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共产主义乌托邦正盛行于一时,为底层百姓呐喊与张目是从事木刻的革命青年发自心底的愿望与甘之如饴的做法,甚至可以为之献身。
这么一种热情,运用于刀下,乃展现出非常强烈的风格,把社会的不合理与人生的残酷,撕开来给观众看。
后来,这些起初的木刻运动倡导者,几乎都投身到实际的战斗中去了,然而在血与火中,他们创作的力度却没有随之增强。
这是为什么,也许因为生长的结果总难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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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一如既往。
我们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木刻运动逐渐背离初衷,仅从刀法上看,便显得圆润平滑,没有了当年强烈的感情与富有力量的表达。到了文革,力量倒是得以恢复,那种底层的意味却被伪底层取代。进入改革开放后,形式多样化了,也有许多技法上新的尝试,但总体上给人的感觉还是相对乏力。
这是立场偏移的结果?似乎木刻更加适宜表达的就是鲁迅最初为它规范的内容:对社会的抗争与为底层代言。
而当那些早年的木刻青年完成了角色转换,进入新社会的精英阶层,即使依然有革命冲动,也没了发挥余地。其中不少人更在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中沦为右派或其他冲击对象,困扰他们的不止是地位的滑落,更加折磨人的还有精神上的自责、自困与莫名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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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种创作状态,如何能有高昂的创作激情?
而其时潜在的?新芽?,也无法露头,或者只能保持?幼小?了。
至于近二三十年的当代木刻,更多地试图对人生与世界作出复杂的阐释,不能说没有成果,却并没有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
试想如果鲁迅自己来看这样一个展览,他会说什么?
他应当讨厌那么多自己的藏品与以自己为主题的作品,这些藏品尽管也可以归入广义的木刻,与他心目中的木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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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却是背道而驰的,他细心收藏与拓印的时候正处于命运低潮,无事可干,聊作消遣而已,怎么能够成为展出重要的一部分呢?至于自己的面孔,有必要如此规模地成为创作题材吗?
如果鲁迅健在,他一定会劝那些创作者眼光更多地关注底层民众,一如当年江丰、夏朋、彦涵等人做过的。
可惜在这个展览上我们太少甚至没有看见类似的当代作品。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鲁迅倡导的木刻精神正在失落?或者它依然活着,但潜行于地下。
我并不主张作为一种艺术样式的木刻一定得与某种政治观念或社会潮流联系在一起,但这个以鲁迅为旗臶与号召的木刻展览,显然没有很好反映出他所代表的精神之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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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这是策展人的旨意还是情况根本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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