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也算是中产阶层了，可这心里总是不踏实。”刚刚领到工资的王女士看着工资条感叹，明天又是还房贷款的日子了，一直到今后的十六年，这个日子就像紧箍咒一样套在头上，“还得存钱给孩子上学，最怕的就是生病，医院的大门进不起。”
买房、上学、看病，这与老百姓生活休戚相关的三件事将老百姓的钱袋看得死死的。“买房贵、上学贵、看病贵成为的新的民生三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经济社会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这样认为。
“我常常说不是三大问题，而是四大问题，还要加上养老。”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日前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说道。
四大问题：社会普遍关注
“每个月的房贷款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了，教育是马上就要面临的问题，也得开始给她存钱了，这些现在都还凑合，我和老公最怕的就是生病，再加上养老，不过那个还早，现在都还没精力考虑。人活着实在是太辛苦了，每天小心谨慎地工作，就业压力这么大，我和老公都在私营企业，哪天失业了还不上房贷，我们一家三口就要露宿街头了。”已经步入中产阶层的王女士并不像外界描述的那样“小资”。
王女士是新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2000年大学毕业就参加了工作，2002年结婚生子，丈夫也是一根独苗，“上有四老下有一小”是现今社会典型的家庭结构，“我父母还好，都有退休金，日常生活不成问题，也是怕生病，公公婆婆只有一份退休金，每个月我们还要孝敬一点。”
惟一让王女士欣慰的就是四年前就和丈夫贷款买了房子，虽然房子在北京的四环开外，每天上下班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达两个多小时，每个月还有近两千元的房贷款要还给银行，但是看着近几年直线上蹿的房价，王女士还是感到庆幸，自己当时没有犹豫，那时的那点积蓄拿到现在，买房子想都不敢想。
像王女士这样的家庭只是普通居民生活的一个缩影，王女士和丈夫两人的月均收入将近8000元，属于城市中的中等收入家庭。采访中记者发现，在城市，还有众多的低收入者家庭买不起房，一家几口挤在租来的小屋内；在农村，房子的问题并不突出，子女的教育却是很沉重的负担，生病不敢去医院，“大病拖小病扛”是农村的典型现象。
“三大民生问题加上养老已经不仅仅是低收入者、贫困家庭负担不起的问题，而是中等收入者的利益都受到了侵犯，成为社会的普遍问题。”唐钧告诉记者。
蓝皮书中显示，近几年，住房、教育、医疗三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例越来越大，在城乡均已占消费支出的1/3左右。这三项支出的增多，减少了居民的日常消费支出，增强了居民的储蓄意愿，再考虑到养老问题，居民更加谨慎地捂紧了钱袋子。“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在接受采访的居民中，多数人这样认为，“因为今天你怎样储蓄，就意味着你明天怎样生活。”
“银行一个劲地降低利息率，最近又传言要取消活期利息，但是我相信即使是这样，老百姓还是要储蓄。”唐钧并不相信通过财政政策就能刺激消费，“什么时候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了，他才敢去消费。在某种意义上储蓄也是一种消费，是未来的消费，在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百姓今天还要担心明天的生活的情况下，人们在即期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选择也不会发生变化。” “利息再降也要存钱，不然拿什么给孩子上学，单是入托、小学、中学的费用也是每月的一大笔支出，还有大学，想想都有点害怕。再说了，谁能没个灾病，不存点钱到时候怎么办？”在对王女士的采访中也证实了居民的担忧。
“买房、上学、看病、养老这四大问题，从社会发展的本身来讲是需要解决的，从另一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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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讲，不解决它是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唐钧告诉记者。
完全市场化：并不奏效
医疗、教育、住房、养老领域的严重问题，正在考验老百姓承受力的底线和极限。
以医疗为例，据卫生部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卫生总费用1980年是143.2亿元，到了2005年已急速上涨到6623.3亿元。个人和社会负担了大部分的费用，而面对如此庞大的费用，政府卫生支出目前只占17.2％。
“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让个人负担大部分的支出，而政府只承担小小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有限的医疗资源分配起来又十分不公，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唐钧认为基础医疗绝对不能市场化。
医疗改革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欧洲高福利型，我们的政府负担不起；美国社会保险型，我们的居民又缴不起。医改的“中国路径”还在探索之中。
“政府现在是愿意花钱，比方说合作医疗，但是问题是怎样综合各方面的效应把这个钱用好。现在的合作医疗是卫生系统积极，老百姓不积极，每年要出10块钱，对于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来讲很困难，并且只报销大病，而且还是要先付钱后报销，这老百姓就有意见，首先小病的费用没有保障，受惠面太低；其次让老百姓先付钱而他们根本拿不出这部分钱。”唐钧分析现在的合作医疗，“国家现在合作医疗每年补贴很多钱，但是老百姓的满意度却不高。”
再看教育改革。不管我们愿不愿承认，部分“上学”问题已步入市场的深水区。教育本来是弥补贫富差距的最好方法，但目前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扩大着贫富差距。我国居民储蓄高居不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教育。家长辛辛苦苦把钱赚回来，不舍得消费享受，存在银行里的目的也很简单——为子女筹措教育资金。
上世纪90年代的教育体制改革把学校推进了市场，而高校所面对的客户，就是那些含辛茹苦却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
再看住房。住房市场化后，一路飙升的房价让老百姓望而却步。据福州市物价局公布的房价成本，房地产项目的利润率平均为50%，最低为20%，最高达90%。珠海一些楼盘的利润率也高达60%～70%。据国家税务局估算，税费及房产税利润占房价的60%，建筑成本只占40%。 蓝皮书中指出，目前房地产市场是供求矛盾仍较突出。2005年住房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5.6%，是上升最快的，反映了房地产供不应求；但另一方面有大批住房空置，积压了大批资金。这种反常现象实际上反映了房地产开发中存在结构性矛盾，如住宅建设中，中高档、大户型的高价房多，低价的经济适用房和小户型比例小，而缺房户大多是中低收入者，造成中低收入者的需求与高房价不相适应的矛盾。开发商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尽量压低成本，取得低地价、低利率贷款。低投入、高利润、高房价使开发商大多成了富豪。在销售环节中，炒房团投机炒作，也扰乱了房地产市场，造成投机性需求和消费性需求并存的局面。 谈及养老问题时，唐钧告诉记者，“我们现在听到很多退休人员都在喊钱不够用，我们进行了很多的调研，发现实际上并不是说满足基本生活的钱不够用，而还是担心生病的费用，所以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养老金的问题，而实际上是医疗问题，这不是仅仅加一点退休工资就能解决的。” 在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按照国家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总体思路，未来基本养老保险目标替代率为58.5％。这里的“替代率”是一个保险术语，指的是养老金替代在职工资的比率。也就是说，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还不到在职工资的六成。
退休前后收入差了这么一大块，要维持先前的生活水平，单靠基本养老金显然是不够的。无奈之下，很多人只得拧紧消费的“龙头”，把现在收入的相当一部分存入银行用于将来养老，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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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花，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即期消费。
而在农村，许多老人在古稀之年还要下田劳动，丧失劳动力的时候，则绝大多数要依靠家庭养老。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讲，人有六个方面的社会基本权利：生存权、健康权、受教育权、工作的权利、居住权、拥有财产的权利。我们谈论的四大问题都包含在这六大基本权利里面了，之所以说这六个方面是基本权利，就是说完全用市场化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唐钧研究社会政策已有二十余年，“我们社会学家的想法并不是完全排斥市场，而是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市场能解决的。我们正在设计的一项体系中，很多也都要依靠市场的手段，但是基本的社会保障责任必须由政府来承担。”
社会保障：织就一张和谐大网
“改革到今天已经走到了一个攻坚的阶段，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改革之初那么简单，改革的一个综合效应已经显现出来，很多问题是需要综合考虑的。”唐钧坦言，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在二十年的社会政策研究中他学习了不少经济学的知识。
综合效应中很重要的就是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蓝皮书中显示了经济学家刘国光的观点。他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只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段时期，而不适用于初级阶段的整个时期。现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公平造成许多紧张与社会不和谐现象，潜伏着很多隐患。若继续把社会公平放在“兼顾”的位置，与我党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不相符，应该重点或者说强调更加关注社会公平问题。
专家指出，新民生问题的凸显反映出在我国全面迈进小康社会的情况下，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发展滞后的矛盾，一方面表现为总量供应不足，公共投入短缺；另一方面表现为分配不平衡，成为威胁和谐社会建设的隐患。
“建立一个能够覆盖全国的社会基本保障体系是保证社会居民和谐相处的最基本条件。”唐钧告诉记者，“社会基本保障体系是指政府、社会对弱势群体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个体系，要把建设这样一个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做好，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又不能回避，这个问题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变。”
唐钧所说的“政府职能的转变”指的是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建立政府投入公益事业的稳定增长机制。这可以将社会公共事业进行分类管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求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要由政府来负担，所需投入必须由政府财政保障；为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而非基本生活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则可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服务，为经营性社会产业，所需投入主要来自服务经营活动。
同时，政府要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比例。“到2010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应由目前的3%提高到4%以上。为保证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公共卫生经费占GDP的比例应从目前的0.9%提高到1.5%以上。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降低医疗费，使中低收入者都能上得起学、看得起病。教育和医疗费用的资源分配应向农村倾斜。”蓝皮书中这样建议。
“社会保障最新的理论认为社会保障并不是一个消极的救助，而它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投入，是一种再生产。”唐钧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并不单单是追求GDP的高速增长，而是要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也要关注百姓的满意度，有了社会保障这样的“积极投入”，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社会才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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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2 全国人大代表孙洁建议 构建农民工社保体系
日期：2005-03-16 来源：科技鑫报 作者：高 勇 蔡天鹏
全国人大代表，兰州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孙洁十分关注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她认为，我国当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工作最亟待关注的是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农民工和失地农民急需社会保障
孙洁代表说，农民工里最大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工伤保险，全国有农民工１．５亿，大量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差，工伤事故频繁，工伤保险是最紧急的；然后是医疗、失业、生育等保险。她建议，在城镇中，将农民工逐渐纳入到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中，享受城镇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在此基础上，强制性要求使用农民工的用人单位给农民工交纳一定的社会保险费。至于养老保险则可以考虑全国统筹安排。
她说，建立农民工按时发薪的长效机制和社会保障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同步进行的。至于不同险种的保险费，可以考虑由国家、用人单位和农民工自己三方各承担一定比例。
孙洁认为，留在农村的农民有相当一部分正面临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土地是农民主要的生活来源和保障，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一些农民失去土地，即使有一笔补偿金，如不能进入城镇就业，也会坐吃山空。所以，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社会保障的完善取决于财政支出结构
孙洁代表指出，很多非公有制企业没有建立合法的劳动关系，因此私企职工更没有社会保障。从全社会来看，这既违背了效率原则，也违背了公平原则。东南沿海地区ＧＤＰ的增长，主要来自非公有制企业，这里的非正规就业群体，一般是农民工，这些人对东南沿海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是效率的主要推动者。像江浙一带，非公有制企业更多。而非公有制企业里的就业方式就是非正规就业，这些就业群体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创造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也是很可观的，但他们的社会权益没有得到合法、有效的保障。
她说，政府现在面临着由过去的旧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化，在建立和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过程中，应当把财政收入的大部分转移到科教文卫、社会保障这方面，加大支出比重。“十五”计划提出整个社会保障支出要达到财政收入的１５％到２０％，今年是“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而目前社保资金只占到财政收入的１２％。一些福利国家，社保的支出要占财政收入的２３％，甚至２５％到３０％。社会保障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支出的结构。
完善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孙洁代表认为，在全社会逐步建立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还面临着不少问题。比如农民工在灵活就业的过程中，在这个城市建立了个人账户，回到农村以后，农村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就只好断保。在这个城市参保的，到另外一个地方，当地社保部门又不愿意接转异地参保的，致使这一部分参了保的人断保。养老保险社会统筹所交的工资比例，各地规定的也不一样。保险制度的不衔接、不统一，地区差别、城乡差别、政策差异??，影响了劳动力的合理充分流动，也影响到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的完善。参保人一断保，不仅影响自己的社会保障，也影响到社保的覆盖面。社保覆盖面一旦下降，社保基金的征缴能力、调剂能力也随之下降，最终影响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她说，统一、协调、完善农民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强化法律的制约手段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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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洁代表说，２００４年，社保制度有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社保入宪”。修改后的宪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国家现在人均收入已突破１０００美元，应该有这个财力，时机是合适的，而且需求量很大，也很急迫。面向农民工，面向非正规就业的群体，相应的社会保障政策应该尽快制定出台。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是到了必须建立的时候了。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４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里特别提到“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意见要求：非公有制企业及其职工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按照国家规定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有关部门要根据非公有制企业量大面广、用工灵活、员工流动性大等特点，积极探索建立健全职工社会保障制度。孙洁代表认为，致力于宪法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和有效实施，强化法律的刚性制约手段，才是有效解决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关键所在。
案例33 我国“十五”时期财税体制改革工作取重要进展
www.XINHUANET.com 2005年11月15日 11:01:43 来源：经济日报
临近年底，财经数据显得格外引人关注。据有关部门初步预计，2005年财政收入将达到3万亿元左右，比2000年的13395亿元增长1.3倍。
按这一数字推算，在“十五”时期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1.3万亿元，比“九五”时期增加6.2万亿元，年均增长16.9%。与此相应，预计“十五”期间全国财政支出规模将达到12.6万亿元 ，比“九五”期间增加6.9万亿元，年均增长15.2%。
上述数字显示，“十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平稳较快发展。与此同时，通过积极推进一系列财税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初步建立，财政实力不断壮大。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为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促进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十一五”时期的公共财政建设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十五”期间我国进行了一系列财税体制改革，其中，一些重大改革成为财税体制改革中的突出亮点。
改革和完善了出口退税机制。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后，出口退税由中央财政全部负担。这一机制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欠退税严重等突出问题。2004年按照“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对出口退税机制进行了改革，建立了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实现了“老账”还清、“新账”不欠的目标，树立了诚信政府的形象，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外贸出口，调动了地方政府参与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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