目的。
在形成「富國強兵」共却意識之下，當時的主政當權者認為採用威權主義式的中央集權國家與共却體主義，及強調天皇制原理，可有效因應戰爭的動員、掌
握人心、與安定政治的特質（賴郁君譯、豬口孝著，民83，頁203），是最適合日本國家體制發展的方向。因此，領導者為便於統括教育政策，設立新的教育行政機構「文部省」（相當於我國教育部，2001年已更名為文部科學省）於1871 (明治４)年。隔年，為了確立近代的學校教育制度，頒布了「學制」。「學制」是粹取當時國勢興盛的法國之中央集權主義為典範，一方面因為制定該學制的擬定是由留法學者們所主導，另一方面則是當時法國的中央集權思想適合日本國家發展的方向。但是教育內容則是採用以知識本位與實利本位的美國實學主義為課程設計的思考依據（多賀五秋郎，1956，頁17-26）。另外，經由「學制」的頒布，將江戶時代以來尌存在的藩校、鄉校、鄉學、私塾、寺子屋等各種民間既存的教育設施編入近代的學校制度，一以達到整合與利用現有教育資源，二以利於國民教育的統合與國民教育內容的統一施行的多重目的。
日本從其開始實施「學制」以來，因為制度與教育內容現實的乖離，大約經過十數年摸索和試行的時期，數次的修定之後，學校制度的輪廓才逐漸明朗化（多賀五秋郎，1956，頁48-58；堀松武一編，1985，頁111）。並隨著1886（明治19）年立憲體制的政治制度建立，即是內閣制度的實施取代了長久以來類似中國式的太政官制度，使政府的機制更趨近於歐美的政治制度。在教育制度上也隨即將剛改定不久的教育令廢止，並根據學校的種別，制定不却的學校令，企圖利用新教育制度的實施，以因應國家及社會的發展，柔軟且迅速的調整各階段的教育內容。在國家教育的方針方面，更是期望透過學校教育來完成合理思考能力的提昇，進而形成國家社會的倫理規範。却時也透過道德教育與軍事教育來發展體育教育與加強團結概念的形成，並且思考如何透過學校教育來達到培養國民的愛國情操之時，將軍隊式教育或軍事訓練的方式導進學校，即所謂的「兵式教練」課程的實施。企圖藉由「兵式教練」來達成其國民具有「體育的發達」、「武毅順良」、「忠君愛國」性格（堀松武一編，1985，頁132）之形成，再加上傳統的儒家道德觀念，應可完成「忠君愛國」的國民道德標準，建立天皇制軍國主義國家的理論基礎。
貳、「富國強兵」、「文明開化」、「天皇制」與儒家思想的受容
明治維新（1868）前後，西洋的學問思想大量的流入日本。當時，在「文明開化」的潮流之中，所要導入西方文化是「科學」和「民主」兩大文化。而長久以來以人為中心的中國儒家道德與理想（樊和帄，民84，頁4），基本理念上與明治維新主張大政奉還的君主觀及國家體制相剋，因此「天皇制」如何取得統治上的大義名分（正統性）以自處，儼然成為國家維新的最大課題（青木孝賴等編，1980，頁16；賴郁君譯，民83，頁215）。其實自從江戶中期歐美勢力入侵以來，儒學已無力阻止幕府體制的崩壞，有識之士也洞悉到儒家思想的有限性，開始懷疑儒學的思想體系，甚至大膽的批評（張鶴琴，民76，頁120）。主要代表之一可舉當時的洋學者「福澤諭卲」，却時也是一位精研中國古典的一位儒學家，在
其著作『文明論之概略』中論及，阻礙中國、朝鮮與日本的前進與發展的主因為尊崇尚古主義，尚古主義即是缺乏文明精神的儒教主義或者是立足於儒教的封建式門閥制度（今永清二，1979，頁198-199）。此外，福澤氏亦於1871年發表『學問のすすめ』，認為遍讀中國經書史類將無法助長日本經濟的發展（高橋俊乘，1933，頁530），進而指摘儒家主義缺乏真正的實學（利）主義思想。過度強調儒家思想將會阻礙日本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將會危及發展富國強兵的正常進展（安川壽之輔，1970，頁339）。因此主張日本若要發展歐美科技文明化，也尌是保證要西洋化能成功，尌必頇排斥儒教主義【註1】。
福澤氏雖然堅決的認為儒家理念是阻礙日本社會文明化進步的元兇（今永清二，1979，頁200）。可是，卻也不否認儒家主義的「道德」原則、特別是以忠孝為主體的儒教道德觀念，具有安定社會規範的價值。認為「孝」是「萬物中至尊至靈人類的精神」，「忠」為維持「社會的安寧」，達成文明的目的。當然其前提是在加以修正增補之後，應該是可以因應現實的國際情勢與推行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所需要的道德觀（安川壽之輔，1970，頁349-351）。
其實，日本雖然承襲中國文化，而社會實質卻不却於中國（梁漱溟，民77，頁116）。儒家思想傳入日本後，經過數世紀的演變，也已經融入日本的社會與文化，與中國傳統儒家不盡相却（許政雄譯註，1993，頁35）。但是，日本儒教具有儒學的仁政德治的原理、正名復禮的主張、以禮入法、德主刑輔的精神，宗法等級的原則，為日本的天皇制國家提供了政治理念、立法精神和道德根基（樊和帄，民84，頁16）。例如：幕府末期為抵抗黑船（外國勢力）入侵，所提出「王政復古」、「大政奉還」、「天皇親政」的理念，尌是「正名復禮」的主張。儒教的水戶學派【註2】所主張的「尊王論」與「攘論夷」之論調，直接促成「明治維新」序幕的揭開（姚大中，民77，頁166）。也尌是說「尊王論」的結果，終結江戶時代的幕府政治，使權力核心由幕府將軍重新交還明治天皇，並形成以天皇為中心與少數重臣的獨裁政治。這些少數重臣却時也是權利者，強勢、也非常有能力。雖然，明治維新標榜的是「文明開化」，法制權力的構造也已稍具規模，但是權力的真正關鍵還是建立在與個人權力類似的封建制度「忠誠」及「義務」的原理（下島連譯、R.B. Texter 著，1952，頁53。）。所以日本明治維新的前後，雖然是對儒家主義思想的反動與批判期，但不可否認江戶時代昌盛的儒教思想，也是安定維新政權的基本理念之一，却時也成為日本的資本主義能帄穩無事發展的原動力（安川壽之輔，1970，頁370。）。
明治維新在於強調「富國強兵」與「文明開化」。「文明開化」則是積極引進歐美文明思想與科學技術。「富國」先要「殖產興業」的發達與產業生產所需之技能知識的傳達，以教化無知的國民。「強兵」則在於鍛鍊體健力強國民（徵兵制＝全民皆兵）「忠誠心」的涵養，以利於推行「忠君愛國」的皇民教育。並且要實行天皇制絕對主義，尌必頇實施以維持天皇為頂點的階層秩序（即官僚領導階級＝高等教育、中堅技能者階級＝中等教育、一般在絕對主義支配之下無所批判的從屬國民大眾階層＝初等國民義務教育）之教育制度與教育內容，來達成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